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爾茨堡隨想

莫扎特糖球

第一次到薩爾茨堡時,主人見到我的第一件事,就是笑呵呵地把一包漂亮的糖球塞到我手裡,每個金光閃閃的糖球都印著一個彩色的莫扎特頭像。進入旅店客房,我一眼就看到一盒包裝精美的莫扎特糖球和幾本旅遊風光畫冊放在桌上,以示店主熱情好客。此後每晚回到旅店,我都見一枚五彩的糖球放在雪白的枕頭上。這期間,我還發現城中隨處可見這種糖球,甚至還有莫扎特糖球的專賣店呢!我腦袋裡閃過一個想法,他們在把自己的音樂大師當作一種城市廣告或旅遊商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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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爾·福斯特(右二)和他的工人們在製作莫扎特糖球

這次再來薩爾茨堡,我把這個猜測和看法告訴給一位朋友。這朋友是薩爾茨堡人。他聽罷,笑而不答,把我帶到市中心兩個小廣場中間的一條走道上。道路一邊,有一個不很起眼的小店,很小的門,不到十平方米的鋪面,簡樸又古雅,店名叫作“福斯特”。

我的朋友把這家店主請出來一聊,才知道這小小的店鋪就是著名的莫扎特糖球的老店,已經有一百多年的歷史,店主名叫羅伯特·福斯特。店名是他家族的姓。這家店是他爺爺保爾·福斯特於1884年開創的,最早是一家點心咖啡店。那時,薩爾茨堡有十三家這樣的小店。他爺爺精於甜點的製作,所以在城中很有些名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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馳名於世的莫扎特糖球專賣店

1891年薩爾茨堡人隆重紀念莫扎特逝世一百週年。保爾·福斯特也要有所表示,就想到做一種甜美的糖球作為心中的敬獻。他用一種香味獨特的綠色的阿月渾子果做成球心,插上牙籤,把它放在溶化的巧克力中裹上一層,然後取出來晾乾,拔去牙籤,再用巧克力堵上牙籤留下的小洞,最後包上一張印著莫扎特頭像的銀紙。莫扎特糖球就這樣誕生了。這種糖球在紀念莫扎特一百週年時大受歡迎,1905年在巴黎博覽會上還獲得金牌獎。從此聲名大噪,每一個來到莫扎特故鄉的遊人都會買一些糖球帶回去,“莫扎特糖球”已經傳遍世界,甚至成為巧克力的一種名品,在很多國家的機場商店裡都可以買到。

現在,在薩爾茨堡見到的莫扎特糖球有兩種。一種是金色糖紙,印著彩色的莫扎特頭像,包裝華麗,糖球是用現代技術製作的;生產這種糖球的廠家不但有奧地利人,也有德國人。另一種是銀色糖紙,印著藍色的莫扎特頭像,看上去簡單又古樸,就是福斯特家族百年不變的老牌糖球。他們至今依然嚴格地使用保爾·福斯特的手工製法。店鋪也是老樣子,不追求太大。城中只有三家分店,都是這樣又小又精,香氣四溢。他說,店鋪小,糖球不會積壓,材料現用現進,總是新鮮和芬芳的。他們堅持手工製作,因為手工做的糖球不太光滑,口感很舒服,容易感受原始的風味。

他說,他們除去“莫扎特糖球”,還出品過大主教萊特瑙和音樂家巴赫的糖球。

我對他說,你們薩爾茨堡還有大指揮家卡拉揚以及《平安夜》的作者摩爾與格魯伯,為什麼不做系列化的音樂家巧克力糖球呢?

他搖搖頭說,他們做巴赫和萊特瑙的糖球,是因為當時有紀念巴赫和萊特瑙的大型慶典。有的是活動的組織者請他們做的,不單單出於商業考慮,主要是為了紀念。比如今年他們還要出品一種糖球紀念羅德龍大主教去世三百五十週年。羅德龍在任時曾下令建立薩爾茨堡大學,人們至今還感激他。

我說,我明白。你們的糖球是一種甜蜜的紀念。

他笑了,感謝我理解他們。他說:“這也是我們這家店的傳統,從紀念莫扎特那時就是這樣。”

他說這話時還有一點點自豪。

我的朋友站在一旁微笑點頭,很高興我理解了他們。

我心裡卻略感歉疚,因為我曾誤解了他們,或者說冤枉了他們。

音樂之聲與音樂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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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美國的遊人一到薩爾茨堡,一準會興致勃勃地到那部好萊塢經典影片《音樂之聲》的拍攝景地,去親眼看看那些美麗得近乎仙境的風景。其實,不只美國人,無論哪國遊客,只要看過《音樂之聲》,全都會對影片中這些神奇而迷人的景觀充滿好奇。

然而我的一位薩爾茨堡的朋友卻說,真正的薩爾茨堡人很少有人看過這部影片。

你問他們那首已然傳唱全球的電影歌曲《雪絨花》,是不是這裡的山歌或鄉間小調?他們會撇嘴一笑說:“不,那是美國人的歌!”

