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華妹在1979年11月份申請了個體戶營業執照，一年後，她拿到這個執照，是中國的第一個個體工商戶。（南方週末記者 王偉凱/圖）
（本文首發於2018年11月22日《南方週末》）
數十年來，溫州曾一次次名揚國內外，也曾一次次跌落與迷失。現在，在積累了鉅額財富之後，它又一次來到了發展的十字路口。
但溫州要發展數字經濟、新興產業，不僅面臨政策、金融、技術等民營經濟共同的問題，還面臨著生活成本過高導致人才難留的問題。
這是一個不大的門面，位於溫州市鹿城區來福大樓一層的拐角，加上後面的倉庫，面積在250平米左右，是溫州常見的“前店後倉”式的門面。裡面擺滿了各式各樣的紐扣，以及章華妹被國家領導人接見時的照片。
38年前，章華妹拿到一張個體工商業營業執照，成為中國第一個個體工商戶。如今，章華妹仍然守著一個門面，忙碌地收拾櫃檯上的紐扣。
溫州是一座位於浙江省東南部的沿海城市。改革開放之前，因為位置偏僻、缺乏耕田，這裡是浙江省最貧窮的地方之一。
為貧窮所迫，溫州人從1970年代就開始經商，竟意外成為中國民營經濟的發源地之一。溫州逐漸催生了一大批優秀的民營企業家，成了一座“富得流油”的城市。時至今日，依然能夠看到蘭博基尼、賓利等豪車在溫州的街道上呼嘯而過。
不過在2000年之後，溫州民間財富達到峰頂，在缺乏投資渠道的時代，開始迷失在資本遊戲中。
經歷過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的陣痛，溫州人逐漸變得沉寂了。但其實，溫州至今在傳統制造領域的優勢並沒有喪失，電氣、鞋業、服裝、汽摩配、泵閥等五大傳統產業已形成了明顯的產業鏈和區域品牌優勢。與此同時，新興產業開始起步。
從個體戶到企業家
距離杭州300公里，距離上海450公里，一面靠海，三地隔江。這個偏僻、耕地少、路難走的地級市，改革開放之前，曾經異常地貧窮、混亂。
當時，溫州有這樣的順口溜：“平陽討飯，文成人販，洞頭貸款吃飯”。平陽、文成、洞頭曾是溫州市的三個縣，意思是平陽人去外面討飯，文成人大多成了人販子，洞頭則靠國家貸款來養活自己。就是在這樣一片赤貧之地，走出了中國第一代民營企業家。
擺脫貧窮的渴望，讓溫州人有著衝破體制藩籬的衝動，個體戶是他們的第一步。1970年代，不少溫州人在自家門前開了檔口，做起了小生意，章華妹就是其中一個。她的生意是始於一張直徑50釐米的小桌子。他們家裡有7個孩子，她排名老七，父母在國企的崗位被兩個哥哥給頂替了，她只能靠擺個小攤養活自己。
當時，擺小攤、開檔口、做生意不被允許，這種行為，常會被扣上“走資派”的帽子，輕則批鬥，重則坐牢。
1979年11月，工商部門的人告訴那些擺攤、開檔的人說，去申請一張營業執照，就可以公開經營了。當時，章華妹所住的解放北路，不少人都申請了執照。剛開始，章華妹也沒有注意那張執照上打印的“第10101號”意味著什麼，直到2004年有媒體尋找中國第一個個體工商戶。
章華妹的店門面不大，位置也比較偏僻，如果不仔細尋找，很難找得到。但門頭上藍底白字寫的“中國第一個個體工商戶”的廣告語格外醒目。
2004年她被媒體發現是第一個個體工商戶時，曾經放出豪言，要做一輩子“個體工商戶”。不過，後來還是註冊了這家華妹服裝輔料有限公司，由個體戶變成了企業老闆。“第一個個體工商戶”的名號給她帶來了不少聲譽和生意，目前她是“偉星紐扣”在溫州的總代理，擔任溫州市個體勞動者協會副會長，2016年她作為全國先進個體工商戶代表，得到了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的會見。
“個體戶是溫州民營經濟的早期形態，那些早年走出田間的個體戶，都會強烈地想要成為企業家。”章華妹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浙江省人大代表、上海中和正道集團董事局主席周德文是“溫州模式”多年研究者，他撰寫的《溫州民營經濟創業史》一書，記錄了大量的此類故事——改革開放前夜，不少溫州的先行者因為“投機倒把”“走資本主義道路”而身陷囹圄，或者亡命天涯。
“八大王事件”是很多溫州人揮之不去的記憶。1982年初，全國開展打擊經濟領域“投機倒把”的犯罪行為。溫州的五金大王、礦燈大王、螺絲大王、合同大王、舊貨大王、目錄大王、線圈大王以及電器大王8個人被列為重要打擊對象。
