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靠譜的基因決定論,扼殺了人的尊嚴和人性

21世紀的人類即將全面進入現代生物技術社會。

現代生物技術的主要特點表現為“分子的精確設計和製造。製造的工具是酶,製造的方法是數字,製造的過程是全自動,加工的對象是世界的全體,可以是無機物、有機物、生物,甚至是人本身”。就目前的發展狀況而言,大量生物技術的專業術語和全新產品已經充斥著人們的視野和生活,如轉基因產品、基因治療、DNA測定、克隆技術、生物武器及生物安全等。

不靠譜的基因決定論,扼殺了人的尊嚴和人性

在諸多生物技術領域中,由於“克隆人”首次把人類本身作為技術的直接加工對象或手段而引起了社會前所未有的廣泛關注和激烈爭議——作為技術產物的克隆人之所以被稱為當今“生物的原子彈”和“倫理炸彈”。

一、克隆人是基因決定論的理論產物

克隆技術是指人類按照某種意圖對生命進行有效選控的一種無性繁殖技術,它可以實現對供體生物性近似精確的複製。現代意義上的克隆主要是指通過人工操作遺傳基因控制動物繁殖的過程,即利用人工手段把成年動物供體的普通細胞核移植到除去了細胞核的卵細胞之中,使兩者融合生成胚胎,然後再將此胚胎植入孕母子宮中受孕,使其最終產下與供體遺傳基因和性別、體貌特徵及各種生物特性等完全相同的克隆受體。

目前的克隆人技術可分為治療性克隆和生殖性克隆。二者的主要區別在於:治療性克隆胚胎的妊娠不能超出14天。而生殖性克隆,即通常所說的真正意義上的“克隆人”,意在利用體細胞篩選和移植生產出預先設計的嬰兒。儘管遭到來自多方的反對和禁止,但是,由於技術線性發展的慣性動力及人為價值取向的推動等因素,“克隆人”研究仍然以其不可阻擋的趨勢向前發展。

2000年,克隆猴“泰特拉”的問世,是“多莉”事件後克隆技術史上的又一件大事,它標誌著生物技術在克隆人類本身上已沒有技術障礙;在隨後的一年內,“克隆人三劍客”之一的扎沃斯宣稱:用於治療性的第一個克隆人胚胎即將產生。

2002年12月,“克隆人三劍客”中的另一位,布里吉特·布瓦瑟利耶則宣稱世界上第一個克隆女嬰“夏娃”已經誕生。

隨後又稱2003年初在日本相繼育出三個克隆嬰兒。至此克隆人已成為人類社會不得不面臨的嚴峻現實。

……

就生殖性克隆的本質而言,克隆人是基因決定論的理論產物,是在基因密碼破解的基礎上,按照克隆主體的意願對受體的基因進行人為選擇、剔除、加強或優化,從而設計出更強壯、聰明、美麗、長壽的基因完美體。隨著生物時代的到來,基因工程被譽為

21世紀的朝陽產業,基因設計完美的嬰兒也必將成為這一產業的熱點之一。正如法國科學家讓·保羅·列納曾指出的那樣:“到那時候,縈繞在每個人心靈的最高夢想將是從生物角度完善自身。隨著我們消滅疾病的願望越來越強,有朝一日我們也一定會出於要傳給後代一個可靠的基因的願望而真心接受一個克隆生殖已事先設計完畢的孩子。”

二、基因決定論的理論困境

儘管科學家提出了關於克隆人的基因完美設計和精確複製等設想,但許多研究者指出,這些設想最終是不可能實現的。

第一,克隆人的生命本身存在許多人們難以獲知的不確定因素,克隆體與供體之間必然存在一定的差異。

不靠譜的基因決定論,扼殺了人的尊嚴和人性

生物學家曾做過這樣的試驗,利用完全相同的綿羊胚胎細胞克隆出4只綿羊,它們長大後在體貌特徵和行為習慣等方面都表現出明顯的差異。其差異“首先來自胞質的影響;其次是因為細胞分裂過程中基因可能發生突變;第三是孕期的影響;更重要的是後天成長環境的影響”。

第二,基因組不是人類生命的全部。

人與動物的本質區別在於,人不僅具有生物特性,而且還具有社會特性。或許克隆人能夠近似地複製供體的生物自然屬性,卻無法複製供體的精神、社會等屬性。那種“認為基因組是人類生命的全部是一個很大的錯誤,因為它忽視了人的所有超自然的、精神的因素”。

人類的智力、思維、行為、性格、思想、道德甚至體質等個體生命要素都不是由基因先天決定的,而是與後天的環境影響緊密相關。例如,長壽基因的加強,壽命的延長是“物種的表觀現象,源於進化是環境與基因相互作用的結果,揭示壽命決定因子應該關注基因與環境因素的雙重作用及其相互的關係,而不是把注意力集中到單純的破譯某個基因” 。就遺傳病基因的剔除而言:“人類基因組研究已經提示,絕大多數遺傳病是由易感基因與環境相互作用的結果。”

