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經緯客戶端11月22日電 題：《何亞非：中美之間沒有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
作者 何亞非(外交部前副部長、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
今年是中美建交40週年，在這麼一個重要的年份我們不少人因為中美關係的緊張、貿易摩擦的加劇，對兩國關係和世界的前途憂心忡忡。不久前，美國副總統彭斯講話裡鎖定中國為美國的主要戰略競爭對手，給人一種冷戰似乎就要開始的感覺，連最近美國前財政部長保爾森的講話都有“經濟鐵幕”的這種說法，許多支持中美關係的人士現在也不太敢說話。當然，最近兩國元首的通話、中美外交安全對話給我們以希望，因為雙方都能夠正視分歧與矛盾，積極地為兩國元首在阿根廷的會晤做準備。當然，這種準備需要我們付出艱苦的努力，但是對話的大門還是敞開的。
那麼在這麼一個歷史動盪的時期，展望今後五十年，需要我們能夠對中美關係有一個重新的認識，包括它的積極性，包括它的矛盾和分歧。我們也要對我們的世界有一個重新的認識，以此來穩定中美關係，為解決眾多的全球性挑戰找到出路。
中美之間是敵是友？
我們經常問，中美之間究竟是什麼關係，是敵人還是朋友？中美之間是不是一定要分出一個敵友來？中美能不能避免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這個問題非常重要，如果這個問題回答不了、回答不好，那麼後面所產生的政策，雙方對各自的政策就會有偏差。
回顧中美建交40年，羅伯特·霍馬茨先生(Robert.D.Hormats，美國前副國務卿)也說我們兩國的合作始終是主流，有起起伏伏、有矛盾。但合作一直是主要的，共同利益大於分歧。兩國都在推進全球化，推進全球的自由貿易，維護以規則為基礎的全球治理體系。雖然美國對華政策有戰略模糊這個說法，但其實表面模糊，心裡是很清楚的，因為“和則兩利、鬥則俱傷”，我們都知道沒有什麼陷阱，陷阱是自己挖的。
近年來，不少美國和西方專家學者以埃利森教授《註定一戰：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嗎？》(書中16個大國博弈案例，有12次是以戰爭來解決的)作為依據來判斷，中美作為新興大國和霸權國家，一定會掉入這個陷阱。特朗普政府去年和今年出臺的一些戰略報告似乎也印證了這一種論斷，果真如此嗎？我們來做一些分析，我覺得可以從歷史和現實縱橫兩個軸做點分析。
我們從歐洲歷史來看，歐洲結束30年戰爭，在1648年簽署《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以來，這400年歐洲國家之間、歐洲國家與其他國家，包括其他大國，確實大多數是通過戰爭來解決問題，這是因為過去國家之間相信實力為支撐點，沒有形成羅伯特·霍馬茨先生講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格局，雖然有某種意義上的經濟全球化，但這種相互聯繫、相互依存沒有現在這麼緊密。現在的時代是大變化、大發展、大調整的新時代，力量對比也已經發生顛覆性的變化。過去歐洲實際上成立的國際體系是以歐洲為中心，其他地方為邊緣，我們叫中心邊緣的國際體系。後來這個中心變成美國，它還是中心邊緣的國際體系，不太平衡，不太平等。全球化導致了世界的多極化，導致了各國經濟的相互依存，導致了我們相互依賴的全球生產鏈、供應鏈、價值鏈，把我們的命運緊緊地捆綁在一起，給了各國和平相處、和平競爭的廣闊空間和時間。另一方面，從負面講，由於大量核武器的出現，大國之間通過戰爭解決問題的選項基本可以排除。
在這麼一種狀況下，我們現在如果還是用過去的零和思維模式來分析中美關係，不管是中美的地緣政治關係，還是經濟關係，還是其他關係，都是錯誤的，都不能反映世界的現實，反映中美關係的現實。所以，不管是近期還是中長期，中美不是敵人，也沒有必要非要分出一個敵人和朋友來，也不存在“修昔底德陷阱”。當然，這麼講並不是說中美之間沒有利益的衝突，利益的磕磕碰碰難以避免，不僅中美之間，中國歐洲之間，中國俄羅斯之間，中國和其他的金磚國家都會有磕磕碰碰，這是我們生活世界的一個現實。所以我們大家要以建設命運共同體為指引，尋求各自發展戰略的對接，因為各個發展戰略必定不同，要尋找接合面，尋找共同點，這就需要我們跳出原來舊的思維模式。
美國應正確的認識自己