三十多年過去後，當週德文再次回顧這些先行者時，滄海桑田，有的已經離開人世，有的靠打理雜貨鋪謀生，有的則成為備受尊重的企業家。
時至今日，說起溫州，不少生意人還都會隨口說出在中國民營經濟史上留下濃墨重彩一筆的幾個地方：“中國電器之都”柳市鎮、“中國鞋都”鹿城區、“中國紐扣之都”永嘉縣。在溫州，大大小小規模的工廠，隨處可見。
“白天做老闆，晚上睡地板”
1980年代，溫州快速地形成了以家庭經營為基礎，以專業市場為導向，以小城鎮為依託，以購銷員隊伍為骨幹的民營經濟模式。溫州人最終從那個年代衝了出來，成為了時代的先行者，不少個體戶後來也變成了企業家。
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報》頭版頭條刊發題為《溫州三十三萬人從事家庭工業》的報道，並配發評論員文章《溫州的啟示》。“溫州模式”第一次正式被提及。此後，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三入溫州，並寫出了三篇介紹“溫州模式”的文章——《小商品 大市場》《家底實 創新業》《築碼頭 闖天下》，讓“溫州模式”名滿天下。
2018年10月31日晚上，在鹿城區的一個海鮮大排檔邊，62歲的陳其亮將他的那輛一百多萬的奔馳車停穩，和老闆熟練地打完招呼後，就在靠門口的地方落座。
“抖音裡有一句話，很有感觸，那是馬雲說的，年輕不吃苦，你要青春幹嗎。”陳其亮點了一根軟中華，輕描淡寫地說了一句。
從1980年代開始，陳其亮就開始做生意。過去三十多年，他先後做過鞋廠、服裝廠、酒店等生意，安全度過兩次金融危機，積聚了不少財富。“收檔”後的老陳，平時就喜歡找老朋友們喝茶、閒聊，最近喜歡上了抖音，並從抖音裡學到不少東西。
“白天當老闆，晚上睡地板”是很多溫州人的經歷。陳其亮回憶起早年在湖南賣鞋的經歷。那個時候，他和搭檔坐著綠皮火車，將皮鞋運到湖南邵陽，一路上就睡在貨倉裡。到了邵陽後，也不敢離貨物半步，吃睡都和貨在一起，貨在哪兒，人就在哪兒。
1991年，溫州知名企業家王均瑤開闢了溫州—長沙的首條私人包機航線，在溫州當地引起軒然大波。當年，在邵陽賺到錢後，陳其亮就坐過一次這條航線。雖然要比火車貴幾千塊錢，但是他就是想要體驗一把當老闆的感覺。
“飛機很不穩，在天上晃來晃去，不過我們都不覺得害怕，以為飛機就該是這樣。”陳其亮得意地回憶。那個時候，幾千塊錢對於他來說不算什麼，一次在長沙打牌，一晚上就輸掉了幾萬塊。
周德文從1980年代開始研究溫州民營經濟，他向南方週末記者總結，農村裡的“能人”，是溫州第一代企業家。當時，一個農村家庭就能全產業鏈地做出皮鞋、眼鏡、打火機等輕工業品。然後被銷往到全國各地以及海外，當年溫州就有號稱“10萬供銷員”的銷售大軍。
溫州人也收穫了“東方猶太人”的稱號，被稱為中國最會做生意的群體。溫州也一度被稱為中國的曼哈頓、迪拜。
吃苦耐勞、敢闖敢拼的溫州人在市場經濟的初期賺取了大量的財富，使溫州成為全國最富有的地方之一，就連省會杭州，也提出要向溫州學習。
位於溫州市鹿城區的溫州國際鞋城，鹿城區被稱為中國鞋都。（南方週末記者 王偉凱/圖）
“新溫州模式”
從1980年代開始，在中國興起了三種非公經濟的模式，除了“溫州模式”外，還有以外向型經濟為主、來料加工的“珠江模式”，以及以鄉鎮企業為主的“蘇南模式”。
這些地方在改革開放的大背景下，迅速富裕起來。不過，溫州模式在2000年之後就早早地“未老先衰”。一種“脫實入虛”的“炒”文化開始在溫州興起。
2003年，時任浙江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史晉川教授曾經預言，“溫州模式”將在25—30年後消失。這一預言拋出之後，引起了很大的波瀾。
史晉川當時提出了三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溫州製造業結構演變極其緩慢，基本侷限於低加工的勞動密集型行業，如皮革、服裝、打火機等；作為沿海開放的14個城市之一，溫州在引進外資上卻鮮有動作；溫州人闖蕩全世界，卻很少見到外地人在溫州辦企業。
