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不僅在工作中以身作則、一心為公、勤懇敬業、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而且在家庭生活中也時時處處嚴以律己、不搞特殊，艱苦奮鬥、勤儉持家。更難能可貴的是，他們還十分注重言傳身教家人親屬們也這樣做，有時還專門召開家庭會議來統一思想，嚴加管教，集中解決，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這必要的家庭會議，真正成了他們嚴格治家行之有效的可貴法寶之一，令人尊敬，感人肺腑，值得傳頌。
毛澤東：針對不同對象召開內容迥異的家庭會
中央蘇區時期，毛澤東一家有7人在紅都瑞金工作。除毛澤東、賀子珍夫婦外，還有他的大弟毛澤民，當時任國家銀行行長；小弟毛澤覃，曾任中共蘇區中央局秘書長，受毛澤東的牽連，一度成為“鄧、毛、謝、古”所謂江西羅明路線的代表；毛澤覃的妻子賀怡，曾任瑞金縣委組織部副部長。另外，還有毛澤東、毛澤覃的岳父賀煥文，曾任中央政府的文印員；岳母杜秀，系葉坪列寧小學教員。
毛澤東和家人在一起
毛澤東一家人分散住在葉坪，平時很少聚在一起。中央政府成立的第二天，天氣已經轉冷。當時杜秀住在老鄉謝來慶家。一天，毛澤覃、賀怡夫婦來葉坪看望杜秀，杜秀正和毛澤東在謝來慶家門口坐著，謝來慶的老婆見他們來了，就端了幾張木凳出來，毛澤東便讓他們坐下。
幾句家常話過後，毛澤東問：“不知澤民在不在？”接著又說，“算了吧，不要去找了，我們開個家庭會吧。”
聽說要開家庭會，謝來慶的老婆轉身要走，毛澤東卻笑著說：“你也是我們家的成員了，多一個人更熱鬧些。”
在附近幾個小孩唧唧喳喳玩笑的伴奏下，毛澤東聲音低沉而有力地說：“一，毛澤覃的性子急，要改，遇到什麼事情都要冷靜；二，你們要踏實投入工作；三，你們在工作中要注意把握兩點，一是上級精神，二是群眾的要求，把二者結合起來，任何時候都要想到大多數，想到人民群眾。為了大多數人的利益，又藉助大多數人的力量，就沒有解決不了的困難。……”隨後，家庭成員作發言討論。
就這樣，毛澤東主持召開的這個家庭會井然有序地進行下去，一家人在一起坐了有兩三個鐘頭才散去。
毛澤東在革命戰爭年代日子艱苦、環境簡陋時要舉行家庭會議，即使是新中國成立後的和平歲月，各方面條件都逐漸改善了很多的情況下，他依然適時地召開家庭會議，教育家人們不能搞特殊化，要艱苦奮鬥。
談起父親的家教，毛澤東的女兒李敏曾說過這樣一句話：“父親要我們夾著尾巴做人。”她說，小時候父親經常要求他們要艱苦樸素。解放以後，要求他們不要穿得太講究，要和老百姓一樣，穿得乾乾淨淨、整整齊齊就行；還要求他們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要多尊重，要對他們友好。
讓李敏至今記憶猶新的是，父親曾經為一頓伙食召集過一次家庭會議。
一次，印度尼西亞總統蘇加諾送了一桶咖啡和牛奶等，要給毛澤東的孩子們改善伙食。大師傅就給孩子們煮了牛奶，弄了咖啡、麵包、黃油，孩子們興高采烈、美滋美味地享用了這些特殊的食物。而平時，他們的早飯都是簡單的稀飯、鹹菜、饅頭片。饅頭不是圓的，是那種長條形的，切成片以後蒸出來吃，這在當時是再普通不過的標準飲食了。
毛澤東知道這件事情後，立即召開了一次家庭會議，對孩子們進行了嚴厲的批評。
會上，毛澤東首先讓大師傅報告了每個月的伙食標準，然後嚴肅地告訴孩子們生活不能超標。他批評孩子們不許這麼吃，要求他們吃中國飯，要喝稀飯，吃饅頭片。他說饅頭是中國的麵包，香得很。
