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帶有諷刺喜感的電影，瞭解甚少，感覺總也繞不過馮小剛、王朔、劉震雲。去看《我不是潘金蓮》完全機緣於關於馮小剛的訪談，訪談中提到“之所以拍攝此片，是因為光陰有限，到了這個歲數，想做一些心裡真正想做的事。”為了這個年近60的倔強老頭心裡想做的事，不談導演崇拜、媒體瘋捧，觀影本身就是一份值得，更何況這是一部不錯的現實電影。
電影主要圍繞的是一位農村婦女上訪的故事，說它是故事，因本身的喜感和滑稽，說它是現實，確實就是實實在在發生的事，充滿著中國式的邏輯與觀念。李雪蓮與丈夫秦玉河，已有一子，意外懷孕後，為了規避計劃生育政策，雙方商議好假離婚，等腹中胎兒生產後，再行復婚，但離婚假戲真做，秦玉河另娶他人。於是，李香蓮一紙訴狀告上法庭，要求法庭判定離婚為假，心想先通過法院判令離婚為假、再與秦玉河復婚再離婚，生生出一口惡氣。但事與願違，法庭判令離婚為真，加上與秦玉河討理的過程中，秦玉河的一句“李雪蓮，你自己承認結婚之前和別人發生關係，你才是潘金蓮”的氣話，李雪蓮於是一路喊冤法院院長、縣長、市長，在自己覺得找不到明白人後，隻身前往北京上訪。後上訪成功，市長、縣長、院長都被撤職查辦，但秦玉河這個事件的根、李雪蓮離婚的最終目的還是未得到辦理，接下來將近二十年裡，李雪蓮每年上訪，從不間斷。最終事件終結於秦玉河的意外死亡，上訪之路斷裂，人生也從少婦到白頭的荒誕。劇本確實好玩，看似圍繞“上訪”這條線，但是真正是一幅圖，社會全景圖，正如馮導自己說的一樣：這個片子裡沒有主角，主角是故事裡出場的所有小人物，每個人都圍繞著自己心中的理、念頭去奔，到底誰對誰錯、孰真孰假，無人可知。電影的屏幕放映像一個窗口，變化的黑幕像在引導觀眾走進故事裡，是看客，是窺者，正靠著牆角，聽隔壁老王家的故事。故事的線真是千絲萬縷，看完電影，整個腦子都是亂的，這也許正是影片製作的厲害之處，豐富的東西總是層次千萬重，回味千萬重。
體制內生態
故事裡出現最多的角色種類應該就是“官”，每一位官都不著重筆但形象鮮明，每一處場景都秩序井然但活潑生動。官與官的差別，在於位階的差別，縣長有縣長的辦事講話風格，市長有市長的辦事講話風格，法院院長又有院長的風格，各有不同，但一顰一笑都楚楚動人。現實中的政府人員必有能吏、必有有為者、必不會出現如此鬧劇，可荒誕往往是放大了的現實，體制內生態自然也是繁花似錦，樣貌豐富，呈現出來的冰山一角，就足以撼動李雪蓮這個平凡小民的一生光陰，沒有了紅紅火火的日子，沒有了兒孫滿堂的幸福。正如電影裡插入的一句老話：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
刁民文化
如果說一名合格的觀影者，必須要進行背景調查，那這部片子我算是及格了。帶著電影給我的第一價值觀，再翻閱劉震雲的原作，不致於對於觀影本身形成汙染。原作裡出現很多的一個詞，電影是略去了的——刁民。刁民與順民一直延續至今，在諸多古裝影視作品裡，“大膽刁民”甚至成為“青天大老爺”古裝劇的必備臺詞。刁民一詞，自古便是官僚階層所反感與排斥的。在讀張宏傑《飢餓的盛世：乾隆時代的得與失》裡面講文字獄的興起，凡是上訪與沿街喊冤的都是刁民，有害江山一統，即使所述實情，乾隆帝亦會嚴懲刁民。原作中多次出現的“刁民”一詞，電影中在跟全世界作對、到處告狀的李雪蓮，是不是刁民，我想誰也給不出答案吧。正如電影最後所說的：到處都在講李雪蓮告狀的故事，李雪蓮也跟著笑，好像笑的不是她，而是別人的故事。
息訟
“息訟”是法院工作的日常，每天都在圍繞著定紛止爭、辯法析理。有人的地方就有是非，無訟狀態的社會層級一定是很高的。李雪蓮的信訪之路無限延伸，緣起就是法院一紙判決（暫且不論這事屬於不屬於法院主管），所有的事情都圍繞著層層怕信訪、要息訟，但是信訪的核心問題卻是根本不歸屬政府管轄的事，根子長得正正的，可還是怕影子歪，問題何在？中國傳統文化推崇中庸，推崇以和為貴，推崇不爭。官僚政治中也有一些傾向，以和為貴，治下太平便是良道。如果任上鬧訪中央，必定精神文明建設有損。於是出現不同於西方政治文明的，以不解決問題為解決之道的太極拳式執法。正如電影中法院院長王公道所說的：正是因為判對了，才有了後面的一大堆的事。問題解決之法，到底是阻攔問題的顯現表面上息訟，還是直面問題的解決樹立法治真正的權威，我想值得更多的法律人深思。
這部電影很容易讓人想起《秋菊打官司》、《被告山槓爺》一類的法治電影，講述法治推進過程中，法治與民俗觀念之間的現實衝撞。但這部電影的衝突點不在這裡，它不是紀實電影，也不是法治電影，它是社會片裡的魔幻現實主義，通過荒誕的戲劇，讓社會中人若有所思。讀故事本身就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過程。好電影是觀眾看完後一時無法言喻，心裡沉甸甸的獲得反思和點悟。這個故事，正如劉震雲書中開頭就點明：俗話說得好，一個人撒米，一千個人在後邊拾，還是拾不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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