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麗碧
中國古代對盔甲的管制是一直嚴格的。比如《唐律疏議》規定：“甲一領及弩三張流二千里，甲三領及弩五張絞。私造者各加一等。甲，謂皮、鐵等。具裝與甲同。即得闌遺，過三十日不送官者同私有法。”此後的《宋刑統》、《大元通制》、《大明律》、《大清律例》各種律法也基本秉承“一甲頂三弩，三甲進地府”的原則，全部非流即死。
為啥國家對盔甲管制這麼嚴格呢？
很簡單，私人擁有防護裝備會極大的增加執法成本與壓力。
我來舉兩個近現代的例子啊！
19世紀七十年代末，澳大利亞有一支著名的劫匪團伙：凱利黨。他們用耕犁板改裝了四件“板甲”。根據試驗，他們的盔甲能在十步之內抵擋得了馬提尼—亨利步槍的子彈。結果，在其最後一戰中，警方與在旅店裡的四名凱利黨槍戰長達七小時，打出約1萬5千發子彈，最後也是靠射擊對方無防護的小腿和圍困放火才制服了對手。
凱利黨的四件盔甲，左起分別屬於奈德·凱利、史蒂夫·哈特、喬·拜恩和丹·凱利
還有1997年北好萊塢銀行劫案。雖然最後趕來的警員達到了300多名（實際投入戰鬥的是32名），但兩名劫匪身穿重型防彈衣、手持自動步槍。警察手中的手槍和霰彈槍根本無法對其造成致命傷害，反而被劫匪所一直壓制。據說甚至出現警察害怕遭遇還擊而不敢開槍的情況。槍戰持續了18分鐘後，裝備自動步槍和衝鋒槍的特警隊趕到了，但也是靠對方的失誤，以及射擊劫匪缺乏防護的小腿以下部分，才最終解決了劫匪。此時，已經有12名警察和2名平民受傷。美國好萊塢還專門將其拍成電影《44分鐘》。
事後復原的兩名劫匪的裝備情況
顯然，放到古代，這情況更為嚴重。試想你是個捕快去抓人，一般的一個罪犯，去兩三個人，帶著腰刀鐵尺就差不多了。要是那個罪犯比較兇悍還能打，那就去個七八個人，帶著弓箭之類就可以了。但要是，那個罪犯能打還有盔甲，這事就麻煩了。你的腰刀鐵尺弓箭一類，對人家基本沒效果，你不去個二三十人，而且做好付出傷亡的準備，是很難拿下著甲的對手的。
一個人著甲尚且如此難對付，如果三五個人著甲，再帶著十幾個僕從，那麼可能一個縣的治安力量都不夠與之對抗的，那就得動用駐軍了。
其實看古代的法律，禁兵器也是分尺度的，比如唐代“若有矛、矟者，各徒一年半，旌旗、幡職及儀仗，並私家不得輒有，違者從‘不應為重’杖八十。弩一張加二等”。也就是說禁止的是長矛、馬槊、旗幟、強弩、盔甲這類軍用武器，至於刀與弓這類防身打獵的武器一般是不禁的，或者不嚴管。
說到底，統治階層考慮的是統治成本，而盔甲會極大的增加統治成本，所以要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