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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新華僑報》“賢眼窺日”專欄作者 王景賢
話說當年，一些懷抱夢想的中國年輕人敲開了曾是“鬼子的國家”的國門。我順潮而行,也懷揣著十萬日元現金，負笈東瀛。說起來動機也真的很簡單，就是因為在大學讀的是日語，學的是外經外貿專業，因為想看看“日語”這條長長軌道的盡頭有沒有可以實現自己夢想的地方。
記得那年5月一個不冷不熱的日子裡，我騎著用自己十分之一儲蓄買來的唯一固定資產――一輛26型自行車，行駛在前往打工面試的路上。當時，懷揣著3000日元現金，我一邊與鼓槌敲打般的飢餓做鬥爭，一邊警告自己如果買了吃的就相當於犧牲兩、三頓方便麵晚餐。突然，我心愛的“固定資產”被街區狹窄小路的路牙子給磕了一下。我在瞬間失去了平衡，只穿了一條牛仔短褲的膝蓋，被重重地磕在柏油馬路上。
是的，那是一個萬物生長初春的5月。我一個人跪在了“鬼子國家”的馬路上，疼痛地爬不起來。鮮血順著膝蓋湧出的那一瞬，我被驚訝和疼痛震撼，同時又被一些其他複雜的情感梗住喉嚨。那一年22歲的我，竟嗚嗚嚶嚶地哭了起來。
這時，一個“鬼子”阿姨走了過來。她將我扶起來，溫柔地問我：“大丈夫？（日語：沒事吧？）”
我當時心裡默默地說著，我不是“大丈夫”，我疼，我委屈，我想家……。可是，我哭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我記得自己哭得更兇了一些，因為不知道到醫院要花多少錢，不知道我帶的3000日元夠不夠？即使夠了，那也是我寶貴的生活費啊！不，是我在異國他鄉的生存費！
血還在流，一瞬間腿疼得幾乎不敢動，但我搖了搖頭，任淚水嘩嘩地流。
“我瞭解的，瞭解的，我的孩子也在外地念書，我大概可以瞭解你的心情的。”這位日本阿姨把我從地上攙扶起來，一邊輕輕地撫摸著我的後背，一邊這樣輕輕地說著。
我想她是可能是看到了我自行車上寫著“國際言語學院”的字樣。她將我扶坐在路邊，用日語說，“你等一下，我去去就來。”
我漸漸恢復了理智，對痛哭的自己感到有些害羞，忍著流血的膝蓋和被摔的整條腿上一陣陣麻木的疼痛，坐在路邊把臉埋在了腿上。等了不知幾分鐘，日本阿姨從自己家裡拿來了一個急救藥箱回到我身邊。
她蹲下來，靈巧地從急救箱裡拿出了消毒液和繃帶，輕輕而仔細地用棉籤在我的膝蓋傷口處消毒，又用繃帶小心翼翼地將其綁好護住。
不知為什麼，傷口綁好後，我一下子就覺得疼痛輕了許多。雖然走起路來還是一瘸一拐的，但比起摔倒時候那種鑽心的疼痛要好得多了。我也漸漸平靜下來，就想問日本阿姨叫什麼名字，以便日後感謝她；但我又實在無法想象在日本沒有工作、沒有金錢、沒有家庭的自己，能夠有什麼辦法報答她。
我只能夠用日語向日本阿姨連聲致謝，然後在她的安慰下離開了她。從那以後，我再也沒有見過她。
光陰似箭，24年轉眼就過去了，但這位日本阿姨卻始終沒有在我心裡消逝過。這位，我在日本第一次接觸到的“日本人”，始終讓我無法縈懷在心難以忘懷。
並不僅僅如此。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位日本阿姨在我心目中的印象愈加日久彌新，她給予我的溫情在我心裡也越來越倍覺溫暖。這位日本阿姨讓我在見到他人有困難的時候，能夠自覺地屈下身來籲長問短、並伸出雙手進行相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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