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人类即将全面进入现代生物技术社会。
现代生物技术的主要特点表现为“分子的精确设计和制造。制造的工具是酶，制造的方法是数字，制造的过程是全自动，加工的对象是世界的全体，可以是无机物、有机物、生物，甚至是人本身”。就目前的发展状况而言，大量生物技术的专业术语和全新产品已经充斥着人们的视野和生活，如转基因产品、基因治疗、DNA测定、克隆技术、生物武器及生物安全等。
在诸多生物技术领域中，由于“克隆人”首次把人类本身作为技术的直接加工对象或手段而引起了社会前所未有的广泛关注和激烈争议——作为技术产物的克隆人之所以被称为当今“生物的原子弹”和“伦理炸弹”。
一、克隆人是基因决定论的理论产物
克隆技术是指人类按照某种意图对生命进行有效选控的一种无性繁殖技术，它可以实现对供体生物性近似精确的复制。现代意义上的克隆主要是指通过人工操作遗传基因控制动物繁殖的过程，即利用人工手段把成年动物供体的普通细胞核移植到除去了细胞核的卵细胞之中，使两者融合生成胚胎，然后再将此胚胎植入孕母子宫中受孕，使其最终产下与供体遗传基因和性别、体貌特征及各种生物特性等完全相同的克隆受体。
目前的克隆人技术可分为治疗性克隆和生殖性克隆。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治疗性克隆胚胎的妊娠不能超出14天。而生殖性克隆，即通常所说的真正意义上的“克隆人”，意在利用体细胞筛选和移植生产出预先设计的婴儿。尽管遭到来自多方的反对和禁止，但是，由于技术线性发展的惯性动力及人为价值取向的推动等因素，“克隆人”研究仍然以其不可阻挡的趋势向前发展。
2000年，克隆猴“泰特拉”的问世，是“多莉”事件后克隆技术史上的又一件大事，它标志着生物技术在克隆人类本身上已没有技术障碍；在随后的一年内，“克隆人三剑客”之一的扎沃斯宣称：用于治疗性的第一个克隆人胚胎即将产生。
2002年12月，“克隆人三剑客”中的另一位，布里吉特·布瓦瑟利耶则宣称世界上第一个克隆女婴“夏娃”已经诞生。
随后又称2003年初在日本相继育出三个克隆婴儿。至此克隆人已成为人类社会不得不面临的严峻现实。
……
就生殖性克隆的本质而言，克隆人是基因决定论的理论产物，是在基因密码破解的基础上，按照克隆主体的意愿对受体的基因进行人为选择、剔除、加强或优化，从而设计出更强壮、聪明、美丽、长寿的基因完美体。随着生物时代的到来，基因工程被誉为
21世纪的朝阳产业，基因设计完美的婴儿也必将成为这一产业的热点之一。正如法国科学家让·保罗·列纳曾指出的那样：“到那时候，萦绕在每个人心灵的最高梦想将是从生物角度完善自身。随着我们消灭疾病的愿望越来越强，有朝一日我们也一定会出于要传给后代一个可靠的基因的愿望而真心接受一个克隆生殖已事先设计完毕的孩子。”
二、基因决定论的理论困境
尽管科学家提出了关于克隆人的基因完美设计和精确复制等设想，但许多研究者指出，这些设想最终是不可能实现的。
第一，克隆人的生命本身存在许多人们难以获知的不确定因素，克隆体与供体之间必然存在一定的差异。
生物学家曾做过这样的试验，利用完全相同的绵羊胚胎细胞克隆出4只绵羊，它们长大后在体貌特征和行为习惯等方面都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其差异“首先来自胞质的影响；其次是因为细胞分裂过程中基因可能发生突变；第三是孕期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后天成长环境的影响”。
第二，基因组不是人类生命的全部。
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人不仅具有生物特性，而且还具有社会特性。或许克隆人能够近似地复制供体的生物自然属性，却无法复制供体的精神、社会等属性。那种“认为基因组是人类生命的全部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因为它忽视了人的所有超自然的、精神的因素”。
人类的智力、思维、行为、性格、思想、道德甚至体质等个体生命要素都不是由基因先天决定的，而是与后天的环境影响紧密相关。例如，长寿基因的加强，寿命的延长是“物种的表观现象，源于进化是环境与基因相互作用的结果，揭示寿命决定因子应该关注基因与环境因素的双重作用及其相互的关系，而不是把注意力集中到单纯的破译某个基因” 。就遗传病基因的剔除而言：“人类基因组研究已经提示，绝大多数遗传病是由易感基因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
