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說李詠,說不定,我們都會是英年早逝的中年人

李詠去世了,微博上有亮起一片人工蠟燭,基本上是互聯網慣例了。

幣少(ID:bikebushao)大部分在真心或者跟風悼念李詠的時候,好像都忽略了一點:

英年早逝的中年人好像越來越多了。

有人做過盤點央視5大名嘴羅京、方靜、王歡都是患癌在四五十歲的樣子,就去世了。


別說李詠,說不定,我們都會是英年早逝的中年人



這些並不是無跡可尋的,主持人這個工作是大部分職場人的高度凝練狀態:容錯率極低、要求時刻反饋。

以前,只有一部分特殊的工種才需要做到以上兩點,如今,我們驚愕地發現,似乎整個職場生態都朝著這裡這兩個方向發展了。

每次看到微信釘釘有新的信息提醒,都要做半天的心理建設才敢點開。

電話響起就莫名緊張,掛完電話還會繼續查資料,看自己是否給了錯誤反饋。

郵件發出之後,還要繼續檢查500遍,生怕出錯。

老闆付的是5*8的錢,員工乾的是7*24小時的活。

這已經成了某種職場常態。

任何時候只要收到工作信息,就自動切換工作狀態。

加上現代社會對職場人的容錯率越來越低,信息必須以郵件形式發送,才能保留證據;談話要錄音,每個人都有智能手機,任何小瑕疵都會通過鏡頭和網絡無限放大。

工業社會的聯接就是如此,它需要的不是人的個性化,而是把人當成機器,注重的是精準化。

因為高度協作本身就意味著,只要其中一個步驟出錯、一行代碼有問題,最後輸出的結果必然是失之毫厘謬以千里。


別說李詠,說不定,我們都會是英年早逝的中年人


一般來說,正常的工作環境是有一個彈性的容錯率的,有一個允許犯錯的緩衝地帶。

什麼叫做工作壓力呢?

就是不允許犯一點點錯誤,任何細小的錯誤都會被放大,造成損失。

這不是我們的工作環境寬容不寬容的問題,而是犯錯之後的代價付不付得起的問題。

今天我們嘆息李詠或者那些央視名嘴們工作壓力太難難怪患癌率這麼高,我們沒有意識到,我們自己的工作和生存也正一步步朝著高工作精度、職業精度的方向發展。

這種發展悄無聲息,卻吞噬了我們每一個人。

因為這是人類跨入工業化現代社會,必須付出的代價,每個人都成了高度協作的一環,而每一個環節都不可以出錯。


別說李詠,說不定,我們都會是英年早逝的中年人


無怪乎每天都這麼多北上廣的白領們想要逃出,他們真正想要逃出的,是那種高精度不能犯錯無法喘息的現代社會協作體系。

馬克思批判資本主義的時候說,工業革命把人異化成機器,那麼現代社會的高精協作,就是把人異化成計算機。

我們時代的悲劇,從來不是AI擬人化,從而搶掉了人類的工作——而是人類必須AI化,只有像AI一樣精準的人,才有繼續活下去的資格。

自從互聯網浪潮爆發以來,人類驚豔目眩於互聯網的格局與速度,這速度背後的一些現實,互聯網的基本要求是24*365——

人類作為節點被鑲嵌在網絡中,是一天24小時全年無休的,時時刻刻不能出現空檔期,看到信息就必須給到反饋,件件有著落、事事有迴音。

短期內還覺得可以忍受,時間一長,所有人都會發現這種即刻反饋並且極低容錯率,本身是一件非常反人類的事情。

而信息、任務、工作的冗餘,必然會隨著時間的推移,積壓地越來越多,所以我們今天舉目四望,互聯網上充斥著拖延症患者。

於是,人們只有兩種職場選擇:要麼成為工作狂,英年早逝;要不就是被淘汰的廢物們,沒有什麼議價空間。

說白了,人類走進現代社會的代價,是我們每個人共同支付的——

終有一日,我們會成為這個時代的精神病人。

或者,我們早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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