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宙所發的是半虛構寫作的故事
「夜行者」系列是現代的都市傳說
大多基於真實社會新聞而進行虛構的報道式寫作
從而達到娛樂和警示的目的
我是一不愛坐火車的人。
火車站是中國每個城市裡，最魚龍混雜的地方，只要身處在這裡，就會讓人充滿危機感和警惕。
即使沒親眼所見，也知道車站裡什麼人都有——比如說小偷、賣票的黃牛、強買強賣的碰瓷者——還有各種奇詭的騙局。
甚至殺人和恐怖襲擊。
所以，一般情況下，我都會選擇安檢和管控更嚴的飛機——除非感冒。
我之前曾經寫過，感冒坐飛機會讓我耳鳴很久都緩不過來。
2016年12月14日，我收拾好行李，坐14號線到了高鐵站，準備坐高鐵去哈爾濱參加中學好友的婚禮——之所以沒坐飛機，都因為陪周庸去參加了一場拍賣會。
前天下午他給我打電話，讓我陪他去新源南路2號的崑崙酒店，替他媽參加一場拍賣會——北京每年都有幾場大型高端拍賣會，按季節舉行，受邀的人都非富即貴。
這種事本來和我扯不上關係，但因為他媽那天臨時有事，讓周庸她參加了，競拍一幅傅抱石的山水畫，周庸就拽著我一起去了。
拍賣會在酒店二樓的大廳舉行，那屋暖氣給的不好，加上之前幾天沒休息好，我就感冒了，不得不把機票退了，買了高鐵。
到了高鐵站的負一層，離開車時間還有一個多小時，我走向角落的味多美，打算買個麵包。
在路過肯德基的時候，有一群人圍在那，出於職業習慣，我湊上去墊腳看了眼——一個穿白衣服的中年男子平躺在地上，用手按著自己脖子，上面有道割傷，正流著血，他的身邊扔著一把匕首，一個鑷子和一個手機。
白衣服男子躺在地上，脖子正在流血
有人公然行兇？我擠進去，問一個站最前面拍照的大哥，看沒看見發生了什麼。
他說這人是自殘：“我正和人打電話呢，就看他掏出刀，給自己脖子來了一下。”
我點點頭，問大哥這人自殘時，身邊有沒有別人。
大哥說有：“身後有個人拽著他胳膊，看見他掏出刀自殘，就跑了。”
我問他那人穿沒穿警服，看熱鬧的大哥說沒有。
這時周庸打來電話，問我上車了沒。
我說沒上車：“你來高鐵站一趟吧，負一層，帶上錄音筆什麼的，有個人跟這自殘。”
周庸說行：“你不回哈爾濱了？”
高鐵站自殘挺有話題性的，做成新聞應該能賣挺多錢——我打算等調查完再回去。
周庸到的時候，自殘的中年人已經被醫護人員和警察抬走了，只剩下地上的血跡，清潔人員正在拼命擦，估計一會兒血跡也沒有了。
他遞給我一瓶水：“徐哥，票退了？”
我擰開喝了一口，說沒有，高鐵票只能提前兩小時退，已經來不及了，痛失了一千多塊，這次調查一定得多賣點錢。
他四處看了一眼：“人都抬走了，咱查什麼啊？”
掏出手機，我給他看我剛才拍的照片：“我剛才照了一下，你看看有什麼不對麼？”
周庸拿手機翻了一會，問我是不是上訪的，通過自殘吸引注意力。
不理智的上訪者，有時會做出這種事
我說不是：“你看他手邊的東西，鑷子、匕首和手機——這人是個扒手！”
鑷子是改裝過的，尖部包有防滑的布，加上用來劃包的匕首，這兩樣是扒手的標配，那個手機的手機殼是粉色鑲鑽的，怎麼看都不是他自己的。
應該是他剛用鑷子偷了手機，就被人發現了，然後他掏出了匕首，給了自己脖子一刀。
