程曼麗，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國家戰略傳播研究院院長。
最近一段時間，一些媒體記者、公眾人物以筆代槍，矛頭直指各行各業的違法違規行為。此類事件的頻發引起各方重視，主流媒體紛紛跟進報道。事實上，自上個世紀末期以來，國內媒體的揭醜報道從未停止過，進入新世紀後的十幾年間，隨著社會化媒體的異軍突起，微博、微信等取傳統媒體而代之，成為揭醜的主力隊員，其矛頭所向，既包括政府官員的腐敗問題，也包括企業的產品質量及製假售假問題。而“惡之花”現形的結果是，一個個官員應聲倒地，一個個企業受到質疑。有人進而聯想到美國曆史上名噪一時的“揭醜運動”，驚呼：中國的“揭醜運動”開始了!
此話雖然逆耳，卻非虛言，它點到了問題的實質：第一，揭醜遇到互聯網，就會形成一場“運動”；第二，“揭醜運動”此時在中國興起，有其歷史必然性。以下主要就後者做一個分析。
一
“揭醜運動”又稱“扒糞運動”，產生於上世紀初的美國，是由媒體發起的針對大企業的貪汙、賄賂、枉法，政府和立法機構的徇私舞弊，新聞機構賣身投靠等行為所進行的揭露性報道活動。這場運動持續近十年(1903-1912)，發表各類揭醜文章2000餘篇。當時的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挖苦揭醜記者為“扒糞者”(muckraker)，記者們卻欣然接受了這一稱號。“扒糞運動”推動了美國政府的一系列改革，使輿論監督觀念深入人心，並促發了現代意義上的新聞調查和調查性報道的出現，給後世帶來深遠的影響。
問題在於，100多年前美國的揭醜運動產生於私有制基礎上的資本主義社會，100多年後中國所謂的揭醜運動產生於公有制基礎上的社會主義社會，二者風馬牛不相及，有什麼共性可言？從生產方式的角度看，二者是存在某種共性的，這就是“市場經濟”。
早在1979年，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就提出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的思想，《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進一步指明瞭方向，中國由此開始了從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變。在這一邏輯框架下，無論是“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還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都無一無例外具有“市場經濟”的屬性與特徵。
市場經濟是由價值規律自發調節的經濟，它驅使人們最大限度地爭取資源和權益，促進社會財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長。市場經濟又是一把雙刃劍，受其支配的人類社會極易陷入利己主義的泥潭，最終導致倫理道德的喪失和社會公正的瓦解。對於這把雙刃劍的影響，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Adam Smith)，以及批判性地繼承了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創立了無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早有預見。
說到斯密，人們提及較多的是他的《國富論》(1776年出版)，此書被視為現代政治經濟學研究的起點，斯密也因此被奉為“現代經濟學之父”。在這部著作中，斯密用“看不見的手”隱喻市場經濟的作用，提倡自由競爭，反對人為干預。他還從人的本性出發，指出利己主義是人類一切經濟活動的動機。有學者據此認為斯密主張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是商業利益的辯護士。事實並非如此。早在《國富論》問世的17年前，斯密就出版了《道德情操論》。值得注意的是，此書並非空發議論，而是有著很強的現實針對性。
斯密出生於蘇格蘭的法夫郡。當時的英國已經完成資產階級革命，並先於歐洲其他國家開始了工業革命的前奏。18世紀中期以後，市場經濟在英國興起並逐漸走向成熟。市場經濟使中世紀以來被禁錮的人身自由、平等意識和致富動力得以釋放，同時也帶來重商主義、極端利己主義的恣意蔓延。當時的一些學者(如孟德維爾Bernard Mandeville等)甚至崇尚“極端利己主義”，認為“私人惡行即是公眾利益”。
斯密對此深惡痛絕並予以駁斥，認為這種極端利己哲學是“放蕩不羈的體系”和十分有害的學說。