孩子們有的覺得爸爸太嚴厲了，喝點牛奶、吃點黃油都要挨批評，有點過分。李敏作為毛澤東的長女，還能夠接受這種批評，畢竟她苦吃得多些。她曾經在蘇聯捱過餓，當時沒有面包吃，就吃饅頭喝稀飯，覺得也挺不錯。而毛澤東的小女兒李訥，由於年紀太小，被父親批評後一下子就哭了。因為這也不是孩子們自己提出來的，所以她覺得很委屈。
那時，他們早飯都是稀飯、鹹菜、饅頭片，這種艱苦樸素的作風，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也影響了李敏對孩子們的態度。她說：“後來我兒子也穿他爸爸穿過的衣服，妹妹穿哥哥的衣服。”
其實，並非他們沒有條件過得好一些，當年一些國家元首送給毛澤東的貴重禮品，也是五花八門，琳琅滿目。但毛澤東處置這些禮品既有原則又有分寸，凡屬貴重禮品一律歸公，專門陳列起來。對於沒法保存的土特產，是水果就送幼兒園，是幾包茶葉就送身邊的工作人員。這些東西從未落到過家人或孩子們的手中。李敏說：“我們這些孩子大都不知道，他也不讓我們看到。”
在毛澤東家，還有一個不成文的規矩，孩子們參加工作拿到工資以後，毛澤東就不再補貼他們家用，理由是：“人民給了你待遇，你就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李敏說自己參加工作後，就從未向父親要過錢，父親也說到做到，從未再給過她一分錢。
朱德：諄諄教導子女要同人民共艱苦
1962年，是我國經濟特別困難時期。這一年的春節，朱德把他的兒孫們召集到家裡，開了一次家庭會議。
朱德說：“平時你們都在集中精力忙工作、忙學習，現在借節日團聚的機會，我就給大家講一講家史，讓你們知道為什麼要革命。”
接下來，朱德就一五一十地給孩子們講述了自己苦難的童年和革命經歷，告誡孩子們革命不是為了做官，也不是為了個人的享受，不要去追逐個人的名利。
然後，朱德語重心長地提醒孩子們說：“現在，國家遇到了暫時的經濟困難，大家的生活應當艱苦樸素，要多想一想社會主義這個大家庭的困難。”
開飯時，朱德往飯桌上擺了馬齒菜、苦苦菜、野莧菜等。
孩子們剛剛吃到嘴裡就吐著舌頭說：“這是什麼菜呀？多難吃啊！”
朱德的夫人康克清一邊告訴他們是什麼菜，一邊耐心地說：“現在國家遭受嚴重的自然災害，人民生活非常艱苦，我們不能另外。”
朱德接過話頭說：“毛澤東主席領導人民渡過難關，帶頭不吃肉，我們都要聽毛主席的話，同人民共艱苦。你們幾個上學的以後就住到學校去，同學們吃什麼，你們就吃什麼，可不能搞特殊啊！”
孩子們接受了爺爺的教導，第二天就高高興興地扛著行李住到了學校。
孩子們住校後，週末回去看望爺爺奶奶。朱德便讓他們到機關大食堂去排隊買飯，並且嚴格規定他們吃飯的定量。一有空，朱德便帶他們到園子裡學習勞動本領，手把手地教他們刨坑、施肥、澆水和點種。種下的南瓜、西紅柿都長得很好。就這樣，在朱德的教育、指導和督促下，孩子們學會了種菜、洗衣服，養成了熱愛勞動的良好習慣。
以後，孩子們成家了，朱德還經常教育他們要艱苦樸素，甚至還具體指導兒孫們安排生活，力求節約。1963年12月26日，朱德給女兒朱敏親筆題詞：“努力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堅持反對修正主義，發憤圖強，自力更生，勤儉建國，勤儉持家，勤儉辦一切事業，做一個又紅又專的接班人。”為此，朱敏曾經說過：“父親的這些教誨，是留給我們子女後代的最寶貴的遺產。”
劉少奇：開家庭會杜絕親屬求他辦私事