周庸奇怪，問我他為什麼自殘。
我給他解釋——這是扒手的一種慣用伎倆，一旦被抓，就自殘或者吞刀片，目的是給警方辦案造成威脅，一旦發生意外，後果就是條人命。
很多時候警方為了人身安全，只能將嫌疑人釋放。
扒手為了逃脫懲罰，常常自殘
周庸：“所以他是被警察抓了，然後自殘的？”
我搖搖頭：“抓他的人，應該不是警察。”
我剛才問了一圈，抓他那人沒穿警服，也應該不是便衣——如果是警方的話，直接打120就得了，不需要在他自殘之後走掉，避免解釋不清。
應該也不是丟手機的人，因為偷來的手機放在地上沒被拿走。
周庸：“那是誰抓的扒手？”
我說可能是民間反扒組織。
他們義務在扒手出沒較多的地方進行反扒活動。但因為沒有執法權，一旦扒手出現傷殘情況，他們就得儘量避嫌——之前就曾有過扒手死亡，反扒志願者被起訴，反扒組織被起訴的情況。
可能是他們的人抓到扒手後，見他自殘，怕被倒打一耙，就走掉了。
因為這件事，這個反扒隊解散了
我和周庸商量了一下，決定找到那天在高鐵站反扒的組織，然後採訪他們一下，補充進火車站自殘的素材裡，一起賣給大媒體。
想查到北京民間反扒組織很簡單，所有合法的社會組織團體，都必須在民政部門註冊，反扒這種敏感的社會團體，監管肯定更嚴格。
我們在民政部的中國社會組織網查詢了一下，然後按照聯繫方式挨個打過去，然後我們發現——所有的反扒組織，那天都沒有反扒活動，讓扒手自殘的那個，不是他們的人。
民政部公佈的社會組織查詢方式
周庸掛了電話：“壞了徐哥，這下線索斷了吧，當時你就應該跟著那扒手一起去醫院，然後從他那入手，現在咱除了幾張照片，什麼也沒有——這新聞也賣不上錢了！”
這事確實是我自負了，現在想找到那個自殘的扒手，比開始就跟著要困難很多。
周庸問我還繼不繼續查。
我說當然：“起碼得把我那張商務座賺回來！”
乞丐、小偷、黑幫都是分幫派劃地盤的，像高鐵站這種地方，肯定有個固定的盜竊團伙把持著——如果有外來的扒手搶地盤，輕的會被送到警察局，重的直接就剁手指，一般沒有扒手敢在別人地盤作案。
想找到那個自殘的扒手，需要找到高鐵站的盜竊團伙。
扒手都是按地盤作案
周庸點頭：“那咱怎麼找到盜竊團伙啊？”
我說剛才講過一遍了：“扒手只在自己地盤作案，咱只要找到任何一個扒手，跟著他，就能找到團伙。”
扒手大概有三點共性
1、穿得相對少，隨身攜帶書、報紙、雜誌和小型手包等，用以掩護作案2、喜歡東張西望，總是看別人的行李和財物3、頻繁走動，不站在或坐在固定的地方
我和周庸按照這個標準，在高鐵站一直找到晚上——結果什麼也沒找著。
第二天上午，我們來到高鐵站接著找，一上午一無所獲，我倆在麥當勞買了兩個巨無霸套餐，正吃著，忽然聽見外面有一人大喊“我錢包被偷了！”
急忙放下吃一半的漢堡，走出麥當勞看了一眼——有一姑娘站在人群中，一邊說著錢包丟了，一邊四處觀看。
周庸也跟著四處看：“扒手應該就在附近，徐哥你怎麼不找呢，一直盯著人家姑娘看幹嘛，她長得也不符合你審美啊？”
我說這人有問題——你錢包丟了，會站在人群裡大喊，生怕賊不趕緊跑？
這是一種手段，大多數人聽見有人喊“錢包被偷了”，都會摸一下自己的口袋，確認錢包和值錢的東西是否還在——這使扒手的工作就變的簡單多了，因為摸口袋的人己經告訴扒手，錢包放在哪兒。
