渭河及其支流用滔滔大浪,把秦嶺山地和黃土高原的沃土源源不斷地運送到關中地區，年復一年，渭河三角洲、涇河三角洲、滻灞三角洲連成一片，一塊新生的平原——關中平原，就此誕生了。時光如梭,一年一枯榮的黍和粟在此無言生長，多個帝國憑藉平原的豐富資源而崛起，它們用古老的傳奇向人們證明：一個古老國度的農業文明的源頭，就在這渭河的兩岸……
渭河催生了關中平原,也催生了華夏民族的農業文明。由於渭河支流滻河和灞河開拓了關中大地上第一片適宜人類安身、生產、生活的沃土，關中平原的第一代居民——半坡人就此登上歷史舞臺。我們不知道這些最早在滻灞三角洲安家的半坡村人來自何方，只知道他們的相貌、智力水平、生產水平、生活方式，已經與曾生活在灞河上游公王嶺的藍田人，以及渭河流域的其他遠古人類有了天壤之別。
半坡人已經有了更為先進的生產工具，有了對生活和未來更多的憧憬和創造能力——這不僅是半坡人的開始,也是整個渭河平原人類史的開始。有了溫暖的家園、肥沃的土地，半坡人將同渭河一起，創造出一種人類前所未有的新生活。
半坡人從秦嶺山林走到渭河平原的時候，已經獲得了人類最早馴化的糧食作物的種子——粟，以及一些蔬菜種子。這些可以給他們更多營養、易於通過耕種獲取的食物，讓他們的生存更為輕鬆。
隨後，他們在渭河邊上發現了另一種叫“黍”的植物——它的根鬚就紮在較為乾旱的黃土中，不需要太多的水分,它的耐旱性讓它可以在渭河流域任何一處山坡上安身生長，並年復一年地和同樣耐旱的野草混雜在一起，自由自在地開花、結果。
黍和粟對生存環境的包容性，讓它們成為了未來渭河流域的主要農作物。那時候的半坡人已經擁有了石磨，他們將收穫的黍或粟用石磨碾軋脫粒，然後製成熟食，可以想象，飯點時候的半坡村一定是香氣四溢。考古人員甚至還從半坡村出土的狗和豬的骨骼化石中，發現了半坡人也以黍和粟為飼料來飼養家畜的證據，這說明當時人們種植的黍和粟作物，不僅可以滿足人的食用，還有了餘糧來飼養牲畜。
就這樣，半坡人種植的黍和粟，開始從渭河流域出發，向南方的四川等地傳播。再後來，秦嶺之下的黃帝部族蓄勢東進，黍和粟又跟著黃帝部落東進的腳步，走向了整個中國北方。渭河，就這樣成為了中國農業文明的源頭之一。
半坡人之後，出現在關中平原北部邊沿的后稷後代周人，也獨具慧眼地選擇了在關中平原北部安身立命，開始了開拓中國最早的農業文明的事業。對遼闊的渭河平原充滿嚮往和好奇的周人，雖然從開始到最後始終盤桓在渭河北岸的臺地上，但他們藉助緊鄰渭河得天獨厚的自然優勢所創造的農業文明,為後來關中平原的農業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渭北高原上的遊牧民族，是威脅周人生存與發展的勁敵。西周末年，周人在來自西北的遊牧部族脅迫下放棄故土，沿著渭河向東進入洛陽——不過，渭河農業從未停止發展，緊隨其後到達的秦人，真正成為了這個平原的主人。遍野沃土，遼闊富饒的八百里秦川，從此開創了五穀豐登、富甲天下的未來。
當戰國時期的縱橫家蘇秦誇讚秦國“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時,秦人已經利用關中的千里沃野創造了萬頃良田，為誅滅六國做好了後勤保障準備。當“漢初三傑之首”張良說出“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的時候，渭河流域已然是中國最富庶的地方。後來的司馬遷也用數據告訴我們：西漢時的關中面積僅佔全國面積三分之一，人口有全國的十分之三，卻擁有中國十分之六的財富。
地理學家更是推論，在古代，從西府（今寶雞）到東府（今渭南）的渭河兩岸，應該到處都是糧倉。更值得一提的是，在關中平原成為中國名副其實的“天府之國”500年後，位於秦嶺以南的成都平原，才姍姍來遲地登上“天府之國”榮譽榜。
這種推論是有依據的。有史料記載，公元前647年，秦國是一個豐收年景，而秦國東面的晉國，卻在這一年遭遇饑荒，國內糧倉十有九空。晉惠公只能向已經結為秦晉之好的秦國買糧食。為了維護兩國關係，秦穆公決定向晉國輸出萬斛糧食——斛是古時候的容積單位，一斛為十鬥，一萬斛糧食也就是十萬鬥，即150萬斤糧。隨後，數百隻大船首尾相接，浩浩蕩蕩沿渭水東進，到達黃河之濱時，船運的糧食又被車載馬拉，運送到汾河漕運，裝船北上直抵晉國都城絳城。
秦國一次向晉國出售如此多的糧食，肯定是在留足了國內所需口糧後才出口的。貯藏如此多糧食的糧倉,自然應該遍佈秦國各地，且數量極眾。後來秦孝公任用商鞅進行變法後，《商君書》裡曾對秦國糧倉有所記錄：“粟如丘山”、“萬石一積”的糧草倉庫隨處可見，咸陽城的糧倉甚至“十萬石一積”，連最初秦孝公因農業生產條件限制而放棄的故都櫟陽，也建有“二萬石一積”的大糧倉。
