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詩歌，多反映當時社會實際，抒發憂國憂民的心聲，但當時並沒有什麼名氣。到了宋代，杜甫的聲名達到了頂峰。有人認為杜甫作品的創作手法十分森嚴，不媚上，不欺下，跟漢朝司馬遷有些相似，不同於其他詩家，可以說是另一種形式的史書。許多文人爭相研習杜詩，形成了“江西詩派”。
但也有不喜歡杜甫詩的，宋初楊億在做翰林學士時就很不喜歡杜甫，宋朝劉放在《中山詩話》記載：“楊大年不喜杜工部詩，謂為村夫子。”
村夫子，就是在村裡教書的老學究。只因杜甫詩裡的憂國憂民，一生不得志，在他的詩裡流露出感傷抑鬱，楊億因此說杜甫就像村裡一個不得志的教書夫子，因此不喜歡杜甫的詩。
楊億喜歡的詩人，是李商隱。因為晚唐之後的社會動盪，文人墨客失去了養尊處優的環境，對社會對生活的不滿大多借由詩歌發洩出來。也有些當權者附庸風雅，盡作些膚淺粗俗的詩。這種情況持續到了宋初，有人終於忍受不了，楊億就是其中一個，跟他一起的還有劉筠、錢惟演等。
他們提出了新主張，認為詩歌是文人的藝術創作，應該語義要深，詞句要華麗，最好能引用幾個典故。這樣寫詩的，在他們之前正好有一個，就是李商隱。李商隱是遍數整個唐代，為數不多的刻意追求詩美的詩人。他的不少詩寫的優美動人，也很喜歡化用典故，而且廣為傳誦。因此他們開始學習李商隱。正好宋真宗當時命楊億、劉筠、錢惟演等編纂《歷代君臣事蹟》，他們在編書空閒，就刻意模仿李商隱的詩，最後也寫了不少。因為他們的詩大多是在皇帝的藏書館中寫的，楊億就引用《山海經》典故，在崑崙之西的群玉之山是為帝王藏書府的地方，將這他們的詩集命名為《 西昆酬唱集》，說白了就是自命高雅，逼格高嘛！
由於他們這些人，社會地位較高，生活優越，所以他們的詞很少反映現實，大多是相互稱讚溢美之作。而且一味模仿李商隱，缺乏真情實感，刻板地搬用李商隱的詩題、典故、詞藻，所以變得不倫不類，逐漸被學習杜甫風格的“江西詩派”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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