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曉四姑娘
我國的歷史教育臉譜化形象很重，歷史人物並不是僅僅幾個名詞，所謂好人壞人就能說得清楚的，他們都是有血有肉的人，他們處在不同的背景，所以有著不同的想法，魯迅當年還主張廢除漢字和中醫呢，如果不知道當時的歷史背景，估計很多人也要把他當漢奸吧。
譚嗣同不僅僅主張過賣掉滿蒙回藏，甚至還主張過中國人和白種人混血改善人種，但是在當時中國貧弱的國情下，他這麼做的原因只有一個——他認為這能夠幫助中國。
譚嗣同為什麼主張賣掉這些地方呢？首先從現實來看，這些“羈絆地區”當時確實牽扯了清朝很多精力，我們現在為左宗棠收復新疆歡欣鼓舞，但在當年，“海防”“塞防”之爭中，海防派其實相當有市場，甲午戰爭之後更是如此，譚嗣同有這種想法不足為奇。
此外，譚嗣同所在的時期正逢中國民族主義剛剛興起，當時“五族共和”的大中華主義還沒有出來，當時的中國民族主義屬於“大漢族主義”，譚嗣同的主張其實某種程度上是主張中國從“滿蒙民族的奴役中解放出來”，從現在看來，你可以說他當年的思想是錯的；但是卻沒有資格指責他，畢竟在那個時代，誰都不知道中國未來的出路在哪裡，能努力找路的人，就是偉大的。
國史拾遺
譚嗣同確實說過下面這段話：
今夫內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大而寒瘠，毫無利於中國，反歲費數百萬金戍守之。地接英，俄，久為二國垂涎，一旦宋爭，度我之力，終不能守。不如及今出賣於二國，猶可結其歡心，而坐獲厚利。不過，這倒不能責怪譚嗣同目光短淺或者賣國。以新疆為例，其實自從乾隆皇帝將新疆納入中國版圖以來，朝廷內外就一直有人持“棄守新疆”的觀點。
18世紀清朝統一新疆前，其西北的疆界極限是嘉峪關，這自然是沿襲了明朝的舊制。對於明朝而言，“嘉峪關以西置不問”，彼時的新疆其實是先後被葉爾羌汗國及準噶爾汗國所控制。長期的地理隔離，使得新疆在中原文人心中變成了域外之地，形成了文化上的隔離心理。
有趣的是，在乾隆將新疆納入版圖的過程中，這種文化隔離的心態仍然廣泛存在於清朝官員及文人的心中。例如，乾隆二十年（1755年）阿睦爾撒納攻擊伊犁時，深得乾隆倚重的劉統勳（死後賜諡“文正”）竟然上書皇帝，請求棄置進軍西域的要地巴里坤，退守哈密。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大學士史貽直再次對乾隆的用兵計劃唱反調，提出捐棄伊犁的主張。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大學士陳世倌上折，以“糧餉、馬力、將帥”為由，反對繼續用兵新疆。
等到乾隆將新疆納入版圖後，由於統治新疆的財政成本極其高昂，又有人不斷提出“棄守新疆”的主張。這些做法，本質上都是文化的隔離心理——始終將新疆視作與中原相對立的異域。
晚清的海防、塞防之爭，其實也都是在此背景下形成的問題。乃至二十世紀前期，上述觀念仍然有影響力。例如，吳藹宸在《新疆遊記》中提到：“降至今日，（新疆）猶成為荒蕪不治之邊域，非土地人民有何缺憾，乃歷代鄙視邊疆有以致之。”
簡而言之，譚嗣同的話其實代表的是晚清士人對“中國”的空間想象。
HuiNanHistory
譚嗣同是戊戌六君子之一，生於1865年死於1898年。 
譚嗣同在戊戌變法中提出了一個大膽且自以為正確的救國方法，他說應該把當時沒什麼用處的新疆、西藏分別賣給俄國和英國。俄國一直和新疆接壤的，西藏與英國的殖民地印度連接在一起，在他計劃如果能把這兩個省份都賣出去的話，那絕對能從他們手中拿到很大一筆錢財。（當時的清朝欠了2億外債，想用買新疆西藏的錢還債）
