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狐狸勳

隨著我國娛樂產業的蓬勃發展，文化產品“泛娛樂化”趨勢愈演愈烈。《2018年中國泛娛樂產業白皮書》指出，2017年我國泛娛樂核心產業產值約為5484億，預計佔數字經濟的比重將會超過1/5。

不可否認，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要，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重要使命。但娛樂過了頭，就變成了愚樂，對於文化產品“泛娛樂化”過度的問題國家也一直在三令五申表示要堅決抵制。

11月9日，國家廣播電視總局在下發的《關於進一步加強廣播電視和網絡視聽文藝節目管理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中就明確表示“堅決遏制追星炒星、泛娛樂化等不良傾向”。

近日，人民日報也發佈了一篇題為《中央巡視反饋問題：湖南廣播電視臺“過度娛樂化”》的文章。昨天鸚鵡君也對該事件做了分析解讀（點擊藍字回顧），它就像是一記警號吹響了整個影視行業打擊過度“泛娛樂化”問題的號角。

國家對於該問題的管控絕不僅限於湖南廣播電視臺一家，也絕不僅包括偶像養成、明星子女炒作、真人秀、歌唱選拔等綜藝節目，未來所有“過於依賴明星效應，社會話題度高，缺乏社會效益”的影視作品都將面臨危機。

偶像涼涼，神劇遭殃！

在探討如何規避政策風險問題前，我們首先要清楚到底何為“泛娛樂化”。

泛娛樂化，指的是一股以消費主義、享受主義為核心，以現代媒介（電視，戲劇，網絡，電影等）為主要載體，以內容淺薄空洞甚至不惜以粗鄙搞怪、戲謔的方式，通過

在“泛娛樂化”的時代下，明星光環被無限放大，成為了追逐經濟效益的最大籌碼。昨日在人民日報發佈的題為《加強演藝界道德法治建設》的文章中表示，“不能讓有法律和嚴重道德汙點的藝人從其失德失信、違法違規的錯誤行為中出名獲利。”

這意味著，有失德（不正當男女關係、家暴、耍大牌等）、失信（失信被執行人、挑戰公信力等）、違法違規（行政責任及刑事責任）等汙點的明星將復出無望。

其中還提到黨中央印發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法治建設立法修法規劃》，“立法修法規劃”，這是針對明星等公眾人物道德管理第一次上升到法律層面，意味著以後對明星的道德管理將有法可依。

片酬降了，工作室負稅漲了，天價代言涼了，失德失信、違法違規再也得不到原諒了，一系列舉措意在澆滅明星熱度，遏制以明星為賣點、靠明星博眼球的錯誤做法。一環扣一環，當明星價值被弱化，相應的也會對影視作品產生極大影響。

事實上，早在幾年前，人民日報就曾發文斥責過影視行業的“泛娛樂化”現象，“抗日劇化身雷人武俠劇、歷史劇成了穿越劇、宮鬥劇成了現代職場指南、網絡玄幻小說受到熱捧、段子成了歷史著作新寫法……”對於影視作品的泛娛樂化，可以解釋為“劇情雷同化、題材同質化、內容戲說化、表現方式涉性化”。

放眼目前的劇集市場，以穿越、宮鬥為代表的老題材，以及以甜寵、奇/玄幻為代表的新型細分題材，世界觀、故事線、人設均無太大差異，更無多少積極價值觀、文化內涵可言，娛樂屬性是製片方首要考慮的因素，因此一味地加入“雷”、“無厘頭”、“甜寵”等元素增加話題度，無下限滿足觀眾爽感以獲得經濟效益。《太子妃升職記》《萌妃駕到》等劇集的下架皆因於此。

這樣的所謂娛樂，早已偏離了正常的娛樂形式和娛樂範疇，滑向價值的空心化和表現的極端化。當深度變成了平面，娛樂頂替了內涵，複製取代了原創，單純模仿、庸俗化、媚俗化等弊端日趨明顯。

未來，隨著廣電主管部門對創作導向、“泛娛樂化”管控力度的加大，對於影視文化產品價值觀、思想內涵的要求將會越來越高，不僅明顯的政策紅線不能觸碰，以“下飯神劇”、“爽劇”為標籤的以及靠大卡司、大IP支撐的內容空洞、無內涵的“懸浮劇”面臨的也可能不再是點名批評這麼簡單，若不拿捏好娛樂和思想價值的配比尺度，也將會不可避免地面臨政策風險。

大禹治水，化堵為疏！

“娛樂”二字包含在人類天性之中，是人類日常休閒生活的需求，同時也是精神富足的表現，隨著資本的介入和推波助瀾，二者結合成為一種以資本為依託的文化產品。

在新消費時代，人民對文化的消費慾望甚至要超過對物質商品的消費慾望。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

但同時，對於泛娛樂化的文化市場現狀的管理也不能採取“一刀切”的簡單管控手段。比如韓國，娛樂產業屬於國民支柱性型產業，但嚴格的分級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泛娛樂化”對於青少年的不良影響，電影、電視節目均適用。

在進一步糾正文化產品價值定位的同時，不同文化產品也應逐步建立“分級管理制度”。

但無論如何分級，任何文化產品的價值導向都不能與主流價值觀背道而馳，畢竟“文藝是時代前進的號角，最能代表一個時代的風貌，最能引領一個時代的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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