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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眼，2018已近尾聲，感謝你們——親愛的讀者——又和週刊共度一年。我們做雜誌，總希望呈現在你眼前的內容能夠包羅萬象。編輯部的每一位記者都有他們專長的領域。我們決定請他們來談談過去一年做過的報道，分享那些付梓的文字背後你們所不知道的一些故事。我們也將從中獲得力量，爭取來年為你呈現更好的自己。
今天的主人公是社會部的兩位年輕人。她們跑在天災人禍的現場，寫的都是人世間的悲歡善惡。有人說，調查記者存在的意義是揭露真相。她們說，真相二字的分量太重，勿論揭露，只求腳踏實地，無限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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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的意義
我的同事王海燕最近得知了一個好消息。今年1月，她奔赴雲南省鎮雄縣法地村報道了“雲南滅門案”。60多歲的村民李明華在敲碎了5個孫子孫女的頭顱，殺死妻子張志飛後，服農藥“敵敵畏”自殺死亡。在鎮雄縣人民醫院，王海燕見到了4個倖存的孩子，其中3人不省人事，傷口面積佔據了大腦顱骨總面積的1/3到1/2，前途未卜。
躺在重症監護室裡吉凶未卜的孩子（王海燕 攝）
原本，王海燕對這個選題是逃避的——在雲貴川的深山裡，原罪就是貧窮，幾乎所有的悲劇都可追溯至此。而記錄往往不過是重複的記錄，只會帶來無力感。但不同的是，這一次，在記錄之外，似乎還有可能去做點什麼。她發現，幾個孩子的父母為了籌措赴昆明進行康復治療的費用，已經發起了網絡籌款，但籌款鏈接幾乎只在當地的社交圈子內流傳，所得甚微。
還在雲南採訪的時候，王海燕先在週刊的微信公眾號發出了第一稿，並在評論中置頂了一家人的籌款信息。一家基金會也通過報道聯繫到了這家人，安排了所有後續治療。前幾天，孩子的父母聯繫王海燕，告訴她，孩子們的醫療費用無憂，經過近一年的治療，幾個孩子的語言能力基本上沒有受損，除了一個孩子走路還有些不平衡，其他孩子的狀況都很好。甚至，可能是由於長期離家的父母回到身邊日夜照料，孩子們甚至比從前顯得更為活潑，狀態超出了當地醫生們一開始的最好期待。
實際上，這個新聞的操作並不符合“不干涉”原則，所以也絕不可複製到任何其它事件裡，但王海燕覺得，自己的確見證了一個屬於頑強生命的奇蹟，這種奇蹟可能公共性不大，但應該也是有意義的。
王海燕正在為湯蘭蘭的母親拍照
週刊的社會新聞記者，長年奔波於天災人禍的現場，常常會被深重的無力感裹挾。6月，王海燕去甘肅做慶陽少女李依依跳樓案。8月，李依依的父親告訴海燕，說案子又有了一點進展。但這好消息卻讓她“非常難過”。“女孩子已經不在了，這點算不得微光的微光，可以用來安慰誰呢，如果要付出這麼大的代價，實際上誰也安慰不了，反倒讓力量的懸殊一下子具體而直白起來。”
與凝視深淵的職業日常相比，雲南鎮雄孩子們的消息算是這一年來難得的慰藉。奔波在一個又一個現場，記錄這些人世間的悲歡善惡，其價值究竟在哪兒？週刊副主編吳琪這樣說：“畫家看著模特畫像，作家依著生活原型發揮想象力，而新聞記者，用所採訪和觀察到的每一處真實材料，來為所處的社會塑形”，“對於一個社會來說，怎麼認知生命的價值，誰在定義生命的價值，或許正是在一次次讓人驚愕、譁然的社會事件中，慢慢地達成共識”。
圖 | 視覺中國