還計劃把東北、蒙古給賣了，他認為這些地方太遙遠了還沒啥用途，不如賣了換錢，用錢來支持他變法，這才是理智的想法（我想問的是，賣了土地的錢就一定會給你支持變法麼，慈溪過個生日都要到國庫裡拿錢，當時到處都要錢，為啥一定會給你變法）
如果，假如有如果，就算但是按照譚嗣同的想法辦了，變法成功了，把侵略者剛跑了，後代的我們會怎麼評價麼？必定會遺臭萬年。
很哇塞的鵬鵬
譚嗣同生在封疆大吏之家，他的父親官至湖北巡撫兼署湖廣總督。在譚嗣同短暫的33年生命中至少兩次提出售賣國土，以資變法富強的激進之策。這與歷史教科書中為國赴死的譚嗣同，簡直判若兩人。
一次是在1894年甲午戰爭之後，譚嗣同在給他老師歐陽中鵠的信中寫到：
“盡賣新疆於俄羅斯，盡賣西藏於英吉利，以償清二萬萬之欠款。以二境方數萬裡之大，我之力終不能守，徒為我之累贅，而賣之則不止值二萬萬，仍可多取值為變法之用，兼請英俄保護中國十年……費如不足，則滿洲、蒙古緣邊之地亦皆可賣……”另一次是在1895年8月，譚嗣同在與好友貝元征討論改革事宜時，再次提出這個想法：
“內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大而寒瘠，毫無利於中國，反歲費數百萬金戍守之……不如及今分賣於二國，猶可結其歡心而坐獲厚利……除償賠款外，所餘尚多，可供變法之用矣。”可見，在年輕人譚嗣同看來，內外蒙古、新疆、西藏，乃至滿洲、青海都可以賣給英俄兩國，他的理由就是以此來為變法富強爭取經費和時間。
這顯然是一個非常激進而瘋狂的想法。出賣領土主權的想法與救國富強的願望，本身就是南轅北轍。即便最終在不完整的領土上實現了所謂的富強，也是偽富強、假富強，是為人所不齒的富強。
實際上，譚嗣同更像是一個激進的理想主義者，他在理想上是無不敢為的巨人，這一點在他隨後的《仁學》創作中顯露無遺。但在行動上，他是缺乏耐心和策略的，行事中表現為一種急於求成的決戰式作風，要麼前進，要麼死。
讀歷見聞
不是所有變法都是正確的選擇，雖然我們的歷史書中對戊戌變法大有讚譽，但他們的變法實際上卻是一場極其荒唐、衝動的舉動，在這次變法中，譚嗣同、康有為等人都提出了非常毀三觀的救國建議，不是我跟大家開玩笑，只要大家往下看，他們所提出的各種觀點絕對會讓大家對他們佩服不起來。
譚嗣同慷慨赴死的義舉是我們無法置疑的，他一生的所作所為也讓他符合了一個義士所應該擁有的形象，但是誰又知道我們所佩服的義士譚嗣同卻是一個主張出賣疆土的人。
譚嗣同在變法中提出出賣疆土的建議
譚嗣同在戊戌變法中提出了一個自以為正確的救國方略，他提出應該把當時沒什麼用處的新疆、西藏分別賣給俄國人、英國人。
俄國是和新疆接壤的，西藏也與英國的殖民地印度連接在一起，在他的計劃中，如果能把這兩個省份賣出去的話，那絕對能從俄國英國手中拿到數之不盡的錢財。
當時清政府是欠了外國列強2億多兩白銀的，而譚嗣同覺得如果把這兩個地方賣掉，將會收穫到遠超2億多兩白銀的巨資，到時不僅可以把欠下的鉅債通通還清，還可以留一筆錢給自己變法強國。
不僅如此，在譚嗣同的想法中東北、蒙古這些邊緣地帶也不應該保留，應該通通的賣給外國人，好賺到更多的錢支持變法。
雖然這些地方有著豐富的礦產資源，但是以清政府當時的國力以及工業水平是根本無法合理利用這些資源的，譚嗣同覺得既然不能合理使用，那何不通過交易手段把它們換成對自己有利的東西呢？他覺得這才是一個理智的人應該做的行為。
譚嗣同和東林黨的相似度
這就是譚嗣同對變法提出的建議，究其根本，這實際上是一種拆東牆補西牆、飲鳩止渴的方法。