1959年國慶節期間的一天，中南海劉少奇辦公室附近的小會議室裡，共和國主席劉少奇正在親自主持召開一次特殊的會議--家庭會，參加的人員除了他自己的全家（有他的愛人王光美，還有幾個孩子）之外，還有幾位親戚。
劉少奇工作那麼忙，為什麼要親自召開一次家庭會議呢？原來，有些親戚看到劉少奇當了國家主席，就跑到北京來找他為自己辦點事，有的不想當農民想當工人，有的不安心農村，要進城市，有的想要點東西，等等。劉少奇不給他們辦理，他們便有了一種埋怨的情緒。劉少奇認為有必要做些思想工作，糾正他們的錯誤觀點。
劉少奇環視一下小小會議室裡在座的各位，說：“今天，請你們來開個會。這個會議室是我曾經主持政治局同志開會的地方（這個會議室十分窄小，除了一個長條桌子和牆上一張大地圖以外，什麼擺設也沒有。桌子周圍坐20來個人，就沒有多餘的地方，從開會的人背後，只能走過一個人--筆者注），可見我是很認真地對待這個會議的。”
劉少奇稍許停頓，點燃一支菸，吸了一口，接著說：“為了什麼事開這個家庭會呢？就是要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什麼矛盾呢？你們以為我當了國家主席，給你們一點方便，給你們搞點東西很容易。但我和你們的看法不一致。這就是個矛盾。有了矛盾就要正確處理，所以找你們來開個會。”
原來，事情是這樣引起的：1959年4月，劉少奇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這一消息傳到劉少奇的家鄉，他的一些本家和親戚便以為，劉少奇在北京當了大官了，辦事一定特別容易了，親戚們也可以跟著沾點光了。於是，他們通過寫信、託人和找上門來等方式，要求劉少奇買東西、幫助安排工作或調個好單位等。這年國慶節前夕，劉少奇的侄女和幾個親戚又為一些事專程找到北京來了。
而1959年的國慶是新中國成立10週年的大慶日子，劉少奇作為國家主席國事活動日程顯然排得滿滿當當的，特別繁忙。但是，當他了解到這些本家和親戚們的不正確想法後，感到有必要對他們進行一次專門的思想教育。於是，劉少奇就決定在國慶節期間，抽出工夫來召開一次家庭會議。這一天，他就讓秘書劉振德通知全家成員和來京的親戚到他的小會議室裡召開家庭會。
劉少奇又吸了一口煙，繼續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地說：“現在解放了，在農村當農民的也好，當工人的也好，生活都比過去好多了。當然完全的平等合理，現在還做不到。你們在農村的想進城，希望我幫忙。不錯，我是國家主席，硬著頭皮給你們辦這些事，也不是辦不成。可是不行啊！我是國家主席不假，但我是共產黨員，不能不講原則，不能隨便行使自己的職權。……”
屋裡靜悄悄的，靜得連呼吸聲都能聽見。劉少奇說著站起身來，一面在屋子裡來回踱步，一面親切地說：“現在生活比過去好多了，可是國家還不富裕，還有許多困難。我們大家都要好好工作，建設好這個國家，不能因為你們是國家主席的親戚，就可以搞特殊，就可以不好好工作，隨隨便便。”
對於一個侄女要一塊手錶的問題，劉少奇走到他的那個侄女身邊，停了下來，慈祥而又認真地說：“你要一塊表，我不是捨不得，也不是給不起，不是這樣一個問題。我給你一塊表，也不能代替你革命。古人說：‘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要艱苦樸素，繼續革命嘛！我們有了權不能亂用，決不能用它為自己謀利益。你說對嗎？”侄女不好意思地低下了頭。