周德文對史晉川進行反駁，他認為溫州模式具有與時俱進的基因，會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他還提出了“新溫州模式”。
“新溫州模式”有幾個要求，突破家庭工廠、家庭經營的限制，走向企業聯合、兼併、重組的道路；調整單純以市場為導向的經營方式，走向資產經營的綜合發展道路；提高民營企業老闆們的素質，造就一批具有現代智慧的新型企業；拋棄傳統家族式管理，走向現代企業制度。
2000年後，溫州也確實走出了一批全國知名的品牌，如奧康、正泰、德力西、康奈等，這些企業拋棄家族式管理，聘請職業經理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股份制度，成為民營企業的典範。
不過，也是在那個時候，傳統行業利潤下滑，來錢慢，這使得賺過快錢的老闆們很難適應。他們選了另外一條道路——炒房、炒煤、炒礦、炒大蒜、炒出租車。以出租車為例，1998年，溫州市出租車經營權證的拍賣價格是71.5萬元，沒過幾年就被炒到了140萬。
“溫州炒礦團”“溫州太太炒房團”等頻頻見諸報端，他們出手闊綽，買賣決絕，動不動就承包一片礦、買下幾棟樓，溫州陷入了一場由炒帶來的“財富狂歡”當中。
回顧那段被外界妖魔化的溫州人炒房史，與當時落後的金融體制有著密切的聯繫。溫州職業技術學院教務處處長唐高平曾在2006年對此進行過研究，他寫道，當時的金融機制單一，居民投資渠道狹窄，以儲蓄為主，而鉅額儲蓄又因為缺乏專業管理，很難轉化成引導產業升級的資本。
先富起來的溫州，民間投資的金融需求得不到滿足，炒房團正是這種現象的產物。
李韓曾在2005年前後參與過炒房、炒礦。他是陳其亮的老夥計，也是溫州第一代創業者。他向南方週末記者回憶，當時溫州的房價已經過萬，這要比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地的房價高出很多。
此外，在藏富於民的溫州，銀行大量的存款餘額都需要放貸出去，而這些錢有不少就隨著溫州炒房團，流入了樓市、礦市。2004年的時候，李韓花了200萬在鹿城區建了一座廠房，很快幾大銀行就找了過來，鼓勵他做質押貸款。
李韓本打算貸200萬，把後續的裝修給做完。但是銀行業務員卻說，就你這座廠房，最少貸個2000萬。他當時就覺得自己太保守了，然後拿著這2000萬就去山西買了一個礦，去上海買了幾套房，賺了好幾倍，很快就把貸款本息給還上了。
（資料圖/圖）
刮骨療傷
令周德文感到遺憾的是，當年他力挺的“溫州模式”“新溫州模式”，卻在脫實入虛中迷失了自己。尤其是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溫州進入了備受爭議的10年。
溫州的小商品不少銷往海外，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後，外銷產品受到巨大沖擊，人工成本的增高也使得傳統產業利潤下滑。在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那幾年，除了幾個明星企業完成轉型，絕大部分的工廠依然在老路上行走，沒有找到新的出路。
2011年11月，在過完自己55歲生日之後，陳其亮將自己的兩個兒子叫到身邊，問他們是否願意把他名下的鞋廠、皮革廠接手。但是，遭到了兩個兒子的拒絕。
7年後，回憶那一場談話時，陳其亮雙眼飽含淚水，那一刻，他真正覺得屬於自己的時代結束了。兩個兒子都在事業單位上班，他給孩子們攢的錢，夠他們一輩子花。兩個孩子不接班，他也能理解，開工廠不容易，他也不想讓孩子像他們那代人那麼辛苦。
1個月後，他請親戚朋友吃了一頓飯，宣佈“金盆洗手”，收檔不幹了。他把幾個廠房租給別人，從一線退到二線，每年靠收一百多萬的租金生活。
2008年到2011年被稱為溫州民營經濟史上“最黑暗的三年”。一位出租車司機向南方週末記者回憶，那個時候，有著“溫州外灘”之稱的江濱西路燈火通明，到處都是外地來淘金的人，如今卻冷冷清清。他自己的收入，也從早些年的月入一萬多，變成了五六千。
中國人民銀行溫州中心支行曾經給出過監控數據，2011年8月份，溫州的民間借貸綜合利率高達25.4%。這要比傳統工廠的利潤高出很多，辛辛苦苦做工廠，還不如把錢給借出去。