由此可見,人是遺傳和環境綜合作用的產物,僅依靠基因去鑄造理想的完美生命體是不可能的。從某種程度上而言,人是無法被克隆的,因為“人不單純是自然過程,還必須是社會過程的產物。克隆技術所能干預和控制的只能是生育過程中的自然環節,對於只能在社會化過程中獲得的人的心理、倫理特質,是不能發生影響的”。

第三,基因決定論在理論上是難以成立的。

一方面,人類個體相互間的基因差異微乎其微。生物學家通過對人類基因組基本框架圖的研究發現:人類個體相互間的基因99.9%是相同的,只有0.1%的差異。人與人之間在生物性的本質上具有無差別性,這可以通過人同猩猩的基因組比較得到印證。“人類基因組測序表明人與黑猩猩的基因組只有1.3%的差異”,因此,“把我們所有的希望和擔憂都歸結到基因是犯了一個低級的錯誤”。

基因雖然是人類存在所必需的,但僅有基因顯然是不夠的。“生物技術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控制人的命運,但並不意味著具有46條染色體以及32億個核苷酸就足以稱其為一個人,因為單靠科學是不能對生命做出解釋的。”

另一方面,基因本身是價值中立的,所有基因在價值上都是平等的,沒有優劣之分,即使那些所謂有缺陷的基因,也有其自身特殊的功能。例如,“研究人員已經發現,有一種基因會使人得上鐮刀型細胞貧血症,但同時,這種基因又會對惡性瘧疾有預防作用。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惡性瘧疾會導致人的死亡,比貧血症更可怕”。

基因價值和功能上的相對性使基因決定論者在基因選擇時會出現顧此失彼、得不償失的兩難困境。“當我們有能力在子宮中編選基因時,其結果很可能是在力圖防止生出有缺陷嬰兒的衝動中,完全剝奪了未來的托爾斯泰、凡·高們生存的權利。”歷史上許多傑出人物也因此“可能會犧牲在遺傳完美性的聖壇之上”。因此,“從基因的角度來說,所有人都不是十全十美的,任何人身上都帶著或多或少的某些基因的缺陷”。

三、基因決定論的技術困境

科學家所預設的克隆人基因完美理想在技術上也遇到了難以跨越的障礙。

首先,從已有的動物克隆試驗結果來看,生殖性克隆技術存在眾多隱患。

克隆專家曾就自然生育即由兩性行為而產生的基因隨機組合與無性繁殖的克隆生育即在試管中刻意地挑選未來克隆體的基因編碼進行比對後得出這樣的結論:“在動物自然繁殖的情況下,胚胎出現基因異常的比例不足1%,試管繁殖是15%,而克隆繁殖的基因異常比例超出40%,甚至危及代孕母親的生命。”

克隆生育的技術結果不容樂觀,克隆體存在缺陷、畸形、早衰等眾多生命安全隱患。克隆人的無性繁殖,或單性繁殖勢必造成“基因的簡單‘複製’,阻止了基因變異的鏈條,極可能繼承克隆體的基因缺陷和遺傳疾病,導致與生俱來的畸形和缺陷”。從長遠的角度來看,克隆人還會造成人類基因的單一和人種的退化。

其次,人類對生命現象的認識還相當淺薄,克隆人技術本身所存在的複雜性和侷限性使得克隆人的後果難以預料。

目前,克隆動物的成功率只有2%左右,人類對細胞核移植過程中基因的重新編程和表達知之甚少。針對複復雜生物過程,克隆技術難免會呈現一定的侷限性。

“整個基因組遺傳信息的重新編程是發生子精子生成和卵子生成時的一個自然過程,對人來說這一過程要跨越數月甚至幾年。克隆時供體DNA的重新編程必須在幾分鐘內、最多在幾小時內完成,在此期間進行核移植,細胞形成合子並開始分裂。” “遺傳信息的重新編程涉及對成千上萬個基因系統性和時序性的調控。基因表達的任何不同步將造成胎兒的缺陷甚至引起流產。

不靠譜的基因決定論,扼殺了人的尊嚴和人性

此外,當利用體細胞的細胞核進行克隆時,在細胞分化成專門化細胞之後,原先存在的變異可能出現,並在配子形成時表現出來。”因此,克隆人是一個只有明確開端,卻沒有清晰結局的巨大冒險活動。

