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女冠军复旦高材生只是标签?尚雯婕:一直在与自卑对抗

毕啸南:青年学者,知名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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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者》

多年以来,尚雯婕都在与“比别人低一等”的极度自卑感对抗。尽管她是复旦大学高材生,以中国选秀史最高票数出道的“超女”冠军。

父母的争吵与离异,生活的贫穷与困窘,他人的怜悯与异样眼光……她把自己包裹起来,活得孤僻又生硬。

内心深处,这个女孩却想法很大:当明星,出专辑,唱歌赚钱,拿大奖。

荧光棒与欢呼声随着时间很快远去,人不够美、性格“怪”、歌声“另类”的尚雯婕饱受质疑。她在最黑暗的时光里闭门不出,每天埋头写歌、创作。

“每当想要放弃的时候,就告诉自己,不能白白被人看不起。”尚雯婕说,回过头来才发现,这也是自己最为密集地积累作品的阶段。正是那些质疑与伤害,所有的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逼迫着她去质变,之后迎来真正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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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雯婕

“你比别人低一等”

尚雯婕一度特别怨恨父母。

童年在父母的剧烈争吵中度过,因为没人管,她上小学都是邻居家的姐姐带着去报名。7岁那年,她患上名为“夜啼郎”的疾病(指小儿白天如常,入夜则啼哭不眠),一到晚上就哭喊不止,不停地起来蹦跳、摔东西,一闹就是几小时。

“这些都是在无意识状态下发生的。我早上醒来,唯一的感觉就是嗓子有点哑。”她没办法正常的作息、上学,吃了好几年安定。

父母离异后,尚雯婕和母亲在9.8平米的老旧房子里,住了十年。

房子里没有厕所,也没有浴室。后来好不容易通了煤气,她很开心,到楼下烧水,再端回小屋,拉个帘子隔开,一盆水,洗一次澡。夏天时常有老鼠在蚊帐前打架,“打得特别凶,我就在那看,坐床观鼠斗。”

她对贫穷有着强烈的感知。记忆中,邻居家有台黑白电视,她站在窗外看。邻居看几集,她就站多久。“有几次他发现我在看,就会一下子把窗帘拉上。我当时特别委屈,心想,我在窗口看又不碍着你,也不行吗?”

记忆更深的,是大人们的评头论足。“所有人都告诉我,‘哎呀,你爸妈离婚了’、‘真作孽,真可怜’……”尚雯婕说,这些站在道德高点的同情与怜悯,一直在向她灌输一种思想:你比别人低一等。

之后的许多年里,她一直在和这种极度自卑感作对。

害怕被同学知道家庭条件不好,躲避他人的异样眼光,不愿跟父母交流沟通,她也暗自怨恨:为什么要成长于这样的环境,为什么不能享有呵护和爱?

“我一直告诉自己要自信,内心也一度充斥着很大的欲望,想做一个‘伟大’的人。”尚雯婕说,想要给大家树立标杆,做出某种厉害的音乐,在事业上拿大奖,或者在商业上获得成功。

她对自己也极度苛刻,一点点挫折都特别地不可接受。在台上但凡有一个失误或者是嗓子没有发挥好,都能郁闷两个星期,不跟任何人说话。

从高光到低谷

为什么参加超级女声?

“人不都想当明星嘛!虽然有那个梦想,但当时没有任何期待。”尚雯婕开玩笑地说,不知道身后有股什么神力,误打误撞把这“黑不溜秋的胖妞”给推了进来。

2006年9月,这名复旦大学法语系高材生,凭借近520万张选票成为超女冠军,以中国选秀史最高票数出道。

超女冠军复旦高材生只是标签?尚雯婕:一直在与自卑对抗

图说:尚雯婕获得2016年超女冠军。

在湖南长沙比赛结束后,她决定到北京发展。“刚下飞机就看到密密麻麻的人群,接机的粉丝把整个航站楼都占满了。”她冒着把周围人鞋子踩掉的风险,才挤出人群到了车里。

那是她人生的高光时刻。不到一年连发三张唱片,签售见面会粉丝的尖叫声此起彼伏;接连在北京、深圳等地开演唱会,现场座无虚席满是荧光棒和欢呼声;为贺岁片《非诚勿扰》唱主题曲,电影连同法语插曲一个月在欧洲搜索量高达400万余次;她还穿着从法国定制的百万华服,破纪录地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开交响音乐会……

这样的时光没过多久。出道3年后,尚雯婕突然意识到,自己一直在吃老本,而“超女冠军”带来的平台和资源,差不多全没了。

“一照镜子,我还是那个黑不溜秋的胖妞,再环顾四周,行业其他人正在享有那些,而你只能看着。”她坦言,明星一旦经历那个高点,再摔到谷底,心理落差非常大。

专业能力的不足以及性格上的问题,也让尚雯婕饱受质疑。

她曾对媒体直言“我认为自己并不中性,但有时会配合公司要求作出中性打扮”、“有时候虽然不想笑,但笑一下也无妨”、“最不能适应娱乐圈的乱七八糟”……公司高层曾评价她“不适合当艺人”。