但是,不要以為薩爾茨堡人心胸狹窄——不願意承認他們這座誕生過莫扎特和卡拉揚的音樂聖城受惠於一部大眾化的好萊塢電影。因為,這裡確實有過特拉普少校與家庭女教師瑪麗婭的愛情故事,也有過一支非常出色的“家庭合唱團”,但真實的故事遠比電影裡的故事動人得多。

真實的故事

當年奧匈帝國時代的疆域,要比今天的奧地利的版圖大得多。奧地利曾經擁有海軍,特拉普的父親就是一位海軍上校。特拉普受到家庭影響,年輕時就把終生的理想融入大海中乘風破浪的戰艦上,後來真的成為海軍軍官,並且建功立業,受到皇帝約瑟夫一世的器重,成為一名海軍少校。可是“一戰”結束後,奧匈帝國解體,奧地利失去了“領海”,特拉普的事業、抱負連同理想一同毀滅。更不幸的是,他故去的妻子留下七個孩子無人照看。當地的修道院派來一名修女來做家庭女教師,幫助他維持這個龐大而鬆散的家庭。她就是瑪麗婭。

真實的特拉普比電影《音樂之聲》中的特拉普英俊和高貴得多。寬闊的前額,蓄著濃密的小鬍子,炯炯的目光,深邃而又剛毅,而且一直到老都是腰板挺直,顯出軍人的氣質。這樣一比,電影中的特拉普,很像一名體育教師。但影片裡的瑪麗婭要比真實的瑪麗婭漂亮得多,電影中的瑪麗婭更像美國人,而生活中的瑪麗婭是典型的奧地利女子,身體壯實,骨架很大,臉盤也大,很早便發福。

瑪麗婭出生於1905年,兩歲時就成為孤兒,由姑母收養,住在維也納。姑母是個很有眼光的人,所以瑪麗婭小時候受到嚴格和完善的教育。從她留下的一張孩童時的照片看得出,她臉上有一種孤兒特有的早熟及自信。所以她成年後來到薩爾茨堡修道院做修女時,就被院長看中,挑選出來,派到特拉普家中擔任一年的家庭教師,並很快贏得孩子們的喜愛與信任,平日緘默不語的特拉普對她也萌生了愛意。

我在市中心糧食街附近一個小劇場裡,看過一段關於瑪麗婭20世紀70年代由美國回家探親的紀錄片。她滿頭白髮,胖胖而柔和的身體穿著薩爾茨堡的民族裙裝。她回憶起當年特拉普向她求婚時的情景,她說她嚇得跑回修道院,修道院裡的人都叫她回去結婚。她哭了,但還是回到特拉普身邊,因為她心裡也十分敬愛這個慣於沉默和富於原則的男人。她一邊回憶,一邊抹淚,她哭得委屈,害怕,害羞,好像回到當年。一位七十多歲的老人居然還保持著少女時代純潔的感情,很令人感動。正是這樣,她成了特拉普家中的太陽。後來,她給特拉普家庭又增添了兩個新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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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爾茨堡街頭

1935年,一位名叫瓦茲內的神父發現了這個家庭有一種特殊的共有的才華,就是清純無瑕的歌喉與自然而動聽的音質。而這個被瑪麗婭的愛心凝結起來的家庭,和諧融洽,親密無間,又是最終成為一個家庭合唱團的基礎。在瓦茲內的幫助下,一個非凡的合唱團形成了。最初只是電臺轉播他們的歌聲,後來在薩爾茨堡音樂節的合唱比賽中他們竟然榮登榜首,由此便開始了他們的合唱生涯,從薩爾茨堡唱到全奧地利,由國內唱到國外,漸漸在歐洲有了一些名氣。

1938年,“二戰”爆發,奧地利被納粹德國佔領。納粹知道特拉普在軍事上的才幹,要他參加德國海軍,並許以高官,但被正直的特拉普拒絕。他說:“我已經宣誓過只效忠一個國家。”為了躲避納粹的糾纏,他只能棄家而逃,遠赴美國。

在美國入境時,特拉普一家曾經遇到過麻煩。美國人沒有聽過他們的歌聲,不買他們的賬,他們有被拒籤的危險。瑪麗婭靈機一動,指揮孩子們放聲唱起歌來。美妙的歌聲立即打動了美國人。他們得到了簽證,進入了美國。

這支家庭合唱團開始在美國各地巡迴演出,一往無前並獲得很大成功。但他們沒有忘記自己的祖國與故鄉,每次演出時,他們都把一些紙條發給觀眾,上面寫著:

“不能讓莫扎特、貝多芬和舒伯特的家鄉受苦受難。”