再次,克隆技術在運用過程中還存在難以克服的主觀隨意性,即克隆供體本身和克隆技術操作者的個人慾望和偏好。

排除供體對後代基因完美的慾望,僅就從事克隆技術的科學家而言,他們不免將自身的慾望或偏好通過技術手段強加給克隆體。一旦科學家本身存在某種性格缺陷,那麼他所克隆的帶有其個人偏好的克隆人不僅會對克隆供體和受體產生傷害,甚至還可能引發人類災難。

正如威廉·賴特所擔心的那樣:“我們可能有一天會發現,我們以類似於戰爭的方式,處於一種遺傳上不安定的控制之下時,或許有一股由某種環境引起的或由某一位蠱惑人心的政客引起的群體攻擊的DNA激流,一種潛在的動機使我們的戰爭並不比新幾內亞部落成員的戰爭更具理性。”

最後,克隆人所存在的諸多問題有些可能是克隆技術本身永遠無法解決的,它們屬於生物自身不能用技術來解決的問題。

也即無論克隆技術未來如何改進和完善,克隆人與自然生育的人不同,會存在不可克服的生物障礙, “克隆動物發生的種種問題不是技術障礙,而是嚴重的生物學障礙。技術障礙將來可以改進,而生物學障礙是無法克服的。”

四、基因決定論註定克隆人的現實困境

由於克隆人違反傳統有性繁殖的生育模式,不是自然進化的產物,而是技術和文化進化的結果,因此,克隆人勢必造成社會、家庭等倫理關係和法律關係的複雜化,從而不可避免地產生一系列社會問題。然而,作為基因強化產物的克隆人,其所面臨的最嚴峻的現實困境莫過於自身尊嚴和人性的喪失。

首先,克隆人喪失了自身的目的性,作為他人或技術的加工對象和手段,毫無人的尊嚴可言。

在基因決定論者看來:“DNA決定了我們是誰,基因就像操作木偶的人那樣扯動細繩令我們起舞。”康德指出:“無論對自己或對別人,你始終都要把人看成目的,而不是把他作為一種工具或手段。”克隆人是在基因決定論的操控下,為滿足某種基因目的的人工複製品。也即克隆人完全是技術操縱下的木偶,喪失了自我和自身的獨一無二性,只有價值而沒有尊嚴可言。

其次,克隆人的生命內涵只有生物性,而沒有應有的人性。

基因決定論決定了克隆體生命的全部意義主要集中在它的生物性上。克隆人的生命內涵在他人的眼中,正如裡夫金所指出的那樣:“我們開始從化學家的角度來看待生命,生物體不再博得我們的關注或尊重。我們對自然的看法及興趣愈來愈多地著眼於構成生物體的遺傳藍圖的數以千計的化學組成。”克隆人將毫無人的基本屬性和目的,而完全異化為某種物品。

最後,隨著基因工程的產業化,作為基因優化產物的克隆人在現實中極有可能遭遇商業化的厄運,即在某些政治、經濟及價值觀念等目的驅使下,一些“品牌嬰兒”、“時尚嬰兒”之類的克隆人必將應運而生

泰德·彼得斯明確指出:“克隆——作為一種製造設計嬰兒的手段——可能會導致兒童的商品化和商業化;而這將造成對兒童尊嚴的傷害⋯⋯人的商品性而不是基因的獨特性會推翻人的個體生命的神聖特質。”這種按照特定基因需求而進行設計的基因商品人不可避免地會帶來一系列問題:作為時尚基因的克隆人會不會像時尚服裝一樣有其相應的跟風性和時效性?跟風性必然造成人類自身發展的單一化和單調性,而時效性則意味著克隆嬰兒可能遭遇降級處理(即作為“亞人”而存在)或被淘汰。

不靠譜的基因決定論,扼殺了人的尊嚴和人性

總而言之,基因決定論僅僅強調人的生物性,而忽視人的社會性和精神性,其結果必然對克隆人的心理造成嚴重傷害,繼而帶來某些難以克服的社會問題。

“被克隆的人,其生理性狀是完全受到控制的,這樣的人在社會生活中的悲觀心理和宿命感可能比正當生育出來的人更強,他們能否有完整的正常的生活過程?如果這種人是為某種目的而生產的,則會有強烈的自己是社會工具的感覺,甚至會產生反抗報復心理。

這種技術如果是為了生產商品化的人體器官而生產克隆人,其社會後果就更難以預料” 。同時,它還會使克隆人喪失人的尊嚴和人性。“當把人變成一組可歸類、可計量、可提煉的化學物質時,生命是否僅僅具有工具價值而喪失了其應有的目的價值?人性何在?人之為人的尊嚴又何在?”

基因決定論使人們在不斷追求人類自身完美的遺傳美夢過程中,也不可逆轉地喪失了許多有價值的東西,特別是喪失了人之為人的尊嚴和人性。因此,可以“把基因的作用擴大化、神話,但絕對不能搞基因決定論”。


分享到: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