那時，上海牌手錶剛生產出來，曾作價60元送來給劉少奇，只要劉少奇說一句話，侄女的表就解決了，但劉少奇沒有這樣做。
在這之前也曾有過一些熟人想靠劉少奇的關係找工作。確實，在有些人看來，幫助安排個合適的工作，就是他一句話的事情。然而，劉少奇就是不說這一句話。
劉少奇又轉向大家，意味深長地說：“在你們看來，幫助安排個工作，那是我一句話就可以辦到的事。但是，這一句話我不說，也不能說。這樣不好，我們不能亂用黨和國家與人民給的權力，不能搞特殊。你們現在已經可以吃飽了，穿暖了，就應該好好為國家工作，要為國家爭氣。”
劉少奇在會上說的話，雖然語氣和緩，但觀點明確，態度堅決。像一陣陣溫暖的春風吹進了到會的家人和親戚們的心坎裡，使大家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大家心悅誠服，紛紛發言，表示擁護劉少奇的意見。
從那以後，劉少奇的親屬很少再有人請求他辦私事了。
周恩來：兩次家庭會議嚴講“過五關”
中國歷史上，一代武將關雲長曾以“過五關斬六將”的英武威風而著稱於世，家喻戶曉。但是，周恩來要求周氏家族成員“過五關”的嚴格家訓，未必人人都知道。
周恩來一生沒有子女。然而，由於他有兩個弟弟和好幾位堂兄弟，因此他的晚輩卻很多。作為國家總理，周恩來和鄧穎超對這些晚輩都十分愛護與關心，視如己出一般發自真心地去付出愛心愛意。而這份親情更多地表現在他以身作則嚴格要求他的侄兒、侄媳、侄女和侄婿等晚輩上。
1964年8月，周恩來在外地的一些親屬恰巧都因公停留在北京。周恩來抓住這次難得聚在一起的機會，抽空給大家開了兩次家庭會議。而且鑑於只有星期天大家才都休息，所以這兩次家庭會議都是吃過中午飯以後召集起來開的。
8月2日下午，作為中國“大家庭”的公僕，周恩來與普通家長一樣，召集了一次“小家庭”會議。這次他主要給親屬們講了如何正確認識和對待自己出身的封建家庭一事。
周恩來講自己的家庭是怎樣一個家庭，是一個封建的沒落的官僚家庭，先把這個定位定下來。他從自己的祖父講起，講到自己的祖父曾當過封建官吏，儘管官不大，但仍然屬於剝削階級；因為全家是靠做官吃飯，這個官是為封建地主階級的利益服務的，所以也不可能做到清廉。他還專門說了，周家沒有土地，所以稱不上什麼地主，自己有一院房，也就是個十幾、二十來間。這個封建家庭後來已經貧困潦倒，等他懂事以後沒有任何職位，而且他從小靠典當生活、過日子……但是不管怎麼講，這種家庭的背景，潛移默化地對周家每個人會有些影響。
接著，周恩來講了他的上一輩和他這一輩都是怎麼樣一個情況，說他從小讀的是私塾，到遼寧鐵嶺學的也是書院，後來到了瀋陽，這樣就受到了一些資產階級新式教育，到了天津更是現代化的教育了。他說自己由最初接受的封建教育，到資本主義教育，再到後來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教育，最終成為了一名共產主義者。所以，他現在的思想形成就是這樣一個過程。
凡此種種，周恩來通過給親屬們講家史尤其是他自己的成長曆程，來讓大家提高認識，跟封建家庭劃清界線。他認為，要與封建家庭劃清界限，必須向工農學習，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
8月10日，周恩來再次召集的另一次家庭會議就更為生動、深刻與發人深思了。
周恩來語重心長地具體教育晚輩要過好“五關”--思想關、政治關、親屬關、社會關和生活關。