這個時候就要說到我們開頭所說的那句話了，並不是所有的變法都是正確的，不是每個慷慨赴死的義士都是高大上的。
我覺得譚嗣同的形象和明末東林黨的義士極其相像，他們都有一個相同的特點，那就是可以為了道義不顧個人的死亡，但與此同時，他們也有一個缺點極其相似，那就是空談誤國。
他們的身上沒有任何的治國能力，但卻總是想幹擾國政，或許他們的初衷是好的，但是如果被他們把握了權柄，那將離亡國也就不遠了。
康有為在變法中改善人種的建議
說完譚嗣同，我們有必要說一下康有為，康有為號稱南海聖人，在歷史書中的形象光輝萬分，如果不瞭解他的為人處事以及他的思想，或許還真有不少人被他表面的形象給矇騙，進而對其有所敬重。
但如果我們仔細瞭解一下康有為，那大家就會產生巨大的改觀了。
康有為非常崇尚白人，他覺得白人是人類智慧的結晶，是最高等的人類，是萬族之首，而黃種人則排在第二，僅次於白人，排在第三的是印度的棕色人種，排在最末端的是非洲的黑人。他為了全世界都走向先進的文明，就提出了他一些自認為寶貴的意見。
他覺得所有黃種人都應該與白人通婚，通過通婚改善黃種人的基因，堅持在100年內的時間內，把國內所有的黃種人都混血成高等的白人，只有擁有了白人高貴的基因，國家才能有機會擠身進入世界列強之中，走向真正的強大。而他對印度非洲也有自己的一點小意見，他覺得應該把印度人從溼熱無比的南亞大陸遷移到溫暖、寒冷的地帶，通過氣候改變他們有些腦容量不足的智商，先通過氣候把它們從棕色人種升級為黃色人種後，再通過混血把它們變為白色人種。
而非洲黑人在康有為的眼中就是真正無可救藥的群體了，他覺得所有的非洲黑人都應該進行化學閹割，讓他們都無法生育，從而讓他們徹底的絕種，只有這樣才能改善整個地球整體的智商。
康有為關於世界大同的建議
除了對膚色、人種有著自己的看法之外，康有為還覺得應該廢除國家的理念，讓全世界從狹隘的國家走向大同的聯邦，他提出我國應該首先和日本結成一個小聯邦，通過日本先進的工業文明改善我國的工業水準。
這是第一步的做法，他打算由小變大，先開始兩個國家的合邦，然後再展開整個洲的合邦，而最終的終極目標就是讓整個地球所有國家都變成一個大聯邦，只有這樣才能合理的利用人口、礦產的資源，讓整個地球得到極其合理的發展。
除了關於人種、國家制度的提議之外，康有為在戊戌變法中還有著很多驚人的言論，只不過在這裡就暫且不說那麼多了。
我們接下來簡單說一下康有為和譚嗣同之間的差距吧，我覺得譚嗣同的提議雖然不值得認同，但他的人格魅力卻絕對要遠遠勝於康有為。
逃跑後的康有為成為了大富豪
在戊戌六君子事發被抓前，康有為為了能成功變法，於是就動了刺殺慈禧太后的心思，不過康有為很小心，他怕失敗之後自己會遭受懲罰，於是他就鼓動譚嗣同去勸說袁世凱參與到刺殺慈禧的行動。
在袁世凱向慈禧太后告密後，聞風而動的康有為當即帶著梁啟超跑路了，而以譚嗣同為首的戊戌六君子則為了自己心中的大義，留了下來。
從這方面來看，譚嗣同還是有著他優點的，但康有為就不同了，他不僅空談，而且還沒有骨氣，不過生死是人最重視的東西，我們也不能因此譴責康有為，但是後來康有為的一些事情卻著實讓人不能給他一個好的評價。
康有為後來逃到了外國，他假借光緒皇帝的名義從許多華僑的手中騙取了豐富的錢財，最後他成為了一個身家千萬的大富豪。
被康有為所害的光緒皇帝
康有為當時還成立了一個保皇會，雖然名義上是光輝的，但是這個組織實際上的作用卻是他控制華僑商人的工具，因為保皇會龐大勢力的影響，很多原本支持康有為的華僑愛國商人們紛紛受到了康有為的壓榨，被他巧取豪奪了很多金錢家資。
