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時蘇州僅一個地方稅糧,可超浙江全省,他們康熙御駕前要說法


古代中國的兩大難題

今天我們來談論被稱作古代中國“穩定器”的人群——士紳,也就是文人與地主的結合。

士紳在中國歷史上起著兩個極其關鍵的作用,因此被歷史學家稱作古代社會“穩定器”。其一,就是提供公共服務;其二,就是向官府或朝廷傳達民意民情。

清朝時蘇州僅一個地方稅糧,可超浙江全省,他們康熙御駕前要說法

士紳可以給古代社會解決這兩個大問題,反過來也說明古代中國存在著這兩個難題。

這跟中國古代的政治特點有些許關聯。理論上,古代中國是中央集權式的政府,普通群眾在朝廷面前是被動、等著被朝廷各種操控的。

若真是如此,朝廷要麼被累死,要麼被拖垮。因為,問題就在接下來說的兩大難題。

第一就是,在古代,朝廷對普通群眾生活的管理,涉及的範圍十分有限。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村子裡要修建一條路,不可能總指望朝廷出錢辦事。

第二就是,底下群眾有意見和情況要上報朝廷,卻沒有向上反映的渠道。如果,問題得不到反饋、解決,有可能就會民變四起。

提供公共服務,就是古代士紳的第一大功能

在古代,朝廷最低級的權力機關就是縣級衙門。縣官日常的工作,僅有兩樣,要麼是收稅,要麼是審案。其餘大多數時間,都是自己的空餘時間。

那縣裡除了收稅、審案以外,剩餘的事情都如何處理呢?答案是交給當地的士紳階層。士紳會組成自治團體,隨後有的會成為大的宗族。

清朝時蘇州僅一個地方稅糧,可超浙江全省,他們康熙御駕前要說法

地方上大的宗族,他們的家庭內部也會有人出來做官,以此為整個家族提供保護傘。例如,清朝安徽桐城的張氏宗族,宗族裡就有一個叫做張廷玉的,他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元老,更是大清軍機處制度的實際開創者。

地方的小官面對如此的大家族,自然也是不敢得罪,而且自己做不來的基礎公共服務也得委託地方的大家族去幫忙。就比如興修水利、架橋鋪路、調解糾紛、組織娛樂活動等。

所以,今天你在農村裡看到某座橋的橋頭有一座碑,碑上刻著捐錢修建這座橋的所有參與者的名字,在古代這種情況,這類“參與者”一般就是當地士紳。

提供公共服務,就是古代士紳的第一大功能。

清朝時蘇州僅一個地方稅糧,可超浙江全省,他們康熙御駕前要說法

士紳第二大功能,傳達民意民情

士紳的第二大功能,也就是向官府或朝廷傳達民意民情。

對於朝廷的執政,底下的人民偶爾也會有意見和不滿,但老百姓並不是直接和朝廷機構直接反映自身意見,而是通過士紳才能得以將民意傳達。

畢竟,在古代普通人民也沒有和朝廷打交道的渠道,在清朝士紳是和縣官平起平坐、喝茶論道的。

士紳不僅可以簡單的反映民意,更可以為民請願、代表人民和官府談判。

清朝時蘇州僅一個地方稅糧,可超浙江全省,他們康熙御駕前要說法

在清朝康熙、雍正期間,就有一件士紳為民請願的大事。事件叫“蘇松減賦運動”,地點就發生在今天的蘇州和上海的松江一帶。

安史之亂後,江南地區經濟發達,尤其是蘇松地區。因此,大清給蘇松最重的賦稅,當時蘇州地區一個地方繳納的稅糧超過浙江全省。

雖然,當時蘇松是最發達的地區,但是,過高的賦稅嚴重的影響了百姓的生活,以至於時常有百姓流離失所。

於是,當地的士紳們就看不下去了,不斷地給當時的皇帝康熙上書。1689年,康熙南巡到蘇州,當地士紳甚至就在康熙御駕前上奏提及此事,請求減少蘇松地區賦稅。

不過,當時康熙爺並沒有同意減賦稅的請求。但,這地區的士紳卻堅持一直上書,完全一副不減賦稅不罷休的模樣。

雍正當皇帝的時候,士紳終於打動了當時的主管戶部的怡親王允祥,隨後由允祥出面向雍正上奏,最後得以減免了蘇松地區的賦稅。

由此看來,士紳不單可以反映民意,還可以為民請命,影響朝廷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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