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9月2日，陳賡在參加攻打黃安（今紅安）七里坪的戰鬥中，不幸右腿膝蓋處負重傷，因部隊終日轉移，不斷顛簸，他的傷勢越來越嚴重，組織上決定讓他離開部隊，前往上海醫治。
11月間，陳賡拖著那條負傷的腿歷盡千辛萬苦來到上海，找到了黨組織，黨組織及時安排他到牛惠霖醫院治療。在醫生的精心治療下，他的傷腿逐漸好了起來。
抗戰時期的陳賡大將
1933年3月，黨決定派陳賡去江西工作。在離開上海的前一天，即3月24日，他到貴州路北京大戲院去看電影，正好跟一個叫“阿連”的叛徒坐在一起。
阿連看到陳賡的時候，裝作並不介意，還和從前一樣跟他談著話。陳賡從電影院出來後，阿連緊緊跟在他後面。就在離電影院不遠的“偷雞橋”前面，陳賡終於被這個叛徒拖住了，於是兩個人就在馬路上廝打起來。陳賡狠狠一拳把阿連打倒，阿連躺在地上從口袋裡摸出哨子“嘟嘟”一吹，四周圍的巡捕圍了過來，陳賡就這麼被逮捕了。
陳賡被捕後被送到了老閘巡捕房。不幾天，羅登賢、廖承志等同志也被關了進來。
1928年至1931年陳賡在上海做秘密工作的時候，經常跟租界巡捕房打交道，認識了一個同情革命的探長。這位探長見到陳賡後，把陳賡被捕的信息告訴了黨組織。
陳賡在巡捕房的西牢裡面，遭到殘酷的鞭打，並被施用了滅絕人性的電刑，敵人逼他供出共產黨人的名字和黨的機密，但陳賡一言不發。恰在此時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負責人宋慶齡和該同盟的執行委員楊銓，帶領許多新聞記者前來探視陳賡和羅登賢、廖承志等，敵人才被迫停止了酷刑。
1933年3月31日，上海第二特區法院對陳賡進行了第一次“審判”，和他同時先後被“審判”的，還有羅登賢、廖承志、余文化等4人。
這天，法庭中擠滿了人。宋慶齡、蔡元培邀請上海著名律師吳凱聲博士等到庭，負責辦理此案被告的辯護事宜。具體為陳賡辯護的是屠坤範、倪剛兩位律師。
開庭後，敵人首先“審問”羅登賢、廖承志和余文化。他們不顧三個被告和辯護律師義正詞嚴的駁斥與抗議，在毫無證據的情況下，就妄下結論，判“被告”有罪，並宣佈把“罪人”交給國民黨上海市公安局代表。旋即三人被押進一輛汽車帶走了。
接著審理陳賡一案。
站在證人席的叛徒阿連說：“我認識陳賡，並且曾於1926年與陳賡在共黨內共事。他是江西紅軍的軍長。”
法官宣佈將陳賡交由國民黨上海公安局處理，陳賡於是也被押上了警車。他從“審訊”到被押走前後不到15分鐘。
第二天，宋慶齡懷著滿腔的憤怒，鄭重聲明：“3月31日上海第二特區法院‘審判‘了5個犯人，並判決由上海工部局巡捕房把他們引渡給中國行政當局。這個事件正是中國政府與帝國主義分子狼狽為奸，壓迫中國人民的反帝抗日戰士的鮮明例證……這些愛國罪犯的被捕事件，只是蔣介石政府所奉行的政策的另一個例證而已；這種政策已使今日中國瀕於全部分裂，淪為帝國主義屬國的境地。國家的情勢是如此的危急，我感覺到我有責任再一次號召中國廣大人民起來鬥爭。”宋慶齡接著尖銳地指出：這次“審判”，“赤裸裸地顯示出中國當局和外國的當局事先就已安排好了，只是為了用審判的形式欺騙群眾，才把被捕者帶出來受審；而被告方面即使提出證據和理由，引證法律條文，也決不能改變法庭的決定。”
同樣是第二天，也就是4月1日，陳賡被押解到南京。隨後，他遭到了嚴刑拷打，逼供誘降。陳賡誓死如歸，毫不屈服。
4月4日，陳賡和另外幾個被囚的人，分別被送進比較好一點的單間牢房，還發了新的囚衣。開始陳賡不明白這是為什麼，第二天宋慶齡、楊銓等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人和外國朋友來看望他們，他才恍然大悟，曉得為什麼突然來了這些“優待”，對國民黨反動派的欺騙手段非常憤慨。
原來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一直在積極營救陳賡他們，在他們被押解南京的第二天即4月2日，該會的全國執行委員會及上海分會就在上海亞爾培路331號召開聯席會議，當場成立了營救政治犯委員會，並且推派宋慶齡、楊銓、沈鈞儒、伊羅生4人為代表，到南京繼續營救陳賡他們。當日宋慶齡、蔡元培就聯名打電報給南京國民黨政府行政院院長汪精衛、司法部部長羅文幹，要求釋放陳賡和羅登賢等人。
4月5日，宋慶齡等人到達南京。宋找到蔣介石，說：“陳賡是黃埔軍校的學生，東江之役一直跟著你打仗，你打了敗仗還是陳賡救了你一命，不然你也活不到今天。現在你要殺他，簡直是忘恩負義！你天天說的禮義廉恥哪裡去了?”