我記得愛因斯坦講科學問題的時候說，你不能用過去製造問題時的那個思維模式來解決這些問題。現在我們確實需要思維模式的變化。我最近看英國的《現實的歷史》，裡面就勸告美國不要把中國想象成一個升級版的德意志帝國，也不要老是把中國描述成無處不在的，這種思維邏輯一定會出問題。我想引用習近平總書記前不久代表中國作出的一個承諾，總書記說，“無論中國發展到什麼程度，我們都不會威脅誰，都不會顛覆現行國際體系，都不會謀求建立勢力範圍。”三不，這是中國對未來的一個承諾，也是中國對自我和世界的一個認識，就是說這個世界是中國的世界，還是中國是世界的？其實美國也需要認清這個問題。這個世界是美國的世界，還是美國是世界的美國？過去我們討論歐洲問題，講德國就講是德國的歐洲，還是歐洲的德國，這個問題我們都需要回答。
我們要對中美之間的合作空間，未來合作的領域，進行深入的研究，不僅僅停留在口頭上說我們兩國可以合作，究竟哪些領域可以合作，特別是在戰略上能不能合作。羅伯特·霍馬茨是從基辛格那個時代開始走過來的，我們都很清楚，過去中美在不同時期的合作有不同的戰略支撐或者戰略支點，有一個戰略的合作點。那究竟這個戰略合作點是什麼？我覺得就是共同維護世界和平，共同促進世界經濟的發展，共同維護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體系和全球治理體系。我特別強調“共同”，儘管兩國的實力不一樣，兩國的出發點也許不一樣。但是，我想中國也好，美國也好，都不希望這個世界發生大的戰爭，都不希望世界經濟往後倒退，都不希望這個世界失去秩序，沒有規則可循，混亂不堪，這就是我們的共同點。
其實中國或者是中國人對美國的看法基本是正面的或者正面的居多。根據美國的民調，最近美國年輕人對中國持積極的看法這個比例也在上升。我們知道，美國有很多人對中國的發展、力量壯大心裡存有疑慮，覺得中國的政治制度不一樣，意識形態又不一樣，文化傳統又不一樣，沒有按照美國的模式在發展，那麼這麼一個國家發展起來了對美國意味著什麼呢？他心裡有點焦慮不安，我覺得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美國需要深入中國來看一看，深入正確地認識中國，這裡面高層的溝通確實很重要，其他各個層面、各個領域的溝通也非常重要。
我覺得美國這個國家在建國的時候，很多理念是非常好的。但是隨著美國經歷兩次世界大戰變成帝國以後，建國初期的初心和帝國的情結就有矛盾。但帝國永遠是一個暫時的現象，這個世界不可能永遠生活在帝國的狀態之下。世界多極化已經是一個趨勢，這個多極化未必說幾個國家或者國家的力量完全一致，但說明一個國家不能說了算。習近平主席在巴布亞新幾內亞講的話我很受感觸，他說“規則應該由國際社會共同制定，而不是誰的胳膊粗、氣力大誰就說了算”，非常直接了當，我覺得這是對的，這就是國際關係民主化所追求的。其實美國建國之初國際關係民主化的理念是存在的，二戰結束的時候建立了聯合國，其中也包含了國際民主化的因素，聯合國大會各國家不論大小都是一個國家一票，都有一個發言的機會。所以我倒是希望像美國這樣的大國能夠正確的認識自己，不要糾結於帝國的情懷、帝國的情結。
當今國際體系有何問題？
現在的國際體系當然也有很多問題，我覺得主要的問題有三個。
第一，沒有很好的解決貧富差距擴大的問題，沒有解決市場效率、社會公平的問題。怎麼解決這個問題，需要我們共同想辦法。用中國人的話來說，只有在發展的過程中才能解決這個問題。那麼怎麼發展？必然大家要有共識，大家共同合作才能發展。
第二，國際體系或者全球治理體系慢慢從西方治理向東西方共同治理轉變。這是因為廣大發展中國家過去在體系中的發言權比較少，需要增加，但這個轉變比較緩慢，有很大的阻力。包括在G20決定的國際貨幣基金通過的貨幣基金組織份額的改革都有很大的阻力，現在對WTO的改革究竟怎麼改，我們都贊成有些規則是要改，要適應新的形勢變化，但是改變哪些規則、怎麼改，要平等參與，讓各方都有發言權。
第三，地緣政治性方面的矛盾分歧干擾了全球合作所需要的基本共識，特別是大國之間的共識和合作。所以，地緣政治的矛盾我們要想辦法予以緩解，這需要溝通，需要有些框架性的諒解，需要一些基本的解決辦法，這在過去我們都有經驗可循，這些問題是我們當今世界面臨的大變局的一些特徵。習近平總書記說“世界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基辛格在《世界秩序》這本書中也說，如今的世界秩序也不會持久，它也會改變。當然，我覺得危機本身就是機遇，問題在於我們對自我、對世界、對我們這些大國在國際事務中、在世界格局變化中所能發揮的正面的作用要有正確的認識。只有包容才能共存，只有合作才能共贏，只有開放才能發展，只有和平才能繁榮。(中新經緯APP)
何亞非
(本文據何亞非在2018美中國際商會年度峰會的發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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