我們站在麥當勞的門口，假裝聊天，盯著那喊錢包被偷了的姑娘，我背對著她，讓周庸透過我的肩膀隱蔽的觀察那姑娘，看她到底是不是扒手。
盯了一會，周庸看向我：“徐哥，我倆目光對上了兩次，我覺得她好像發現我了。”
我急忙回頭看，那姑娘手正放在自己上唇，來回撫摸，好像那裡有鬍子一樣。
這姑娘肯定是扒手——她的動作是個暗語，當扒手發現便衣警察跟蹤時，通常會做一個“八”字手勢或摸一下上唇鬍鬚，暗示同夥停止作案。
四處看了一眼，沒發現她的同夥，我招呼周庸直接跟了上去，她已經發現我們，再躲也沒有意義。
姑娘看我倆朝她走，轉身就往地鐵站的方向跑，我們在後面追她——高鐵站人太多了，一分鐘後，我倆失去了這姑娘的蹤跡。
周庸：“艹，怎麼搞啊，人跟丟了，而且估計整個盜竊團伙都知道注意咱倆了。”
我說是，看來又得換個方式了：“咱去找火車站的老炮。”
周庸問我什麼意思，我給他解釋了一下。
在火車站，倒賣車票的黃牛一般是消息最靈通的人，他們往往和車站的工作人員和“特殊群體”都有些關係。
火車站常見的黃牛有四種
1、扎蛤蟆：向旅客承諾自己能買到票，拿著旅客的錢為其跑腿代買火車票，以收取好處費，這群人多與售票員關係較熟，掌握一定信息，知道哪個窗口有票2、扒皮：自己沒票，但基本知道拿票者出高價到多少錢，他就賺個轉手差價3、老炮：擁有多年倒票經歷的黃牛會被叫成“老炮”4、侃客：自己沒票，專門跟蹤那些看上去想買票的旅客的黃牛。一張票原價200元，如果300元能從其他黃牛手中買到，侃客的人多半會要到350元，如果侃客成功，他可以掙高出的50元錢。
固定呆在一個火車站很多年的黃牛，會被叫做老炮，老炮對火車站的各種事情瞭如指掌，包括扒手。
周庸：“那咱怎麼不一開始就找老炮，何必費這麼大勁！”
我說主要是不愛和老炮打交道——這幫孫子就認錢，找他們問點什麼都漫天要價。
在一樓找到個正向旅客兜售車票的黃牛，向他諮詢這個車站的老炮在哪兒，他管我們要了二百塊錢，帶我們到了三樓的東方既白，找到窗邊一個正在吃飯的藍襯衫男子：“澤哥，這倆哥們找你。”
澤哥喝了口可樂，問我和周庸找他什麼事。
我說想找高鐵站盜竊團伙的“大師傅”聊一聊——和“丐幫”“黑社會”不一樣的是，扒手都是師徒制，一個師傅教出一群徒弟，徒弟再各有教授。
扒手都是師徒傳承
澤哥想了想，管我要一萬塊錢：“少一分都不用談了。”
我讓周庸用微信轉給他後，他告訴了我一個地址：“這個團伙的祖師爺叫七爺，平時就跟這兒待著。”
從高鐵站出來後，我們叫了個車，讓他沿馬家堡東路向南開，在第一個紅綠燈掉頭，沿西羅園北路向東直行到第二個路口。
這裡左拐後再開50米有一個澡堂，澤哥告訴我們，這個地方是高鐵站扒手們的堂口。
這個澡堂兩層高，灰色的牆皮因為常年被水浸泡脫落的很嚴重，門口掛了一塊綠牌子，上邊閃著LED的大字——弘宇大眾浴池。
掀開門外掛的軍綠色門簾，後面是一道滿是霧氣的玻璃門，貼著用紅色膠紙粘了”歡迎光臨“四個字。
推開門，正對面兩米是女浴池的入口，門的左邊是收銀臺，收銀臺緊挨著一個樓梯，樓梯下面的死角是一家mini理髮店。
前臺問我們散浴還是套票，周庸買了兩89的套餐——搓澡、拔罐、修腳，贈送香皂一塊。
澡堂