由此可见，人是遗传和环境综合作用的产物，仅依靠基因去铸造理想的完美生命体是不可能的。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人是无法被克隆的，因为“人不单纯是自然过程，还必须是社会过程的产物。克隆技术所能干预和控制的只能是生育过程中的自然环节，对于只能在社会化过程中获得的人的心理、伦理特质，是不能发生影响的”。
第三，基因决定论在理论上是难以成立的。
一方面，人类个体相互间的基因差异微乎其微。生物学家通过对人类基因组基本框架图的研究发现：人类个体相互间的基因99.9％是相同的，只有0.1％的差异。人与人之间在生物性的本质上具有无差别性，这可以通过人同猩猩的基因组比较得到印证。“人类基因组测序表明人与黑猩猩的基因组只有1.3％的差异”，因此，“把我们所有的希望和担忧都归结到基因是犯了一个低级的错误”。
基因虽然是人类存在所必需的，但仅有基因显然是不够的。“生物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控制人的命运，但并不意味着具有46条染色体以及32亿个核苷酸就足以称其为一个人，因为单靠科学是不能对生命做出解释的。”
另一方面，基因本身是价值中立的，所有基因在价值上都是平等的，没有优劣之分，即使那些所谓有缺陷的基因，也有其自身特殊的功能。例如，“研究人员已经发现，有一种基因会使人得上镰刀型细胞贫血症，但同时，这种基因又会对恶性疟疾有预防作用。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恶性疟疾会导致人的死亡，比贫血症更可怕”。
基因价值和功能上的相对性使基因决定论者在基因选择时会出现顾此失彼、得不偿失的两难困境。“当我们有能力在子宫中编选基因时，其结果很可能是在力图防止生出有缺陷婴儿的冲动中，完全剥夺了未来的托尔斯泰、凡·高们生存的权利。”历史上许多杰出人物也因此“可能会牺牲在遗传完美性的圣坛之上”。因此，“从基因的角度来说，所有人都不是十全十美的，任何人身上都带着或多或少的某些基因的缺陷”。
三、基因决定论的技术困境
科学家所预设的克隆人基因完美理想在技术上也遇到了难以跨越的障碍。
首先，从已有的动物克隆试验结果来看，生殖性克隆技术存在众多隐患。
克隆专家曾就自然生育即由两性行为而产生的基因随机组合与无性繁殖的克隆生育即在试管中刻意地挑选未来克隆体的基因编码进行比对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动物自然繁殖的情况下，胚胎出现基因异常的比例不足1％，试管繁殖是15％，而克隆繁殖的基因异常比例超出40％，甚至危及代孕母亲的生命。”
克隆生育的技术结果不容乐观，克隆体存在缺陷、畸形、早衰等众多生命安全隐患。克隆人的无性繁殖，或单性繁殖势必造成“基因的简单‘复制’，阻止了基因变异的链条，极可能继承克隆体的基因缺陷和遗传疾病，导致与生俱来的畸形和缺陷”。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克隆人还会造成人类基因的单一和人种的退化。
其次，人类对生命现象的认识还相当浅薄，克隆人技术本身所存在的复杂性和局限性使得克隆人的后果难以预料。
目前，克隆动物的成功率只有2％左右，人类对细胞核移植过程中基因的重新编程和表达知之甚少。针对复复杂生物过程，克隆技术难免会呈现一定的局限性。
“整个基因组遗传信息的重新编程是发生子精子生成和卵子生成时的一个自然过程，对人来说这一过程要跨越数月甚至几年。克隆时供体DNA的重新编程必须在几分钟内、最多在几小时内完成，在此期间进行核移植，细胞形成合子并开始分裂。” “遗传信息的重新编程涉及对成千上万个基因系统性和时序性的调控。基因表达的任何不同步将造成胎儿的缺陷甚至引起流产。
此外，当利用体细胞的细胞核进行克隆时，在细胞分化成专门化细胞之后，原先存在的变异可能出现，并在配子形成时表现出来。”因此，克隆人是一个只有明确开端，却没有清晰结局的巨大冒险活动。
再次，克隆技术在运用过程中还存在难以克服的主观随意性，即克隆供体本身和克隆技术操作者的个人欲望和偏好。
