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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國大學及北大學生的人數及錄取情況

民國時，大學的地位和作用和我們現在多有不同。我們如今可以輕易上個大學，但是民國大學國家教育層級的頂端。按照《劍橋中華民國史》的統計，那時的國家總人口達到4億，但迄於1920年代，中國每年大學畢業生僅有2000千左右。這樣的比例，天然地決定了他們的精英身份和意識，像電影《無問西東》所表現的那樣。

北大作為當時的“黃埔式大學”，能擠進的學生尤為金貴，而中文系是彼時彼校的“王牌專業”，能被錄取更為難得。這些師生，濟濟一堂，以傳授和學習中國傳統文學中的髙深知識為根本目的,“一國之學”有賴他們去延續、繼承、發展，都是潛在的中國文化傳播者、研究者、從業者。

所以，知悉民國大學及北大中文系的錄取情況，是我們瞭解當時北大中文系學生古文水準的一個必要背景材料。

（圖：抗戰前中國專科以上學生及畢業生人數）

而就在這樣的錄取率中，北大的總人數，1913年是200餘人，1916年是226人畢業，1933年達到鼎盛時期，學生總數也不過是1053人，偌大的中文系人數不過幾十人，可以想見當時考取北大、考入中文系之難。

二，民國時期中學“國文”教育之大略情況

以上是論及民國大學錄取之難及進入北大中文系之艱鉅的一個背景提示，接下來我們還應該考慮到民國時代中學生整體的“國文”教育情況，如此我們才能對他們的“古文”素養有一個大體的瞭解。

（圖：民國時期的國家學制設置）

在整個民國時代，中小學基礎教育是極端重視“國文”“古文”等傳統課程的教育的。雖然1920年9月當時的教育部曾下令“自本年秋季起,凡國民學校一二年級先改國文為語體文,以期收一言文一致之效”，但在具體實踐中,初等中學以上,古文所佔的比重遠遠超過白話。以1928年《中央大學區立上海中學校國文學程綱要》中的比例而言，“語體文十之三，文言文十之七”；胡適起草的《高級中學公共必修的國語課程綱要》則涵括以下四項:“培養欣賞中國文學名著的能力、增加使用古書的能力、繼續發展語體文的技術、繼續練習用文言作文”，可以表明在當時的中學教學中，文言文佔據主導是“常態”，即便是新文學倡導者也並非絕對的反對者。

這種在實際基礎教學中格外重視文言教育的體制，也使得當時的中學生古文功底不在話下，不要說是否考取北大中文系了，即便一般中學生，應付報刊、公文、函犢等的古文寫作，基本都是手到擒來的自如。

三，民國時期的北大中文系開設師資與課程

民國時期的北大中文系，與清華大學、燕京大學等洋派大學在立學主張、課程設置、培植人才宗旨等方面上多少有點異趣，向來是中國大學中所謂“舊學”的堡壘。所以對學生傳統文化的訓練可謂不遺餘力。

按照周作人《知堂回想錄》的說法，在1930年代以前，北大中文系主導勢力分別是桐城學派、章黃學派，而他們都是“文化上的遺民”，竭盡全力保存國粹，抵制新學；1930年代以後，以胡適之為代表的“新學”勢力全面佔據北大，但是他們在倡導“新知”的同時並不廢棄國學，而是本著“整理國故”的姿態主張客觀地研究中國古代文化遺產，所以此時的北大，雖然增添了不少新文化人、設置了諸如新詩等時髦課程，但是作為“舊學堡壘”的地位和色彩並沒有失掉。

所以，要說民國時期考上北大的文科生古文功底如何，我們也不妨看看那個時候中文系的教學情況。

1，其時北大中文系整體的課程與師資情況：

2，北大中文系之有關古典門類的師資、課程及教材情況：

可以說，民國時代的北平、北京大學、北京大學中文系，人文薈萃，師生間切磋學術，議論古文，相接甚歡。只可惜如此景象，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如今的北大中文系，早就是孔慶東教授們的天下。在酒色財氣的映照下，他們面孔已經日漸蒼白與猙獰，偶有風雅停吟，連打油詩都作的不倫不類，更別談古文商略這些漸行漸遠漸無書的雅事了。

2018，8，31，晚間閒扯

劉愚愚

不要神話北大清華，這兩所學校崛起也就是近30年的事，政策傾斜的結果。民國時期的北大一般般，甚至高考剛剛恢復那會也一般般，知道雷軍為什麼以清北的分數上了武大嗎，因為那時候的清北根本不是國內最好的大學。

關鍵字: 大學 千左右 民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