週刊的社會部匯聚著一批年輕人，最活躍的王海燕和王珊是兩個文靜的年輕姑娘。王珊原本是科學記者出身。2015年，天津濱海新區發生爆炸事故，她看到一波波記者奔赴現場發來第一手新聞，自己卻只能找專家解讀分析，便毅然決定改變自己的職業方向。
王海燕畢業後工作了一段時間，曾一度對記者的職業產生懷疑：記錄者似乎不能與實幹家比肩。她改行進入創業公司，卻發現自己的心思依然被純商業以外的公共話題吸引。公司花錢給她報了一個新媒體寫作培訓班，現場訓練如何寫文章：把挑逗情緒的一些點列出來——哪些地方的讓你憤怒、爽、如何進入焦慮或者扯皮的情景，怎樣疊加情緒。她成功把公司的硬廣寫成了當日知乎編輯推薦的頭條，“但我們這一批人受到的學院教育和職業教育是文章應該客觀、審慎、提供事實和新知，如果不是這樣，你被再多人點贊，心裡的成就感還是蠻低的”。
腳踏實地
這幾年，媒體人紛紛轉行，每出一次熱門社會事件，就會有人抒發一輪情懷，感慨中國的調查記者已是瀕危物種，無人再擔道義，求真相。兩位小王同學這些年一直跑在新聞現場的前線，算是這瀕危物種中的兩員，可這一行做得越久，就越感嘆莫談情懷。
王海燕（左）與王珊（右）的合影
每一篇付梓的報道，靠的不是情懷和口號，而是腳踏實地的採訪。做社會新聞記者，沒有什麼討巧的捷徑。其一要達到現場。做雲南鎮雄的案子，王海燕先坐飛機坐到畢節，從畢節坐兩個小時大巴到鎮雄縣城，從縣城坐三個小時班車到鎮上，然後再從鎮上找個車走一個多小時山路到村子裡。
那天，獨自一人包車在無人的山路上坡下坎，天色眼見著越來越黑，高山密林，村寨寥落，尚不知能投宿何方，王海燕說，那是她這一年走南闖北覺得唯一感到害怕的時刻。採訪的關鍵在於能讓關鍵的信息源說話。今年春節前，一篇名為《流感下的北京中年》的文章刷爆了朋友圈。我們觀察到，在這一輪近幾年最嚴重的流感潮中，兒科成為了受衝擊最為嚴重的科室。王海燕選定了北京中日友好醫院，以這家醫院的兒科為觀察入口，呈現中國兒科資源存在的問題。一開始，大夫雖然接受了採訪，但並不大開口。王海燕不著急，她在診室裡坐定，從下午三點一直待到第二天早上八點大夫下夜班，只觀察，不發問。等她第二天再去拜訪，大夫接納了她的誠意。醫院的兒科為什麼少？兒科為什麼會緊缺醫務人員，留不住人？兒科資源緊缺背景下的“成人內科轉兒科”存在什麼問題？各種問題逐一解開。
更多時候時候，尋找採訪對象如同大海撈針，“一戶人家一戶人家的敲門，一個人一個人地問下去，你終究會慢慢地一點一點接近事實的核心”。 4月，王珊去做榆林米脂砍人事件。案發的第二天上午，兇手趙澤偉的父母就離開了他們家所在的趙家山村，無跡可尋。
插畫 / 老牛
很多媒體會直奔米脂當地救治受害人的醫院而去。但王珊更感興趣的是殺人者本身，他經歷了什麼，才最終使得他能夠揮著一把刀刺向了無辜的孩子。她留在趙家山村，把村裡一百多戶人家逐一問了個遍，也就是這個笨功夫讓她找到了趙澤偉的兩個舅舅，還原了趙澤偉成長和變化的軌跡。
10月底，她去報道重慶新世紀幼兒園砍人事件。兇手劉小玲的父親是紅山鑄造廠的老員工。紅山鑄造廠宿舍與其它七八個廠區宿舍混雜在一起，為了找到知情者，別無他法，只能“一棟樓一棟樓敲門敲過去”。
王珊說，這可能是一個笨方法，但往往有意想不到的收穫，或者說是一定有收穫，你會從一個特別邊緣的知情人開始，慢慢找到認識和了解當事者的人。王珊一直認為自己是個行走的“運氣”，能意外地找到各種採訪對象，並受到陌生人熱心善意的幫助。比如說，由於重慶警方戒嚴，無法進到醫院採訪受害者家屬，在街上詢問的過程中，一位老太太告訴王珊，她在一家超市買魚，聽說賣魚人的孫子被砍了。就這樣，王珊找到了這個願意站出來的家庭。
王珊在採訪中
有的時候，苦功夫不夠，還得有些巧辦法。5月，天津市發佈“海河英才”計劃，以幾乎“零門檻”的條件引發了巨大關注。為了應付隨之而來的巨大人流，天津市不得不在4天內多次作出政策調整。王海燕去天津挖掘這座城市“搶人大戰”背後的困境和吸引力。她看到許多辦理戶口的人都在向一個房產中介打聽戶口和買房情況，也和對方聊了起來。