而原本慈禧太后是沒有那麼痛恨光緒皇帝的，在慈禧太后的想法中，她覺得光緒皇帝只是被康有為等人矇騙了，實際上本質是不壞的，想要刺殺自己的行動也與他沒有任何關係，所以二人安然無恙的共處了下來。
但是康有為卻假借光緒皇帝的名義在國外聲討起了慈禧太后，他聲稱自己是帶著光緒皇帝衣冠詔的，他聲討慈禧太后所說的口號就是殺死慈禧太后，保衛光緒皇帝之類的話。
在康有為的口號傳回國內被慈禧太后聽到後，她就以為光緒皇帝真的要殺自己，於是就開始對光緒皇帝產生了厭惡，並最終在自己死前毒殺了光緒皇帝。
從這方面來看，康有為絕對算得上是十分可惡的人物，是沒有絲毫餘地的那種。
所以說譚嗣同之所以要賣掉當時的幾個省份，原因就是因為他想通過賣掉這些地方獲得為清政府還債的金錢，如果能賣掉這幾個地方，到時所獲得的金錢將會是很難想象的，在譚嗣同的打算中，這些錢不僅能為清政府輕鬆的還債，還能為自己接下來的變法行動作出金錢保障，可謂是一舉兩得。
孤客生
有一些好事人，總是喜歡從故紙堆裡面翻騰一些所謂的“語錄”，拿來調侃歷史人物。拿著所謂“譚嗣同主張賣掉新疆、蒙古”的說法，說成是譚嗣同出賣國家的汙點，說成是“維新派”幼稚的表現，或者質疑戊戌變法的歷史進步意義。
的確，譚嗣同有過這樣的言論。認為新疆、蒙古西藏等邊遠苦寒地區，不如賣給英俄等國。一來可以償還賠款、籌措變法的經費。二來可以以此與英俄談條件，甚至讓英俄可以保護大清十來年。
可以說這種想法，在現在看來很奇葩。但是在當時的社會環境看來，一點兒也不顯突兀。要不然“戊戌六君子”早早就會被慈禧拉出去砍頭了，也不會有“百日維新”什麼事兒了。實際上，持有這種想法的人在當時並不在少數，甚至一度在朝廷很流行。比如，左宗棠平叛阿古柏、收復新疆之前。“塞防”、“海防”之爭就曾經激烈討論過——朝廷有沒有必要收復新疆？既然是能夠拿到朝廷上討論的事情，說明當時的統治集團至少認為賣掉邊遠苦寒的土地也是可以考慮的“選項”之一。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 我們可以新疆為例捋一捋。雖然漢朝西域都護府開始，中原王朝一直有過對新疆直接或者間接的統治。但是到了明朝的時候，西域對於中原王朝基本上是域外之地，西域與中原已經有了三百多年隔閡。直到康熙、雍正、乾隆祖孫三人努力了將近100年，新疆才再次被中央政權直接統治。
雍正時期開始，將新疆、貴州、雲南、四川等統稱為新疆六廳，算是新疆這個名號的最早亮相。乾隆則正式定下“新疆”這個名稱。 “新疆”寓意也就是“新的疆土”。
雍正、乾隆起這麼一個名字，很有可能是炫耀他們的開疆拓土的功績。有網友就吐槽說：“對於滿清來說，出了山海關，都可以算作是新的疆土”。不過呢，同時這也反映出當時滿清統治者，的確認為新疆與內地有不同的價值。
比如當時朝廷中就有反對進軍新疆的人，他們就認為新疆沒那麼重要，不需要動用眾多的人力物力財力去費心勞神。甚至在滅掉準噶爾之後，還有官員為要不要在新疆駐軍，要不要將新疆建立統治系統而發生過爭論。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呢？領土不是越多越好嗎？那是因為，對於遠離統治核心區域的化外之地，在古代的統治成本是很高的。他們或許認為，與其守不住，還不如提前就不要得了。的確，這樣的思想也就傳承到了後面。 到了“康梁變法”時期，清朝的內外環境急劇惡化，內部階級矛盾、外部民族矛盾，已經讓清王朝的形勢岌岌可危，隨時都有坍塌的可能。
義和團運動時期的東南互保，已經讓很多人看到了清朝統治者的威信掃地，政令出了京畿之地，已經不再是暢通無阻。甲午戰爭、八國聯軍進京，讓人們看到清朝隨時有亡國的可能。