在《道德情操論》中，斯密建立了一個以“同情”為基礎的倫理學體系。在他看來，同情是人類最原始的一種情感特質，每個人都具有，無論是高潔的聖人還是卑鄙的頑徒。它不僅是人與人之間建立聯繫的紐帶，同時也制約著人們對個人財富和名聲的過度追求。在“同情”的理論框架下，斯密還對正義、仁慈、良心等倫理範疇進行了闡述。基於“同情”的理念，斯密針對性地提出構建市場經濟正義性的基本原則：契約自由、平等互惠、自利利人。他提出的“契約自由”為英國普通法系自由主義契約觀的形成奠定了基礎，併成為契約法的基本原則。如果說《富國論》的主題是財富增長的話，《道德情操論》的主題就是慾望約束，這並非“斯密悖論”，而是在洞察了市場經濟逐利本質後做出的理論貢獻。
對於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逐利本質，馬克思也早有洞見。在馬克思生活的時代(晚於斯密近一個世紀)，資本主義框架內的市場經濟已經發展到相當完備的程度，斯密所描述的種種弊端也在此時展露無遺。馬克思雖然是從市場經濟的細胞——商品和貨幣開始他的經濟理論研究的，但是對於商品和貨幣帶來的異化現象，他從來都持批判態度。馬克思指出：自從把交換價值當作商品保持以來，求金欲就產生了。“隨著商品流通的擴展，貨幣——財富的隨時可用的絕對社會形式——的權力日益增大”(馬克思,1867/1983:112)。他曾引用很多名人言論以揭露人類瘋狂拜金的醜態及其帶來的社會道德敗壞的後果。如哥倫布(Cristoforo Colombo)說：“金真是一個奇妙的東西！誰有了它，誰就成為他想要的一切東西的主人。有了金，甚至可以使靈魂升入天堂。”又如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說：“金子！黃黃的，發光的，寶貴的金子！只這一點點兒，就可以使黑的變成白的，醜的變成美的，錯的變成對的，卑賤變成尊貴......該死的土塊，你這人盡可夫的娼婦。”(馬克思,1867/1983:112-113)
在馬克思構建的理想社會中，是沒有商品、貨幣、市場經濟容身之所的。他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指出：在共產主義高級階段上，在迫使人們奴隸般地服從分工的情形已經消失，從而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也隨之消失之後；在勞動已經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後；在隨著個人的全面發展生產力也增長起來，而集體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湧流之後——只有在那個時候，才能完全超出資產階級法權的狹隘眼界，社會才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各盡所能，按需分配(馬克思,1972)。由此可見，在馬克思那裡，商品、貨幣、市場經濟統統屬於資產階級法權，需要徹底超越。當然，超越它們並非易事，馬克思因此做出“共產主義兩個階段”的論述，認為在共產主義第一階段，按勞取酬和等價交換仍然不可避免，只有到了共產主義高級階段，在生產力高度發展、物質財富充分湧流的條件下，才有可能實現超越。
無論斯密還是馬克思，他們關於市場經濟運行規律以及市場機制侷限性的論斷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發過程中得到了證實；試圖突破這一侷限性的努力也產生了一定的效果，如市場經濟與道德倫理的關係開始被認知，一些行為準則建立起來，契約自由精神也在一些國家的法律系統中得以體現。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突破市場經濟侷限性、與壟斷資本抗爭的努力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美國卓見成效，只不過這一“突破”既不是憑藉“慾望約束”，也不是基於超越“資產階級法權”的動機，而是通過一場運動——“揭醜運動”。
二
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經濟進入高速發展期，資本主義從自由競爭走向了壟斷。在此過程中，壟斷資本瘋狂兼併，財富高度集中，導致企業糾紛、勞資糾紛頻發，不同階級、階層、利益集團之間的矛盾不斷深化。當此之際，一些有良知的新聞記者開始奮筆疾書，揭露壟斷資本家唯利是圖的經營內幕，大眾化媒體的普及則為這類文章提供了廣泛傳播的平臺。創辦於1893年的《麥克盧爾》雜誌被公認為吹響“揭醜運動”號角的首份報刊，該雜誌於1903年1月同時刊出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的《明尼阿波利斯之羞》、埃達·塔貝爾(Ida Tarbell)的《美孚石油公司史：1872年石油戰》和雷·貝克(Ray Baker)的《工作的權力》三篇文章，分別從政界、企業界、勞工界三個方面揭露社會弊端。此後越來越多的新聞記者和知識界人士參與到“揭醜運動”中來，撰寫了許多影響深遠的文章，引起了巨大的社會反響。例如在《美孚石油公司史：1872年石油戰》一文中，塔貝爾以詳實的調查數據和確鑿的事實揭露美孚公司在石油壟斷過程中的不法行為，包括對競爭對手的控制、傾軋甚至脅迫等等。美國政府最終依據反托拉斯法，對美孚石油公司及其下屬的數十家企業提起訴訟，經最高法院判決生效，美孚石油帝國解體。