周恩來首先講到要過好思想關。他認為，必須樹立正確的宇宙觀，掌握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和辯證法。他說，思想方法不對頭，看一切問題都會看不準，甚至會顛倒是非。所以，一個人要活到老，做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他把親屬中的老少成員分為三類人：一是自己不能創造環境，要幫助的；二是可以自己創造環境，自覺改造自己的；三是黨團員和青年們，要不斷進步，並且幫助後進的親屬們共同進步。
要求晚輩或青年不斷學習、不斷進步，是周恩來一貫的想法。早在1939年3月，周恩來回原籍紹興時，就曾給青年們題詞：“青年是黃金時代，要學習，學習，再學習。”1963年5月，周恩來又對一個侄兒說過：“要永遠感到不足，思想才能不斷進步。我革命40年，難道沒有一點舊思想了？要革命一輩子，學習一輩子，改造一輩子。”這番話，正是周恩來一生的思想和實踐寫照。
接著，周恩來又在嚴肅與活潑相協調的氣氛中講了如何過政治關的問題。他教育大家，要站穩無產階級的政治立場。他認為，只有立場正確，才能有正確的觀點和方法，才能更好地為人民服務。
在講到過親屬關的時候，周恩來使用了“投降”二字。他說：“我們是出身於舊家庭的，我要帶領你們向無產階級投降。”略作停頓，周恩來繼續講道：“‘投降’這兩個字不大好聽。20年前延安整風時，文藝界人士也怕聽這兩個字。後來，朱總司令講話，對自己的前半生作了自我批評以後，說：‘我現在才投降無產階級。’那些人聽了，才考慮到應該向無產階級投降。否定封建的親屬關係，不是消滅他們，而是改造他們，拖著他們跟無產階級走，把他們改造成新人。”
隨後，周恩來又給大家闡述了過社會關和生活關。
最後，周恩來對晚輩們強調：“這五關中，一頭一尾，‘思想關’和‘生活關’最為重要。”
通過這別開生面的家庭會議，在與親屬和晚輩們的談話中，周恩來不僅以一個普通家長或家庭成員的身份諄諄教導大家要過好這五關，同時他還以共和國總理的身份嚴格教育自己的家庭以身作則。周恩來個人的一言一行，無不與他對別人的要求相一致。正因為這樣，他不僅受到全國人民的愛戴，也受到晚輩們的崇敬。
周恩來總理對人們的愛是很深厚的，他對親人的愛因為那麼忙沒有時間更多地表現出來，但據周恩來侄女周秉德回憶說：“伯父對親人的愛，首先就是他對我們要求嚴格，要求嚴格也是一種愛，因為他覺得只有要求嚴格了，我們才能夠健康成長，才能夠正常成長，才能夠有在社會上獨立去生活、工作的能力，所以我覺得他對我們的要求嚴格，就是一種愛。”
1976年1月15日下午，即周恩來逝世後的一週，鄧穎超還專門把周恩來的親屬們召集起來，對他們說：“恩來生前是黨和國家的一位領導人，但他總是按照一個普通的共產黨員嚴格要求自己，他把自己看做是黨的人，是一個人民的勤務員。在幾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恩來始終如一地遵守著這條共產黨人的最重要的準則。他永遠保持和群眾的最密切聯繫，從不搞特殊化。特別是在我們黨處在執政黨的地位以後，他更是時時刻刻注意這個問題，嚴於律己，把搞好我們的黨風放在一個十分重要的戰略地位。作為他的親屬，又有什麼理由把自己放在一個特殊的地位呢？我們千萬記住，不要以為自己在革命的征途上有什麼特殊，不要誇耀，不要吹噓，一定要謙虛謹慎，要多向革命老前輩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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