評論一件事情，我們不要以現在的觀念去強加到古人身上，以此判斷是非。畢竟譚嗣同沒有接受過來自的西方的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薰陶。而我們一出生，就在這樣的環境下成長，各種見識、觀念肯定有很大的不同。 
想想譚嗣同等憂國憂民的人，看到了近在眼前的亡國危機，能怎麼辦？該怎麼辦？沒權、沒錢、沒安定的環境。這樣的情況下，如何“扶大廈之將傾？”老祖宗們的故紙堆裡面，曾經有過的錦囊是“捨車保帥”。於是乎，看似滑稽的“賣掉新疆、蒙古，換錢、換英俄保護”的想法，就這樣出爐了。
這裡我看到的不是該批評譚嗣同，我看到的是那個時代的無奈、無助與悲哀！這是一個多麼殘忍的選擇題——國家存亡與國家完整哪一個更重要？想想哪個炎黃子孫不是以“封狼居胥、燕然勒石”作為最高榮譽的？我想，能留下“我自橫刀向天笑”的譚嗣同，有機會的話，也許更希望有一個堅強的國家後盾，能讓他征戰沙場“馬革裹屍還”吧。 
有朋友問我，為什麼很長時間沒有更新頭條了？這也是一種無奈，對於一個隨時可能肌肉萎縮站不起來了人，需要在倒下之前為老婆孩子打拼，只能將業餘愛好放在角落。我想陪老婆看世界，我想陪你孩子玩吃雞……但是“親愛的，抱起磚頭，我就無法抱著你們了……”。
但是我仍然很慶幸，我沒有生活在“易子而食”的時代，我不需要在保存家庭還是賣掉孩子之間做抉擇，只有我努力家人就不會捱餓……
是否，譚嗣同曾經遊歷新疆的時候，抓起一把黃沙想要緊緊攥在手裡，但是指縫總是要漏出來一些……
爾朱少帥
因為有人想買所以有人想賣，看上去像一句廢話，其實這就是當時大時代背景的真實寫照。
清末雖然飽受西方列強侵略凌辱，但這些西方國家並不想滅亡中國更不會坐視別國滅亡中國，這樣不僅成本高而且對它沒什麼實質性的好處。這些西方國家最看重的是商業利益，想獲取高商業利益，這就需要開拓市場，加速財富的全球流通，所以在戊戌運動中老外是支持的，巴不得的讓中國改革確立出資本式的市場化規則，遺憾的是這場改革失敗了。
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廣東知識分子提出了不少的志國方略（當然，有管用的，也有餿主意）這裡就包括了題目中譚嗣同主張賣掉新疆、蒙古等地的建議，我們現在看這件事的利弊確有點可笑了，但在當時來看卻是無奈之舉。
中日馬關條約後，清政府無力承擔高額的戰爭勒索，而且國內民怨四起，這時候中國的老鄰居沙皇俄國幫著出了個主意：看中國缺錢作為老鄰居理應仗義的搭把手，這樣吧，我借你錢，不過我要你的蒙古、新疆、西藏等地作為抵押。這時候在全球殖民擴張的英國也想分一杯羹，打算用錢買一塊有資源的地方開發資源。
譚嗣同等人認為這些地方本為貧瘠偏遠之地，而且依靠當時中國的國力也是照顧不到那些地方的，與其這樣，倒不如建議朝廷以每平方公里收取五十兩銀子賣給野心勃勃的沙俄等國，這樣不僅能解決當前的政府賠款財政負擔，而且還能留下一筆餘錢作為變法圖強之用，這就是我開篇第一句說的，因為有買和賣的需求所以就誕生了這一荒唐的主張。消息一出，以左宗棠為代表的西北派大臣極力反對並針砭利弊，最終沒有實現這一主張。
（感謝閱讀，我是納蘭軒若，歡迎互動交流）
納蘭談史
很多人評價一個人，往往喜歡走極端，或將其捧入雲端，或將其踩入泥底。對於戊戌六君子之一譚嗣同的評價也是如此。由於其慷慨激昂，為變法而死，再加上“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的豪邁，譚嗣同被無限拔高，幾乎因為慷慨赴死而立地成聖。