周德文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互保”這種模式是銀行發明的，一方面大大地激發了民營經濟的活力，另一方面也對民營經濟產生了很大的殺傷力。“一系列企業的倒閉，跟互保是脫不了關係的。”
2012年3月，多次調查之後，國務院決定設立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希望將民間金融納入監管軌道、降低風險，引導隱藏在“地下”的數千億民資早日實現“陽光化”。
國務院給溫州確定了12項改革任務，如建立健全民間融資監測體系，形成民間融資綜合利率指數“溫州指數”、探索小額貸款公司發行中小企業私募債等，以破解“民間資金多、投資難；中小企業多、融資難”為目標導向，以構建金融組織、產品和服務、資本市場、地方金融監管“四大體系”為基本框架，一邊刮骨療傷，一邊培元固本。
新起點
2008年，當金融危機開始衝擊溫州民營經濟時，曾有一批優秀的企業家尋找新的出路，投身互聯網、新能源、汽車等熱門領域，試圖在傳統行業之外，再闢一條新路。
被稱為“眼鏡大王”的信泰集團董事長鬍福林在2008年時豪擲6億進軍投資大、回報慢的太陽能行業，但很快便陷入到投資無底洞中。
2011年，行業低迷，銀行信貸全面收緊，胡福林陷入了資金危機。無奈之下，他將目光轉向了民間借貸。最終資金鍊斷裂，前期的投資都打了水漂。當年9月，胡福林選擇了“跑路”。不過，20天后，他被勸返回到了溫州。後來有媒體採訪他，他說當時“跑路”時身上只帶了2000美元。
10年之後，溫州又來到了一個新的轉折點。第一代創業者開始逐漸老去，面臨著“接班問題”。和陳其亮的遭遇一樣，不少本地老闆的孩子都不願意接手父輩的那一個大攤子。
章華妹曾經希望將自己的紐扣廠轉給自己的兒子，但是兒子的心思在餐飲和KTV生意上，最終也沒有完成交接。
但也有接班成功的案例。1981年出生的黃子龍，2009年接班江南控股集團。這是一家知名企業，主營業務是閥門。
從1985年開始，在他父親黃作興的經營下，江南閥門廠從溫州本地一批作坊式閥門廠中勝出。鼎盛時期，江南集團業務涉及閥門、皮革、地產、物流、境外礦山等領域，2008年之前業績一直保持著兩位數的增長。
2011年，集團控股的“江南皮革廠”出現重大問題，作為公司經營者的黃子龍堂哥黃鶴喜歡賭博，受澳門賭博集團影響，欠下鉅額債務，跑路了。
皮革在當時本是給集團輸血的正向業務，2010年的利潤超過3000萬元。突然出現超過1.26億的擔保債務危機和眾多工人的工資、安置費用，一下子給黃子龍帶來巨大的壓力。在當地政府的幫助、斡旋下，銀行沒有抽貸，給了他們喘息的機會，到2016年，黃子龍才徹底讓公司走出危機。
民營經濟一方面活力盎然，一方面也相當脆弱。這一課，讓這位曾經留學加拿大的第二代迅速學會了持重。黃子龍對南方週末記者表示，他慶幸2006、2007年時家族沒有投資曾經關注過的多晶硅光伏業務。接班近10年，他認為自己最大的成就之一是讓公司基本沒有貸款。
最近幾年，溫州也在努力地尋找新的突圍方向。南方週末記者梳理，進入2018年之後，溫州也已出臺了多項政策，優化營商環境，引進新興產業、擴大對外開放。
溫州市一位經濟官員對南方週末記者表示，溫州需要和杭州、寧波對比，要比人才、環境、新的數字經濟的爆發力。靠傳統的這種增長，哪怕一直都很好，但是別人比你成長得更快，有時候壓力就在於比較。我們號稱要做浙江的這個鐵三角，所以是盯著這個位置來的。
但溫州要發展數字經濟、新興產業，還面臨著生活成本過高導致人才難留的問題。溫州雖然是二線城市，但是有著比肩一線城市的生活成本。均價3萬以上的樓盤隨處可見，衣食住行等生活開支與廣州、杭州也並無差異。
怡聯科技總經理、溫州市鹿城區第九屆人大代表胡亮向南方週末記者介紹，此前，他曾做過一個調研，從溫州走出去的本科生、研究生回到家鄉工作的只有四分之一，其他的大多都選擇到了北京、上海、杭州這樣的城市發展。
他是溫州的一個“非典型”企業家，1996年，他從浙江大學計算機學院畢業，是中國最早一代“碼農”。怡聯科技是溫州本地一家高新技術公司，2017年在新三板掛牌。
（應受訪者要求，陳其亮、李韓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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