觀眾受到他們愛國之心的感動,紛紛捐錢。他們便用這些錢買了衣服、食品、藥物運送回去,有時一次就是幾噸重的貨物。在“二戰”後美國盟軍佔領薩爾茨堡時,他們通過一位名叫考林斯的美國將軍的幫助,把義捐品源源不斷地送到家鄉父老的手中。別說特拉普一家,就是這位美國軍官也深受薩爾茨堡人的感激。這位美國軍官於1963年死在薩爾茨堡,他的遺體被薩爾茨堡人安葬在著名的聖彼得墓地裡。

瑪麗婭在美國又為特拉普生了一個女兒,他們總共有十個孩子。這樣一支合唱團在美國各地輾轉多年,每年演出高達一百二十五場。後來孩子們漸漸長大,有了各自的家庭和第三代人。直到1956年合唱團才解散。但是他們用音樂聯結起來的親情卻一直延綿到今天。

當年特拉普一家來到美國,定居在費爾蒙特。在那裡他們建造了一座標準的薩爾茨堡式的農家木屋,寬敞的屋體,巨大的坡頂和長長的陽臺,一家人平時總是穿著家鄉的民族服裝。遠遠看上去,完全是一派地道的奧地利風景。他們給自己這木屋取名為“丹心”。這赤紅之心顯然是對自己遙遠的祖國故鄉而言的。

1947年5月30日特拉普死去,埋葬在屋後的家庭墓地裡。

1987年3月28日瑪麗婭辭世,長眠在一生心愛的丈夫身邊。

電影的故事

把特拉普和瑪麗婭一家的故事改編為電影,緣自瑪麗婭本人的一本書——《特拉普一家》。在這本書中,她以回憶錄的方式記錄了他們一家從戰時奧地利逃出,遠走他鄉以及合唱團曲折坎坷的經歷。

最早萌生拍電影這個念頭的是美國的好萊塢。由於好萊塢只想使用這本書的書名,內容要大刪大改,遭到瑪麗婭斷然拒絕。

此後,一位名叫沃爾夫岡的德國導演從瑪麗婭手中買走了《特拉普一家》的德文電影的版權,並把它推向銀幕,但這部德文版電影影響很有限。有趣的是飾演瑪麗婭的女主角愛列維克和後來美國電影《音樂之聲》中瑪麗婭的扮演者朱麗葉竟出奇地相像。

美國人一直沒有放棄《特拉普一家》。大概這個用愛心凝結起一個破碎的家庭的故事與又跳又唱的家庭合唱團太適合電影表現了。當然,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這個家庭合唱團已經聞名全美,他們一定會是自己的故事的賣點。

美國人先後拍了兩次《音樂之聲》。一次是在1959年由百老匯製片廠拍攝,不算成功;再一次由20世紀福克斯公司拍攝,1965年3月2日首映。導演羅伯特以他明朗的風格與多彩多姿的表現手法使這部影片大獲成功,一舉贏得五項奧斯卡獎,從而享譽全球。

應該說,儘管這部電影的主要情節都來自瑪麗婭的生活歷史,但它的精神實質卻已經美國化了。瑪麗婭積極、樂觀、進取、開放,完全是美國人心目中崇尚的女性。特拉普一家的艱辛、坎坷以及對故國故土之愛,在電影中看不到了,連薩爾茨堡的音樂也聽不到了。應該特別強調,特拉普一家唱的全是奧地利的民間歌曲,而電影中的樂曲完全是另一世界,沒有一首奧地利的民歌,那悅耳的《Do—Re—Mi》是純粹的美國人英語的流行歌曲。這便是這座音樂之城的百姓對《音樂之聲》冷淡的原因。如果你深入到薩爾茨堡普通人的生活中,就會懂得他們對自己的鄉土和文化包括音樂那份執著的愛。他們自然比美國人更瞭解特拉普一家為何離開薩爾茨堡,以及在萬里之外為家鄉所做的一切。我的朋友——一位“薩爾茨堡通”威力先生說:“特拉普居住的房子的後邊就是火車站,他們是乘火車離開薩爾茨堡的。他們先到瑞士,然後經意大利和英國,最後到達美國。根本不是翻山走的!”我看著他那份認真的樣子,沒有對他解釋——電影是可以改編原著的。我知道在薩爾茨堡人心裡,他們的特拉普絕對不能被胡編亂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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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麗亞率領孩子們與美國將軍考林斯合影

美國人總是不理解別人的民族自尊,於是這部聞名世界的電影的致命傷,是全然沒有奧地利薩爾茨堡的精神,甚至連“二戰”時殘酷的氣氛也沒有。它過於美化,過於詩情畫意,過於理想主義,沒有歷史真實與生活真實。但很適合美國人的胃口。尤其是薩爾茨堡曠世絕倫的風光,讓第一次來到這裡拍外景的導演羅伯特目瞪口呆。他情不自禁地把電影的情節安排在一個個美麗的景觀中,使得我們今天看上去,有些像一部薩爾茨堡的風光旅遊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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