交過錢後，老闆從身後的棕色木質架子上拿了兩雙拖鞋和兩把鑰匙，我倆將換下的鞋遞迴給老闆後向樓上男池子走去。
掀開印有”男“字的門簾後是更衣室，幾個中年男人正麻利的褪下衣物，塞進寫有編號的衣櫃中，廳中間擺放的四個黑色泡沫凳被他們壓出了屁股型。
脫了衣服，走進男澡堂，一個一米六左右的精瘦老頭從池子裡站起來，周庸小聲問我：“這就是七爺吧？”
我說應該是——老頭右手只有無名指和小指，另三根手指的地方，光禿禿一片。
七爺站起身後，一直盯著我們看，周庸：“徐哥，讓一老頭在澡堂子這麼盯著看，感覺有點羞恥啊。”
我讓他別扯犢子：“這浴池估計都是他們的人，你說話注意點，別一會咱倆出不去了。”
說話的時候，七爺從池子裡邁出來，指了指桑拿房：“去那裡邊談吧。”
跟著七爺進了桑拿房，他往火炭石上澆了盆水，我說七爺您好：“看來澤哥轉頭就把我們賣了。”
桑拿房裡的火炭石
他沒接這茬，問我們是什麼人。
我說是記者：“沒想打聽你們找光陰（偷東西）的事，就是想問問，前天跟高鐵站自殘那哥們，後來怎麼樣了，我們想做個深度報道，主要就是誰抓的他，他為什麼自殘。”
他盯著我們看了一會，搖搖頭：“那不是我的人。”
周庸說不是你的人，怎麼敢在高鐵站作案：“你們不是分地盤的麼？”
七爺拿毛巾擦了把臉，說確實分：“那天我的人發現他不守規矩，在我們地盤偷東西，上前抓住他，想把他帶回來，他忽然就給自己割喉了。”
我點點頭：“那天抓住他的，是你的人？”
七爺說是：“他昨天出院，我讓人把他帶回來問了下——他是崇文門那片的扒手，說是有人給他塞了一萬塊，讓他等電話，電話一來就在高鐵站偷東西，故意被抓，並自殘脫身。”
“那天我徒弟抓他的時候，他以為是警察，就立刻自殘求脫身。”
我皺了皺眉，這事太奇怪了，僱傭一個別地區的扒手來高鐵站偷東西，要求是故意被抓，並自殘脫身。
這事只有一個解釋——有人想要製造混亂，將高鐵站的警力向自殘的扒手集中，然後趁機做些什麼！
我問七爺這兩天高鐵站是否發生了什麼事，他點點頭：“這兩天抓的特別嚴，我好幾個徒弟都進去了，我託關係打聽了一下，說是有人在高鐵站丟了裝有特別貴重物品的手榴彈（包）。”
我問他知不知道“貴重物品”是什麼。
他說聽說是一幅畫：“傅抱石的，叫觀山獸圖。”
周庸忽然轉頭看我，我知道他什麼意思——那天我們替他媽去參加的拍賣會上，有三幅傅抱石的畫，除了替他媽拍下的山水圖，丟的這幅畫也在其中！
出了弘宇大眾浴池，周庸問我還接不接著往下查了：“自殘的事都搞清了，咱還繼續麼？”
我說當然繼續：“賺外快的時候到了，這可是個大活。”
我們去了周庸他媽在望京的公司，拜託他媽跟拍賣會的主辦方打聲招呼，要到了那副畫買家的聯繫方式。
要到電話後，我們打給了畫的買家，說我們可能有他丟失的觀山獸圖的線索，而且可以幫忙找回，但需要一部分的佣金，問能不能見面聊。
他答應後，我們約了第二天，在北新橋地鐵站西南口的等待戈多咖啡廳見面。
12月16日上午十一點，我和周庸在等待戈多見到了這個買家——一個看起來很有氣質的中年女人。
點了三杯柚子茶，她自我介紹了一下，說自己叫李苗，然後直接問我有什麼線索。
我給她講了一下我之前查到的：“你應該早就被盯上了，有人針對你特意設了一個局，僱人自殘吸引高鐵站的警務力量，然後趁機偷走你的畫。”