中介問她是做什麼的，她說自己是程序員，和對方談起程序員在天津的工作前景。聊到最後，人群漸漸散去，就剩下了“程序員”王海燕一個人還在各種打聽。中介大哥突然問出了一個靈魂之問：“人與人之間有必要完全坦誠相待嗎？”海燕愣了愣：“分情況吧，其實有的時候也沒有必要……”
9月，王海燕去崑山尋找“龍哥”。劉海龍生前遊走在灰色地帶，他名下的“聚業投資管理公司”沒有正規註冊，有消息說他的主要收入來源是收取保護費和放貸。正規的生意人不與他來往，與他來往的人又避之不及，尋找劉海龍的生活軌跡變得格外困難。幾家媒體的記者在劉海龍住處守了半夜，一無所獲。
“崑山龍哥案”事發現場（王海燕 攝）
大家又去找“反殺者”於海明，聽說於海明的家在某個巨型小區，記者們分工協作，一個人一棟樓，分頭敲門尋訪，仍舊無功而返。一籌莫展之際，王海燕決定去劉海龍生前常去的KTV打探消息。已有其他媒體的記者“揹著雙肩包，亮出了記者身份，直接被趕出來”的覆轍在前，這個姑娘給自己擬了個“剛剛失戀，放飛自我”的人設，買了包中華煙，一個人“蓬頭垢面”，在KTV的大堂前臺階上坐定。不久就有人來問：“可以借個煙嗎？”一來二去也就聊起來。她大概瞭解了KTV的情況，又以“失戀少女”人設進入KTV，“強裝鎮定”地一個人包了個包間。她和包間裡的DJ、服務員繪聲繪色地分享了彼此的“失戀故事”，也就順其自然打聽了當下最熱門的八卦——那個叫龍哥的熟客。
中國故事
花這麼大力氣尋找“龍哥”，王海燕說，這是因為龍哥的故事讓她感到興奮，她用“魔幻”來形容這個故事，更進一步的說，她覺得這是一個典型的“中國故事”。崑山製造業發達，連續多年蟬聯中國縣域經濟第一名，有83萬外來人口，人口流動速度極快。這樣社會背景孕育了兩層平行空間：龍哥所處的灰色地帶和於海明打正規工所處的世界。劉海龍享受的豪華KTV和於海明打工的飯店在同一棟樓裡，但他們的世界幾乎不存在交集。
眾記者在崑山“龍哥”家門口蹲守。圖中“記者蹲”者為王海燕
一場交通意外則使得這兩個世界猛烈撞擊在一起，演變成一場悲劇。而實際上，劉海龍和於海明都是來自西北貧窮地區的外來者，在崑山都算底層。兩個人物的命運與時代和社會的特徵糾纏在一起。她希望寫出衝突，也寫出衝突背後你我同在的廣闊背景。
這一年王海燕寫過許多這樣的“中國故事”。
4月，武漢理工大學研究生陶崇園跳樓自殺。去武漢前，王海燕發現網絡上有一種普遍的聲音：一個堂堂研究生，導師不好可以去找工作嘛，為什麼一定要自殺？在沒有更多信息前，這是一種看客角度的“受害者有錯論”。
但王海燕採訪了陶崇園的同學、家人，重新還原了他的人生路徑。她發現，陶崇園並不懦弱，相反，這個來自武漢郊縣農村的高材生，曾經陽光開朗、很有主見，同時為人善良。一個佐證是，他過世後，有十幾個同學主動幫助他姐姐料理後事，很多高中同學是專程從外地趕回去的。
正是這樣的性格，陶崇園一開始對導師王攀給予了充分的信任和期待，希望對導師有所回饋。他唯一“做錯”的事情是，對高校和學術抱有過於美好的期待和執著。在發現王攀的問題後，他也曾經多次試圖擺脫王攀的控制。但事實上，無論是申請其他導師、出國留學、還是找工作，都遭到了王攀的阻撓，這種阻撓是伴隨著道德捆綁的權力壓制，反抗失效並不是因為陶崇園太弱了，而是對手太強了。
還原了這些事實後再去看這樁悲劇：陶崇園的性格和他的反抗的無效，恰恰說明一種強大的、不被規範的導師權力的可怖。所以他的命運也實際上是很多人的共同命運。
6月，王海燕在李依依跳樓一案的報道中再次呈現了個人和社會環境尖銳衝突。她在採訪中發現，李依依的悲劇在於，這個女孩非常相信美好，有著強烈的是非善惡觀念。但性侵事件發生後，一個世故的成人社會卻採取了“和稀泥”，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解決方式，冷漠地擊碎她對世界的期待。