堆積如山的糧食養育了大秦帝國，也養育了後來的帝國掘墓人——西漢帝國。西漢開國皇帝劉邦最初不打算定都關中，最後在深謀遠慮的婁敬和張良勸說下，才將國都移至長安。張良分析定都關中的優勢時，特別強調了渭河平原的農業優勢與戰略優勢：關中既有沃野千里，又有渭河及黃河運輸便利，天下財貨和貢品供給京師，十分方便。如果諸侯有變，既可沿渭河順流而下征伐，又可保證軍糧供給。
匈奴，曾讓西漢最初幾代皇帝受盡屈辱，最終漢武大帝按劍而起——大軍出征前，他的爺爺漢文帝、父親漢景帝已經為他積攢了大量糧食和錢財，渭河岸邊為貯存官糧所建的太倉、細柳倉、嘉倉等倉廩隨處可見。見證者司馬遷如此記載：“京師之錢累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有了這麼多糧食和金錢，漢武帝才有了底氣和資本，讓他能夠連續17年向匈奴用兵，最終將匈奴人趕到漠北。
漢代之後的亂世三國，渭河的糧倉沃土也是兵家必爭之地。蜀、魏兩國曾以秦嶺渭河為界展開持續爭奪戰，在渭河上游以天水為中心的隴右地區對壘。為了保障軍隊供給，魏將鄧艾與蜀將姜維身披烏衣，手執耒耜，帶領將士開荒屯田，“積穀強兵”。而到了唐代，大唐帝國在河西道和隴右道的屯田數量也頗為巨大，全國三分之二的屯田都集中在這裡，糧食在田中蓬勃生長，從渭河源頭開始，河兩岸平坦的河川與向陽的坡地上，皆是大片大片的農田……
當渭河流域成為天下糧倉時，這些能維持人類生存的食物，不僅改變了一個個帝國的命運，甚至連河流及支流的流向也都隨之而變。
有資料顯示，渭河地區經過近年來的一些治理，其糧食、果樹等資源得到了長足進步，
但專家們依舊錶示，要讓渭河恢復到從前，治理之路仍然任重道遠。
渭河河道第一次因為糧食而改變，是在秦嬴政即位之後——誅滅六國最少需要10年時間、百萬大軍。大軍征戰10年該需要多少糧食？渭河北岸廣袤的臺塬北高南低，雖然土質肥沃，土地遼闊,卻遠離渭河水源，十年九旱。如果能建起像都江堰一樣的堤壩，將渭河最大支流涇河的水引向東部，與百里之外的北洛河溝通，澆灌渭北廣袤土地，秦國是否就又多了一個巨大糧倉？
水利專家鄭國就此登上歷史舞臺。在他主持下，一條綿延150多公里的水利工程竣工，涇河水從涇陽縣西北瓠口轉身東流，途經涇陽、三原、富平、蒲城，將渭河北岸近4萬公頃乾旱少雨的旱田,變成了旱澇保收的豐產田——這個水利工程，就是著名的鄭國渠。
鄭國渠修通前，渭北許多地區由於乾旱少雨，土地貧瘠。鄭國渠竣工後，涇河攜帶的大量泥沙不僅增加了土地肥力，還將大量鹽鹼地改造成了穩產豐產的良田。有資料顯示，鄭國渠灌溉區域內的糧食畝產量，是當時黃河中游地區平均畝產量的6倍多——鄭國渠為秦國消除了後顧之憂，於是，在它建成6年後，秦國首先滅掉了韓國;15年後，秦王吞併6國，得以登上皇帝寶座。
鄭國渠歷經風雨，歷朝歷代又先後在鄭國渠原址上興建過白渠、鄭白渠、豐利渠、王御使渠、廣惠渠和現在的涇惠渠——也就是說，即使過了千年，鄭國當年修渠的方向思路都沒有變，涇河水沿著鄭國渠的指向而澆灌關中北部萬畝良田的功能，也從來沒有改變。
是的，河流改變的不僅僅是方向，還可以改變中國大地的政治格局。鄭國渠之後，改變渭河的水運航道和水運方式，仍一直是眾多帝王費盡心思的問題。楚漢戰爭期間，正是有了蕭何開拓的渭河至黃河的水運生命線，才讓劉邦有了與楚軍長期對峙的資本。
漢武帝征討匈奴期間,曾重建秦代已經開通的渭河漕渠，作為渭河航運的輔助——保障京師糧食和物資供應僅僅是漢武帝的目的之一，他還有一個更具雄心的目標：打造強大水師，擊敗東甌、南越、統一尚處於割據狀態的江南地區。公元前120年，漢軍水師兵出長安，在唯一水路通道渭河上霸氣亮相，《史記·平淮書》記載，這支水師擁有“兩千餘艘戰艦，包括樓船、戈船等可用於近海作戰的大型戰艦，以及還比羅馬帝國的海軍戰艦高將近一倍的巨型樓船……”
盛唐時期，被渭河及其眾多支流環繞的長安城，已是擁有百萬之眾的國際化大都市。渭河水運，不僅將物資、糧食等生活資料從東方和東南沿海運送到關中，日本、朝鮮等地的眾多使臣、學者、僧侶、商人，也都從這條河上而來。
當時的長安城內外河道縱橫，渠道相連，在隋代開通的渭河漕運基礎上，又開通了滻河西岸長樂坡廣運潭漕渡大碼頭，可供停泊商船和運輸船。人們出行或者在城內遊覽，乘船如現在城市坐出租車或公交車一樣方便，船是最為便捷的交通工具。
盛唐時期“八水繞長安”的勝景，也確實並非文人空談，那時候渭河支流洛河、涇河、灞河、滻河、灃河、澇河、黑河都可通航水運。雖然一些渭河支流由於水量制約，大船行駛多有不便，但一般遊船和載人、運送適量貨物的小船，還是可以隨意航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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