但是，每一個人都不是完美的，也不可能完美。譚嗣同為變法而死，當然值得我們敬仰，他的精神也值得我們永遠銘記。不過，我們必須要了解，戊戌變法本身就是一個極為不成熟的變法運動，除了出發點，變法內容幾乎無切實可行措施，變法的領導人是如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人，毫無從政經驗，很多思維也極為幼稚。譚嗣同主張賣掉新疆，蒙古就是一例。
這件事最早見於譚嗣同給他的老師歐陽中鵠寫的信中：
“試為今之時勢籌之，已割之地不必論矣。益當盡賣新疆於俄羅斯，盡賣西藏於英吉利，以償清二萬萬之欠款。以二境方數萬裡之大，我之力終不能守，徒為我之累贅，而賣之則不止值二萬萬，仍可多取值為變法之用，兼請英俄保護中國十年。不但如此，在譚嗣同看來，除了中原地區以外的國土都是可以賣的：
“費如不足，則滿洲、蒙古緣邊之地亦皆可賣”。
在今天的我們看來，譚嗣同的言論簡直令人瞠目結舌，與漢奸、賣國賊無異，而且變法的領導人康有為也有類似的言論。其實在清末民初，不單單是維新派，許多人也有類似的想法。因為很多人的出發點是狹隘的民族主義，以“PAI滿”為出發點，因此將中原地區以外的國土都實為可出賣的商品。
譚嗣同等人有出賣新疆蒙古的想法，其實在他的信中也說的很明白了。在譚嗣同看來，蒙古、新疆、西藏等地區屬於苦寒之地，人煙稀少，環境惡劣，中央王朝在這些地區不但沒有任何收穫，反而花費鉅額資金駐守，“毫無利於中國”，因此他認為還不如賣給列強，得到錢後用於變法。
且不論譚嗣同認為新疆、蒙古等地域廣大的國土“無用”的可笑言論，單單他所幻想的將蒙古新疆等地賣給列強所獲“十萬萬”白銀的想法，就極端幼稚可笑。
在弱肉強食的19世紀末，任人魚肉的清政府，根本沒有與列強平等對話的資格。而對於列強而言，明明可以以微小的代價瓜分中國，他們絕不可能花費鉅額資金去購買中國國土。
譚嗣同的這個想法，無論是立意、出發點、還是可行性，根本不成立，完全就是一廂情願的幻想。因此，我認為有的人給予譚嗣同所謂“政Z家”的評價，是十分離譜的，如此幼稚、荒唐的想法，完全不符合一個政Z家的所作所為。
鳶飛九天2018
我發覺這個問題下的答案裡都忽略了一點，那就是譚嗣同其實是一個隱藏很深的反滿“皇漢”。
譚嗣同在自己著作《仁學》裡認為清朝皇室是“素不識孔教之奇渥溫” 的“賤類異種”，認為清朝取代明朝只是“憑陵乎蠻野兇殺之性氣以竊中國。”
對於所謂的“同治中興四名臣”曾國藩、左宗棠則認為他們“中興諸公，正孟子所謂‘服上刑者’，乃不以為罪，反以為功。”
譚嗣同在與康有為交往過程中，也半公開的把《明夷待訪錄》、《揚州十日記》這些當時的反清禁書拿給時務學堂的學生看。
而且譚嗣同的革命黨傾向在當時並不是沒有人看出來，比如章士釗就曾經說過““先為北京之行，意覆其首都以號召天下。……以嗣同天縱之才，豈能為愛新覺羅主所買？”
譚嗣同老師歐陽中鵠的孫子歐陽予倩也曾披露，譚嗣同在給他爺爺信裡“
公然說滿人視中國為儻來之物，無所愛惜……他對於利用光緒行新政，不過認為是一時的手段。”只有理解了譚嗣同革命黨人的本質，才能更好理解為什麼譚嗣同會主張賣掉新疆、蒙古。
時間倒退回1875年，這一年，清朝政府曾經發生過一場國家大戰略的爭論，這就是李鴻章為代表的“海防論”與左宗棠為代表的“塞防論”之爭。
在這裡，關於“海防”與“塞防”爭論我就不詳細展開了，我這裡只說一下左宗棠“塞防論”最核心觀點，也是最終打動慈禧為首的清朝高層的觀點是什麼。
左宗棠在《復陳海防塞防及關外剿撫糧運情形折》裡強調“克復新疆，所以保蒙古；守衛蒙古，所以保京師。”
眾所周知，清朝興起於內亞，所以清朝歷代帝王對內亞事務都非常敏感的，尤其是對蒙古事務，這也是為什麼康雍乾三代一定要和蒙古準格爾部打到底的原因。
