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高級研究員張斌認為，從國際經驗來看，中國必然會走向高收入國家階段。但是，即便收入提高，由於社會公共服務、激勵機制等問題仍存，人們生活面臨的焦慮難以解決。
11月20日晚，張斌在“CF40·孫冶方悅讀會”活動上指出，中國距離高收入國家門檻已經很近。按照世界銀行的定義，高收入國家人均年收入應達到1.2萬美元以上。2017年中國人均年收入在8690美元，屬中等偏上收入國家。
他說，比較國內外經濟發展軌跡，中國走的正是非常標準的所謂高收入國家走過的路。中國從上世紀80年代的鄉村手工業到90年代勞動密集型產業，90年代末全國基礎設施建設，能源產業，包括動力機車、機器設備等產業發展起來。2010到2012年迎來拐點，從製造業向服務業轉型。“從這點上看，怎麼可能不進入高收入國家？”
但張斌同時指出，即便中國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人們也未必覺得生活更好。因為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在一些領域仍有較大差距。
“我們公共服務業的佔比是嚴重偏低的，我們城市化率是嚴重偏低的。我們對於很多服務類的支出是嚴重偏低，我們人力資本密集型行業發展嚴重滯後。”他說，“到現在，我們人力資本密集型行業其實它的發展和我們需求來講還面臨很大的缺口。”
張斌認為，對於人力資本密集型行業的發展，包括城市化、戶籍制度改革等都是積累人力資本非常重要的舉措。這不在於政府去主動推動什麼，而在於其是否能給人民提供更多的選擇機會，更大的公共福利，讓人力資本的成長有一個更好的環境。
對於背後原因，張斌指出，一方面是政府的觀念沒有徹底轉變，依然認為其主要任務是要發展經濟，而不是提供公共服務，這就造成很多應該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政府沒有去做。另一方面，一些服務業面臨供求雙方信息不匹配的問題，帶來政府的過度管制。
“你在商場裡花5千塊錢，你能知道產品預期可靠。你去醫院看一場病，他坑了你，你不知道；幫了你，你也不知道。這種行業就會有很強的管制需要。”張斌說，高管制需求與高管制供給結合在一起，帶來過度管制，服務業的發展面臨很大的瓶頸。
“所以，我們會走向高收入，但是過了高收入門檻，我們能走多遠？打一個問號。”張斌說，中國最先走入的可能是“焦慮的高收入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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