“怎么可以这样跟记者说话?那个通告怎么可以那样做?我甚至经常被工作人员按在会议室‘批斗’。”尚雯婕回忆,自己也努力地去改变,使劲儿展现性格的open和开朗,和人吃饭也表现得很能聊。“结果饭局到最后,我发现手一直在抖,心突突跳,你可以装作和其他人一样,但身体更诚实。”

“想红”

摆在面前的有两条路:认输放弃,或者进入一个长久的冷却期。

“那是种明知自己在低谷,还必须在低谷待着的滋味。”尚雯婕说,当时几乎没什么关注度,发新的作品也少有人听,也不想降下身段去做当时很火的彩铃、网络歌曲。

不知道该怎么办,她索性把自己关在屋里写歌,一遍一遍、一首一首地写,除此之外什么都不干,也不出门。有时候回上海,她也故意坐公交车,体会此前贫穷又自卑的日子。

回想起来,尚雯婕发现那是自己最充沛的阶段,基本上以一天一首的速度在创作。“写不下去时,那些看不起的话,就会在我心里反复出现,创作的激情就又被燃起来了。”尚雯婕知道,人有惰性,但外界的不看好与自身的问题积累,逼着她把这些愤愤不平化成燃料推动力,直到爆发。

但当时,她沉浸在痛苦又迷茫的黑暗中,担心热度和人气尽褪,非常急于让自己尽快地有曝光度,就比较粗暴的把国外一些东西拿来用。

眼线涂成蝙蝠侠,蓝黑色贴片密集地粘在脸上,杂乱的饰物遮住头部,大片黑色羽毛组成的连衣裙……这些怪异浮夸的妆容和造型,带给她头版头条的关注度,以及“想火想疯了”的谩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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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尚雯婕曾因奇装异服被批。

尚雯婕不否认“想红”,但也不害怕非议。“我非常有底气豁出去,是因为当时正处在一个非常密集地积累作品的阶段。”她提到,不管用什么方式去打开局面,当有一个大的机遇到来,别人就会看到你前几年的积累。

2013年,她参加了《我是歌手》,在音乐和时尚感方面均获得好评。据网易娱乐报道,尚雯婕突破华语乐坛传统艺人的格局,(使音乐)成为融听觉与视觉的载体。这种无穷无尽的创造力,也让她音乐的时尚性,更添了许多前瞻性。

“在外人看来,那是我事业上的第二春,其实在那之前已经到来了。”她说,很多时候,机遇来的时候,并不是你最好的时刻,而是做了大量准备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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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尚雯婕参加《我是歌手》节目。

“我不用改了”

尚雯婕发现,当自己不再去纠结合不合时宜的时候,所有人都觉得她很合时宜了。

她不再强迫自己去跟性格上的缺陷对抗。“有些事情是我不擅长的,也改变不了,为什么一定要去做万花筒呢?后来就觉得,我不用改了,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除了接纳了自己,她与父母也经历了几年的和解期。工作以后,她慢慢开始理解父母的“身不由己”:他们不想这样,但是做不到。“某一刻突然看见妈妈有根白发,某个瞬间看到父亲苍老了许多,会觉得很多抱怨都没必要了,过去的就都过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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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雯婕

入行12年,尚雯婕学会了做音乐,并拥有了独立的音乐审美及评判标准。

刚入行时,张口闭口都是爱音乐,有音乐梦想。“现在看来那些都是假的,当初知道音乐是什么吗?知道它有哪些门类吗?连五线谱都不识。只能说是爱唱歌的年轻人,嗓子还行。”

如今,她能明确地判断一个音乐好不好,音色在别的地方有没有听到过的,采样或者副歌的动机怎么样,和弦处理是否高级……这些都是12年潜移默化积累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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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雯婕

回顾中国流行音乐,尚雯婕认为,选秀是一个关键节点。这意味着技术突破带来的产业开放,明星不再神秘,变得触手可及,“现在坐在家里支个麦,都有可能变成明星,只要你想,都有办法一夜成名。”

时代造就人。“我们这群音乐人,经历过选秀时代的元年,经历过唱片的死去,这一过程中,很多人创造力扼杀,最好的年华凋零。”她觉得,这些阵痛是必经的,因为现在还处在一个过渡期。

这群人的价值也在于,把这个时代引领到一个真正伟大文化的时代。她说,不管产业上、商业模式上还是内容层面,怎么去带领整个民族的文化产业,最后抵达一个百花齐放、中国文化盛世的时代,每一个明星都是有责任的。

回过头来,尚雯婕发现,以前想活得“伟大”,事业要发展到什么高度,商业上要获得多大成功,这些都是为了填补儿时的那个空洞,只不过是个人欲望,跟“伟大”两个字无关。

如今,她想活成一个渺小而具体的人。用身上的所有东西,好的坏的,都化作燃料,去创造价值。

“你是不是活得自己满意,这个问题很重要。”这是36岁尚雯婕给出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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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知名青年学者毕啸南专访歌手尚雯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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