排除供体对后代基因完美的欲望，仅就从事克隆技术的科学家而言，他们不免将自身的欲望或偏好通过技术手段强加给克隆体。一旦科学家本身存在某种性格缺陷，那么他所克隆的带有其个人偏好的克隆人不仅会对克隆供体和受体产生伤害，甚至还可能引发人类灾难。
正如威廉·赖特所担心的那样：“我们可能有一天会发现，我们以类似于战争的方式，处于一种遗传上不安定的控制之下时，或许有一股由某种环境引起的或由某一位蛊惑人心的政客引起的群体攻击的DNA激流，一种潜在的动机使我们的战争并不比新几内亚部落成员的战争更具理性。”
最后，克隆人所存在的诸多问题有些可能是克隆技术本身永远无法解决的，它们属于生物自身不能用技术来解决的问题。
也即无论克隆技术未来如何改进和完善，克隆人与自然生育的人不同，会存在不可克服的生物障碍， “克隆动物发生的种种问题不是技术障碍，而是严重的生物学障碍。技术障碍将来可以改进，而生物学障碍是无法克服的。”
四、基因决定论注定克隆人的现实困境
由于克隆人违反传统有性繁殖的生育模式，不是自然进化的产物，而是技术和文化进化的结果，因此，克隆人势必造成社会、家庭等伦理关系和法律关系的复杂化，从而不可避免地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然而，作为基因强化产物的克隆人，其所面临的最严峻的现实困境莫过于自身尊严和人性的丧失。
首先，克隆人丧失了自身的目的性，作为他人或技术的加工对象和手段，毫无人的尊严可言。
在基因决定论者看来：“DNA决定了我们是谁，基因就像操作木偶的人那样扯动细绳令我们起舞。”康德指出：“无论对自己或对别人，你始终都要把人看成目的，而不是把他作为一种工具或手段。”克隆人是在基因决定论的操控下，为满足某种基因目的的人工复制品。也即克隆人完全是技术操纵下的木偶，丧失了自我和自身的独一无二性，只有价值而没有尊严可言。
其次，克隆人的生命内涵只有生物性，而没有应有的人性。
基因决定论决定了克隆体生命的全部意义主要集中在它的生物性上。克隆人的生命内涵在他人的眼中，正如里夫金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开始从化学家的角度来看待生命，生物体不再博得我们的关注或尊重。我们对自然的看法及兴趣愈来愈多地着眼于构成生物体的遗传蓝图的数以千计的化学组成。”克隆人将毫无人的基本属性和目的，而完全异化为某种物品。
最后，随着基因工程的产业化，作为基因优化产物的克隆人在现实中极有可能遭遇商业化的厄运，即在某些政治、经济及价值观念等目的驱使下，一些“品牌婴儿”、“时尚婴儿”之类的克隆人必将应运而生。
泰德·彼得斯明确指出：“克隆——作为一种制造设计婴儿的手段——可能会导致儿童的商品化和商业化；而这将造成对儿童尊严的伤害⋯⋯人的商品性而不是基因的独特性会推翻人的个体生命的神圣特质。”这种按照特定基因需求而进行设计的基因商品人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系列问题：作为时尚基因的克隆人会不会像时尚服装一样有其相应的跟风性和时效性?跟风性必然造成人类自身发展的单一化和单调性，而时效性则意味着克隆婴儿可能遭遇降级处理(即作为“亚人”而存在)或被淘汰。
总而言之，基因决定论仅仅强调人的生物性，而忽视人的社会性和精神性，其结果必然对克隆人的心理造成严重伤害，继而带来某些难以克服的社会问题。
“被克隆的人，其生理性状是完全受到控制的，这样的人在社会生活中的悲观心理和宿命感可能比正当生育出来的人更强，他们能否有完整的正常的生活过程?如果这种人是为某种目的而生产的，则会有强烈的自己是社会工具的感觉，甚至会产生反抗报复心理。
这种技术如果是为了生产商品化的人体器官而生产克隆人，其社会后果就更难以预料” 。同时，它还会使克隆人丧失人的尊严和人性。“当把人变成一组可归类、可计量、可提炼的化学物质时，生命是否仅仅具有工具价值而丧失了其应有的目的价值?人性何在?人之为人的尊严又何在?”
基因决定论使人们在不断追求人类自身完美的遗传美梦过程中，也不可逆转地丧失了许多有价值的东西，特别是丧失了人之为人的尊严和人性。因此，可以“把基因的作用扩大化、神话，但绝对不能搞基因决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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