她說不可能啊：“我這次回大連，根本沒和別人說過，連我老公都不知道我買的哪天票。”
我說這個太簡單了，網上購票的信息洩露問題很嚴重，你剛買完票，購票信息馬上就可能被別人知道。
網上訂票，很容易造成信息洩露
周庸奇怪：“你為什麼不坐飛機呢，安全還快。”
她說我有飛機恐懼症，寧可坐長途火車也不坐飛機。
許多明星也有飛機恐懼症，只能坐火車
我點點頭：“說回來，你那天拎了幾個包？”
李苗想了想說三個，我問她都丟了麼。
她搖搖頭：“就裝觀山獸圖的那個包丟了。”
有趣！李苗從沒告訴過別人包裡有什麼，設計她的那個人，是怎麼知道傅抱石的觀山獸圖在哪個包裡，而且只偷走了那一個包的？
周庸也想到了這點：“徐哥，偷畫不會有透視裝備吧？”
我說應該不能，包的材質比較厚，我對便攜的透視裝備懂一點——那玩意最多能透視一下薄點的衣服，透視包是絕對不可能的。
透視眼鏡只能透過比較薄的T恤
周庸：“那怎麼回事？”
我說我想到一種可能，偷畫的人雖然沒有透視裝備，但高鐵站有啊——每個進高鐵站的人，都得把包放在安檢儀上過檢，那個儀器能把包裡的東西看的一清二楚。
安檢儀裡的畫面
那個偷畫的，可能是趁李苗過安檢的時候，在安檢員身後偷看了安檢儀，知道了李苗是否隨身攜帶了那副畫，畫在哪個包裡。
我和周庸跟李苗去了高鐵站，向管理人員申請查看了12月11日安檢儀附近的監控，高鐵站的工作人員知道李苗丟畫的事，很痛快的就答應了。
我們一起看了當天安檢儀附近的監控——在李苗過安檢的時候，有一個穿紅衣帶紅帽的義工，一直在安檢員身後瞄著。
李苗看見他“啊”了一聲：“我對這人有印象，那天我等車的時候，他還過來問我說需不需要幫拎行李，交十塊錢可以提前上車。”
高鐵站方面找來對接義工的工作人員，問他是否認識這個人，他看了一會，說有印象：“好像是幾個月前的志願者，最後退衣服的時候也沒退。”
幾個月前的志願者，冒充現役小紅帽，偷走了李苗的畫
看完監控，李苗打電話給負責此案的警察，說明了情況。
警方很快從半年前的志願者名單裡，找到了這個人，並制定計劃對他實施抓捕。
三天後，李苗打電話給我，說案子已經破了，作案的是個藝術品盜竊團伙——他們專門盯著北京每年幾次大拍賣會，從拍賣會工作人員手裡購買競拍成功的名單，然後再從票務網站購買近期訂票信息，進行比對檢索，看是否有人乘坐火車或高鐵。
然後他們會在當天盯梢買家，通過安檢儀判斷是否攜帶珍貴藝術品，製造混亂趁機下手。
李苗拍下的那副觀山獸圖，已經被他們出手了，但她還是兌現了承諾，給我打過來十萬塊錢。
收到十萬塊錢的佣金後，我把這次調查的素材整理一遍，委託田靜尋找媒體賣掉，然後叫上週庸晚上去工體喝酒，慶祝一下。
晚上在工體的唐會酒吧，我和周庸喝酒聊天，他忽然問我：“唉，徐哥，你不回哈爾濱去參加同學婚禮了？婚禮是不是都結束了！”
我說臥槽，給忘了。
周庸：“肯定有人背後說你不仗義了。”
我說沒事：“回頭補上，反正這次賺得多，多隨點份子錢就得了。”
世界從未如此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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