而且到了甲午，蒙古與黑龍江馬隊依然是清朝皇室認為最心腹的武裝力量。
理解了這一點，就不難理解身為“反清皇漢”的譚嗣同為什麼主張新疆、蒙古了，第一是為新法籌集資金，這也只是表面原因，更重要的是譚嗣同想借此動搖滿蒙貴族根基，廢掉滿蒙貴族的武力依仗。
綜上所述，我覺得譚嗣同這種主張並不能單純的看做是“愚昧”或者是“無知”，更不是“賣國”，本質上譚嗣同的主張和列寧以辭職相威脅，一定要簽署《佈列斯特條約》的心理幾乎是完全一樣的。
蘭臺
首先，譚嗣同確實想過賣掉新疆、西藏和蒙古
不過，這只是在信中偶爾提到的想法，並未形成定案。
在給老師歐陽中鵠的信中，他寫道：“試為今之時勢籌之，已割之地不必論矣。益當盡賣新疆於俄羅斯，盡賣西藏於英吉利，以償清二萬萬之欠款。以二境方數萬裡之大，我之力終不能守，徒為我之累贅，而賣之則不止值二萬萬，仍可多取值為變法之用，兼請英俄保護中國十年。”
圖片說明：譚嗣同的老師歐陽中鵠，譚嗣同稱其學問“實能出風入雅，振前賢未墜之緒”。
事實上，在當時，與譚嗣同有相同主張的人不在少數，即所謂東南派，最早的主張者是李鴻章，認為清政府應該重點發展東南沿海地帶，放棄西北，使有限的資源得以集中使用。
圖片說明：戊戌變法失敗後，康有為等人在海外PS的康梁與光緒的合影，事實上，二人當時只是四品，按清廷定例，沒有參見皇帝和給皇帝寫奏摺的權力，康有為口音極重，光緒根本聽不太懂，光緒對康有為一直不太信任，不肯授予實權。他更看好老成的楊銳等人，但事實上，楊銳是張之洞的密探，他曾向光緒提出要提防康有為。
與之對立的是西北派，代表人物是左宗棠，提出“伊犁我之疆索，寸土不可讓人”，他親征新疆，維護了國家主權。代價是耗費較多軍餉，影響了北洋水師的發展（雖然不是直接影響），這為後來甲午之敗留下伏筆。
其次，兩派誰對誰錯，要歷史地去看
從今天的角度看，如果放棄此三地，則中原發展的潛力盡失，大大惡化了地緣政治環境，不僅會影響國家的未來發展，且加劇了國土安全風險，實在是愚不可及之議。
不過從歷史的角度看，也應體諒前人：
1、在當時許多漢人的意識中，東南才是中心，當時人們尚困於省籍意識，缺乏民族國家觀念，不僅將此三地視為邊鄙之地，甚至連東三省都覺得並非故土，不是太重視。
2、縮短戰線才能集中力量辦大事。清政府是傳統政府，但體量太大，處處需要照顧，這樣資源分散，難以成勢，集中力量辦大事無可厚非，但問題是民族國家體制下，失去的土地就不再可能收回來了，今天放棄，將來就算強大了，也要承認這一歷史現實，這等於是犧牲長期利益來換取短期利益，只能說明謀國者對國際法太不熟悉，還是從古代的王朝國家角度看問題。
3、邊疆地區事實上已失控，不足以抵禦外辱。
4、譚嗣同等不是基層上來的官員，而是長期困於書齋，長於圖紙作業，不通實務。這一弊端在戊戌變法中也體現出來，變法之士固然有理想、有熱情、有視野，卻沒有操作能力，缺乏組織團隊，經常異想天開，結果必然是壯烈的失敗，如果他們手執權柄，反而是一件很危險的事。
近代許多革命者都主張很荒唐，包括孫中山準備將東三省賣給日本，康有為要在巴西建個華人國，他還是放棄三地的主要倡議人。不必將他們視為賣國賊，因為他們確實對實務太無知，一旦參與實際操作，他們反而變得更專制、更狹隘、更保守。
只有一腔熱血，卻沒有必要的知識準備，近代以來，無知給國家帶來的傷害十分沉重，在今天，我們依然要防止這種“愚蠢的熱情”沉渣泛起。愛國不只是口號，還是專業技術，不懂專業，只靠下意識去判斷，必然是害國害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