李依依遺體告別儀式（王海燕 攝）
海燕的稿件在公眾號上刊發後，很多讀者在評論裡感慨她在文章末尾提到的細節。2017年下半年轉學後，李依依在一篇遲交的作文裡談論過自己遭遇的事情和疾病，她說自己“因幾次不幸，陷入了一個精神泥潭，從此生活就像墮入了深淵一發不可收拾，……那些道貌岸然的人磨完了我的勇氣、善良、寬容，我站上了頂樓的欄杆，想縱身一躍便是解脫，可等我的是精神病院的捆綁，跳窗割腕最後都是一針鎮定。”結尾處，她希望自己自信自強。這篇坦率真誠的作文，最後得到43分，老師的評語是：“寫成標準的議論文，效果更好。”
何為真相
週刊關注的社會新聞多種多樣，我們爭取在一年到頭的每一個社會熱點都有自己的觀察和發聲。今天，匡扶正義的言論容易攪動情緒、走紅網絡，但王珊覺得，“所謂調查記者，僅是一份普通的職業，拿到一個選題，你首先要完成的是工作，而不是’匡扶正義’”，只有這樣，你才能在一點一滴的努力中接近核心信息，客觀呈現一件事情原本可能的模樣。”
週刊記者的一個共同原則，是不帶預設的進入新聞事件。而在這一原則下，我們常常能有與當下的輿論環境不同的發現。
王海燕在無錫第一女子中學採訪
10月，湖南新化縣發生了一起慘劇。新化縣琅塘鎮的女子戴桂花帶著一雙兒女赴死。隨後，她的丈夫何智投案自首。這個時候，人們才意識到，何智為逃避十餘萬的網絡貸款，隱瞞其妻子戴桂花，在某保險公司購買一份賠償金額100萬的人身意外險，於9月19日凌晨製造車毀人亡假相，企圖騙取保險金。在尋找無望後，戴桂花最終寫下了絕筆信。王珊在拿到這個選題的時候，許多媒體已經對這起事件進行了報道。在這些報道中，戴桂花被塑造成了一個單純的殉情妻子——美麗、節儉、深愛自己的丈夫。
監控視頻顯示，10月10日，戴桂花牽著兩個孩子的手，朝水潭邊走去。
王珊對此感到奇怪：為什麼一個完美母親會帶著孩子赴死？很快她就在採訪中發現了可疑之處：善良無辜的戴桂花的形象多是出自孃家人之手。但戴桂花是孤兒，從小被奶奶帶大，奶奶去世後，戴桂花成了名義和實質上的孤兒。家庭的其他成員和她並不親密，她結婚後，親戚們和她的往來並不多，他們只能提一些細碎拼湊的細節，比如說桂花不捨得為自己花錢，對丈夫卻很捨得；桂花拿了徵地賠償款，手裡有多少錢。
事實上，王珊從公安局瞭解到，在缺愛環境里長大的戴桂花並不是一個溫柔的人，打架的時候會咬斷丈夫的手指，會用酒瓶砸他的腦袋，還會在丈夫不回家的時候發“打”孩子的視頻給他以威脅他回家。何智一家欠下的網貸並不全因為女兒有疾病，戴桂花幾年來一直以超過家庭承受能力的方式網購，其中絕大多數消費是她的個人用品。這個事實是王珊幾次去何家登門拜訪的結果，她從何智的哥哥那裡，拿到了戴桂花的個人淘寶購買記錄。這原本就是一個不堪一擊的家庭，網貸只是最後一根稻草，最無辜的是兩個孩子。
今年5月，河南“小鳳雅”事件在網絡上激起了熱烈討論。王海燕接受選題的時候，事件已經經過了反轉。最初，支持陳嵐和志願者的一方指責王家重男輕女、虐待鳳雅，並以鳳雅為工具騙取公眾捐款，佔據了輿論上風。很快，一批媒體人指責志願者的行動存在私心，挾持王家，歪曲事實，改變了輿論風向。
在社交媒體上，大家站起了隊，要麼特別同情這一家人，要麼覺得他們罪大惡極。但王海燕各方都進行了採訪之後發現，這起事件中的每一方都存在私心和利益，也都不是十惡不赦。這起事件本質上也是一個典型的“中國故事”：王家和志願者之間矛盾的基底是雙方來自完全不同的社會環境，處在完全不同的語境下。
王家人認為讓重病的孩子吃好喝好，好好上路已是愛的上限；志願者希望不計一切代價和後果治療孩子。王家人認為無可厚非的“重男輕女”，在志願者看來已經可以稱之為“虐待”。而志願者裡成分複雜，各有目的，王家人也看在眼裡。