厄普頓·辛克萊(Upton Sinclair)的小說《叢林》則揭露了肉類加工企業簡陋的生產條件和骯髒不堪的衛生狀況。羅斯福總統(Franklin D. Roosevelt)讀過小說後,促成了《純淨食品及藥物管理法》的通過(Cutlip,Center & Broom，1999/2001:92)。《人人》雜誌曾於1908年1月號發文例數“揭醜運動”的成效：“華爾街不能再像以前那樣苦難公眾了，保險業運行機制更為健全了，銀行正在增加新的防範措施，廣告基本真實，食品和藥物摻假將冒更大的風險。公共運輸公司更為關注人的生命安全。舊時政治老闆的風光已不再，各州和各城市都在致力於廉政建設。人們開始提名自己的候選人......兒童在法庭上獲得美好童年，弱勢群體在和賭博老手和酒館的對抗中獲得保護。我們的公眾資源得到了保護。”(吳廷俊，2010)
“揭醜運動”使許多壟斷資本家陷入窘境，聲名狼藉。他們最初試圖保持沉默，後又採取威逼利誘的手段平息輿論，或僱請宣傳代理人(多為新聞記者)為企業塗脂抹粉。結果反倒弄巧成拙，使民眾的敵意不斷加深。一些有遠見的企業家逐漸認識到，企業與公眾的關係是企業生存、發展的關鍵，於是產生了危機處理、形象修復、信譽重建的迫切需要。隨著此類需求的不斷增長，一個新的職業——公共關係應運而生，艾維·李(Ivy Ledbetter Lee)則成為美國職業公關第一人。
1903年，李辭去從事5年的新聞記者工作，投入到新的行業中來。他在1906年公開發表的《原則宣言》中，首次提出自己的經營理念：“簡而言之，我們的計劃是代表企業公司和公共機構坦率地並且公開地向美利堅合眾國的新聞界和公眾提供迅速和準確的信息，這些信息涉及公眾感到值得和有興趣知曉的有關主題。”這表明，李的工作不僅是公開的，也是實事求是的和說真話的。他在自己的業務活動中踐行了這一理念。例如美孚石油公司創始人洛克菲勒(John Davison Rockefeller)曾因下令槍殺罷工工人引起強烈的輿論反響，被稱為“強盜大王”。為了平息罷工浪潮，緩和勞資關係、媒體關係，洛克菲勒聘請李作為私人顧問。李仔細瞭解罷工緣由(一場事故引發)，聘請具有社會威望的勞資關係專家介入調查，並將調查結果公之於眾。他還邀請勞工領袖參與勞資問題的協商，並建議公司積極投身慈善捐助，扶貧濟困；增加工人工資，改善工作環境，優化生活條件。久而久之，人們對洛克菲勒產生了新的認知，他的個人形象、企業形象也逐漸發生了逆轉。在李的影響下，一大批工商企業主紛紛改變觀念，採取開明的經營策略，與公眾建立良好關係，企業形象大為改觀。
從時間上看，早在兩個半世紀以前，斯密就針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弊端提出了道德情操問題，並把如何將道德引入市場作為自己的畢生追求；一個半世紀以前，馬克思就對貨幣拜物教、商品拜物教等進行批判，指出突破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侷限性的途徑。在其後漫長的歷史過程中，雖有良心企業的自律、行業規範的出臺、法律法規的約束，卻難以改變市場經濟與生俱來的利己主義、金錢至上、惡性競爭等頑疾。直到上個世紀初期美國“揭醜運動”興起，媒體對企業醜行來了一次總曝光——用麥克盧爾(Samuel S. Mcclure)的話說是“一場道德上的戰爭”，企業家們才在重創之下逐漸醒悟，開始重視企業形象和商業信譽，採取了現代化的經營理念與策略，努力改善與社會公眾的關係。而這一切有賴於一個嶄新職業——公共關係的出現。
三
中國是在一個貧窮落後的農業國度裡開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如果以馬克思主義對人類社會發展形態的劃分——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是它的第一階段)為參照的話，中國並不存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完整形態。
而在馬克思關於共產主義兩個階段的論述中，他將生產力的高度發展和物質財富的充分湧流作為超越資產階級法權的必要條件。也就是說，共產主義一定是在市場經濟(發達的商品經濟)創造的發展速度和物質財富的基礎上實現對資本主義的超越，從而完成社會形態更替的。但是中國的情況並非如此。
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做出把黨和國家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中國自此開始了改革開放的進程。按照中央部署，改革的重點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突破口則是市場經濟。