蔣介石被罵得俯首無言，卻不願意放陳賡出去。
宋慶齡等人又找到汪精衛、羅文幹，當面向他們要求即刻釋放陳賡等人，同時還書面提出四項要求：(一)立即釋放一切政治犯。(二)廢止濫刑。(三)給予政治犯閱報讀書之自由，禁用鐐銬及改良獄中待遇。(四)嚴懲獄吏敲剝犯人及受賄行為。
4月5日晚上，宋慶齡等人到監獄中探望陳賡等人。隨同前來的還有《中國論壇》雜誌的記者。
陳賡從不放過每一個可以揭露敵人、打擊敵人的機會，他對宋慶齡等講到監獄裡的殘暴黑暗，講到他親身受到的嚴刑拷打和惡劣待遇，並且當場揭露:為了這次會見，他們才受到了這點特殊待遇。
因為陳賡等人的當場揭露，《中國論壇》記者得以瞭解真實情況，並且在報道中指出：“他們剛來的時候，並不在這兒。他們七八人一屋地擠在小而潮溼的洞裡，只是上一天才被搬到這裡來。”
陳賡的揭露，使得監獄當局當場出醜，非常難堪，看守大怒。等到來訪的人一離開，敵人立刻把他送進一間又髒又暗的牢房。牢房裡面散發著一股股臭味。開燈以後，陳賡見到地上是一堆人骨，牆上掛著刀、槍。特務用槍指著他的鼻子，一再重複地說：“招供！招供！”
陳賡在獄中的命運幾乎無人不知，他自己也認為他再無生機了。不過由於宋慶齡和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不斷營救，並且多次跑到南京看他，國民黨政府對他也未敢遽然加害。
宋慶齡在對陳賡等人伸出援助之手的同時，還通過新聞界告訴全國人民：“被引渡給國民黨的五個人，正如所有與他們遭受同樣命運的同志們一樣，不是罪犯，而是中國人民最高尚的代表人物。因此，我號召全中國人民起來要求釋放他們，要求不使他們遭受酷刑與死亡。如果我們容許這些革命戰士們被逮捕、被監禁、甚至被害，那就是容許了可惡的反動勢力摧殘中國民族生命的根苗。釋放他們，釋放幾千個與他們一樣的人，就是釋放中國民族革命精神的不可征服的力量。沒有這個力量，中國就不能像一個國家和一個民族一樣地生存下去。”
1933年4月底的一天，陳賡被帶去見蔣介石。儘管蔣介石以黃埔校長的身份做陳賡的工作，但陳賡仍不為所動。蔣介石覺得在衛兵們面前失了面子，氣得臉色鐵青，但又不便發作，便給自己找臺階下，對身邊的侍從兼秘書鄧文儀說：“你好好勸他，這個不行！這個不行！”
鄧文儀對陳賡說：“如果放了你，請你回到紅軍告訴黃埔學生，只要他們回頭，校長是不會殺他們的。這樣好嗎？”
陳賡堅定地回答：“這不可能！”
無奈，國民黨又把陳賡送回了監獄。
不久，陳賡被轉移到另一幢房子裡，這裡雖然有四、五個衛兵看管他，但是允許他到街上活動，陳賡有了某種限度的“自由”。
陳賡見這裡的環境比以前寬鬆，便考慮同黨組織聯繫，想從這裡逃出去。5月底，有個渾名叫“廣東麻子”的共產黨員，一天突然在陳賡的房間裡出現，告訴他，今晚會有兩個人來幫助他逃走。
當天夜裡，果然有兩個同志協助陳賡逃出了這所房子。
1933年5月末，陳賡逃出南京到上海找到黨，很快被派往江西中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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