整個事件中，有農村與城市的交匯又對立，有各種救助機制的運作阻滯，還有自媒體與專業媒體的各自困頓……正是多方利益的糾結衝突，重疊碰撞，使得一場原本可以挽救生命的救助行動全面升級為對抗。“我們常說複雜現實，這就是複雜現實。只有複雜現實本身，才能指引我們去理解身處的世界，並指引這個世界變得更好一點。”
楊美芹還有4個孩子，王鳳雅去世後，她給他們都買了醫保（黃宇 攝）
那些微光
社會新聞記者不是一份輕鬆的職業。二位小王同學一年到頭奔波在外。王珊有個妙招能和大家分享。出差在外，她常常要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獨自搭中長途順風車。“每次我都告訴司機，我的目的地是某地的公安局。”對方再問幹什麼去，答曰：“辦案。”
王海燕記得，在最繁忙的9月，她頭一天還在湖南的小縣城，在當地小混混的家裡蹭飯，第二天就跑到了青島，和一堆央媒記者採訪張瑞敏，恍若隔世。每次出差，她最擔心是她的泡菜罈子——蓋沿水乾了的話泡菜會壞。而今年泡菜已經壞了三次，經常出差回京，到家已是大半夜，她還得啃哧啃哧地掏著泡菜罈子，頓時覺得人生多艱。採訪不易，寫稿當然也不輕鬆。某天夜半寫稿，王海燕“突然想到母雞的一生中，大多數時候每天都要下蛋，感受到了一種巨大的生之悲苦”。
但所有的辛苦都不是這個職業中最艱難的部分。最難的永遠是“敲開死者的家門”。王珊和王海燕無數次遇到過這樣的情況。死者的家屬已經被一批又一批的媒體採訪，身心疲憊。從職業的角度看，採訪無可厚非，可她們很難硬下心來。
王珊採訪戴桂花自殺。何智家已經接待了五六十個記者。她第一次進何智父母的家門，看到兩位老人的狀態很差，只能說得出安慰的話。何智的母親去熬豬食，她默默地陪著坐了大概一個多小時，什麼也沒問。第二次上門，何智的父親正在樓下一個房間裡睡著。“我直接就出來了。我覺得一個老人家在這個狀況下好不容易睡著一次，打擾也挺不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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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燕去做陶崇園，拿到了陶家的地址。週刊每週一中午截稿，她在週日下午趕到了陶崇園的老家。她到的時候，陶崇園的父親和姐姐正坐在池塘邊。“他們兩個默默坐著，彼此之間一句話都不說。我和他們一起待了一下午，有時候和他們閒聊兩句，可沒有問出一個指向性的問題。我一看到那個場面，就知道我不可能問出口。你真的不可能為了一個稿子，忍心去戳他們的傷疤。”
然而，這個職業的美好之處也在於，很多時候，體諒和真心能夠跨越悲痛，在陌生人之間建立橋樑。王珊幾次登門拜訪之後，曾拒絕和她說話，只警告她“不要再來騷擾”的何智的哥哥向她提供了核心的信息。當週刊第二次做陶崇園事件的稿件時，陶崇園的姐姐也給予了王海燕最大的信任。
年復一年，這些信任和善意是堅持這份職業的最大動力。 10月，達州東環南路鬧市的馬路突然塌陷，吞沒了4條人命。其中兩人是唐增福和唐浩恩父子。王海燕記得，在唐家，“婆婆看我穿得薄，有點咳嗽，一聲不響就上樓去摸了件手打的毛線背心給我，說你穿回去嘛。當時在烤火，我就放著說等會穿，婆婆的媳婦以為我不想穿，又上樓去找了件外套，紅色的，家裡常年沒人，大概只有那一件了。她說，我們帶孝穿不合適，你可以穿的。我別過臉，趕緊把背心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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