由於市場經濟向來是與資本主義私有制聯繫在一起的，改革開放初期人們對於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充滿疑慮。有人甚至認為改革開放就是引進和發展資本主義，於是出現“姓資還是姓社”爭論。在這一關鍵性的歷史時刻，1992年鄧小平開始了南方之行並發表了重要講話。針對“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鄧小平提出判斷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進而指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鄧小平南巡講話釐清了改革開放的原則性問題，為中國走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礎。從鄧小平的講話中我們可以做出判斷：雖然中國社會形態的更替是超越性的，但是社會發展、經濟發展的規律是不可逾越的，而改革開放正是為了補上這一課——市場經濟的課。
事實證明，鄧小平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決斷是完全正確的。四十年來，市場經濟的活力及其蘊含的能量在中國得到充分釋放，使我們在較短的時間內摘掉貧窮落後的帽子，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有了大幅度的提升。時至今日，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8000美元，邁入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的行列。可以說，中國用40年的時間完成了西方國家一二百年的發展歷程，實現了彎道超車。但是如前所述，市場經濟是一把雙刃劍，它能很好地解決發展速度、經濟效益問題，卻不能自動解決社會公平以及公共資源的合理配置問題，由此帶來的後果，如社會分層加快、貧富差距拉大、地區發展不平衡、社會保障不健全、腐敗現象日趨嚴重等等，在很大程度上制約著中國社會的健康發展，甚至有可能導致更多損害公共利益的事件出現。“揭醜運動”在當今中國興起，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需要指出的是，雖然從表面上看，中國的“揭醜運動”與美國早年無異，但是就過程與本質而言，二者是不同的。首先，制度基礎不同。美國的“揭醜運動”是在資本主義(壟斷資本主義)制度框架下展開的，不但要面對市場經濟的弊端，還要面對馬克思所批判的資本主義制度的弊端。中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於制度本身的優越性，可以把市場對資源的配置與國家對經濟運行的宏觀調控有機結合起來。這種優越性不僅體現在市場調節方面，也直接體現在媒體“揭醜”後政府的快速介入、嚴厲查處以及改進措施頒佈的效率上。可以說，目前的中國已逐漸形成一個完整的鏈條：社會不滿——媒體曝光——政府行動。其次，採用的媒介手段不同。美國的“揭醜運動”興起於大眾傳媒發展的初級階段，發起人和參與者主要是新聞記者和知識界人士，且“揭醜”雜誌從印刷、出版、發行直至效果顯現過程較長。中國的“揭醜運動”是在互聯網快速發展、社會化媒體廣泛應用的情況下展開的，發起人是媒體記者和有影響的公眾人物，參與者則是廣大網民，具有即時性、互動性、普遍性的特點。對於政府而言，社會化媒體既是瞭解輿情民意的通道，也是與之良性互動、快速反饋的平臺。由此可見，中國的“揭醜運動”不僅具有時代特徵，也具有體制、制度上的優勢。
但是話說回來，20世紀初期美國的“揭醜運動”畢竟是一個產生了深遠影響的、完整的歷史過程。我們既然以此類比，首先就要對這場運動及其效果進行深入分析，從中汲取經驗教訓。此外，對於媒體人而言，“揭醜”之後中國需要什麼，也是值得認真思考的問題。回顧美國“揭醜運動”的全過程可見：“揭醜運動”的緣起是壟斷資本瘋狂逐利產生的惡劣後果——這是一個壞的開始，壟斷資本家產生的危機管理需要則催生了現代公共關係的誕生，後者又使美國社會(包括企業經營)進入了一個更加註重形象的時代——壞事變好事。也就是說，“揭醜”之後並非“揭醜”對象自然狀態的延續，而是形象修復與重新建構的過程。在此過程中，企業的公眾意識、形象意識、危機管理意識得以增強，商業倫理、行業規範、契約精神、誠信意識、法制觀念等現代化觀念系統建立起來，並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總之，從美國的“揭醜運動”中我們可以獲得一個啟示：“揭醜”不是終極目標，“揭醜”之後更需要形象的修復與重新建構。這一新的需要不僅呼喚職業公關大展身手，也呼喚媒體的責任意識。
本文系簡寫版，參考文獻從略，原文刊載於《國際新聞界》2018年第10期。
本期執編/庫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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