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昔三十年|徐曉

今天雜誌四十週年專輯

今昔三十年|徐晓

2018年是《今天》雜誌創立四十週年,今天文學將精選李陀、李歐梵、韓東、宋琳、林道群等多人的主題文章編髮。今天分享的文章是徐曉的《今昔三十年》,刊於《今天》2009年春季號總84期。

《今天》雜誌第二期的出版時間是1979年2月26日。從這一期起,雜誌以天藍色的封面面世。民主牆的所有民刊,封面都是黑色或者紅色單色油印,唯獨《今天》是鉛印的。顏色亮麗、印刷精美的《今天》獨領風騷,一時間洛陽紙貴。

記得聯繫印刷封面是一天上午,我帶著北島和芒克到和我家相隔一條馬路的煤碳部宿舍大院,去找我大學同班同學劉翠霄,她和部裡的叔叔伯伯都熟,答應帶著我們去找印刷廠廠長碰碰運氣。

印刷在中國一直屬於特種行業,需要單位開證明信。在那個年代,辦許多事都要證明信,比如出差住旅館,沒有單位證明沒人敢接待。如果是一男一女,還得出示結婚證,否則就有被當成流氓抓到派出所的危險。這個規矩一直延用到1990年代。當時為了得到這個證明,我在前期做了許多鋪墊。我那時是系學生會的幹部,與系裡管行政的老師熟,辦公室龍姓主任剛從外地調來不久,正在為沒有煤氣罐發愁,而我家正好有一個閒著,便巴巴結結地用自行車馱著送到他住的筒子樓。煤氣罐在那時可不是小對象,即便有錢也不一定能買。之後不久,便請他開印刷證明,理由是中文系學生會的刊物《初航》要到校外的印刷廠印封面。別看我已見過了兩年大牢的世面,可那天還是特緊張。《初航》的封面在校辦廠印,我怕他追問為什麼突然又要送到校外;二是如果他把刊物的名稱寫上,這個證明就等於白開。幸好,有驚無險,證明終於到手,事情似乎已經成功了一半。

怕印廠看出破綻,去之前我從家裡偷著拿了父親一瓶“汾酒”和親戚從上海帶來的一包糖塊,這兩樣東西在當時算是拿得出手的體面東西,足以麻痺廠長,讓他對於刊物的名稱失去敏感。

不知是糖和酒的作用,還是因為有熟人介紹,總之,製版、印刷、工期和價錢談得非常順利。大功告成已經過了中午吃飯時間。那時我一個月的零花錢只有4塊,北島和芒克泡病號不上班,我們誰都沒錢下飯館。於是,把他倆帶到我家去吃午飯,我翻遍了櫃櫥,做了一碗西紅柿雞蛋湯,蒸了三根小手指粗細的香腸,這頓飯菜實在是少得可憐。

不記得印刷費是多少錢,也不記得隔了幾天。總之,是我、芒克和劉念春三人到印廠,把印好的兩千張封面用肩膀扛了回來。

以後的事情全靠趙一凡。在官方刊物中,最早發表《今天》作品的是《安徽文學》,曾經有一期還開了民刊專欄。當時的主編是詩人江流,他是趙一凡父親革命時期的戰友。春天,江流先生來北京,經一凡引薦我們和他見面。現在還記得他的樣子,一位慈祥長者,對年輕人特別友好。江流回合肥不久,便把他安排印刷的第二批封面很快就託運到了北京,好像是五千張,算是贊助,沒要一分錢。

兩年後《今天》停刊。曹思源和陳彬彬結婚沒有煤氣罐,於是又用自行車從北師大馱回來。現在想起來好像有點不地道,用不著別人了就翻臉。

整個過程潛規則我們運用得相當熟練,且恰到好處。“組織上”絕對沒想到,混入革命隊伍的“階級敵人”如此狡猾,居然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得手。此後我們兩次開朗誦會時用的擴音器設備,也是我用這種“正義的謊言”,打著學生會要搞活動的名義借出來的。

三十年後的2008年,四五月間北島就開始張羅創刊紀念。除了準備在香港舉辦的研討會、朗誦會,在徐小平的建議下,決定重印當年出版的老《今天》。

北島近期有回憶文章:“1978年9月下旬一天晚上,芒克和我在黃銳家的小院吃過晚飯,圍著大楊樹下的小桌喝酒聊天,說到局勢的變化,格外興奮。咱們辦個文學刊物怎麼樣?我提議說。芒克和黃銳齊聲響應。”

作為創始人之一,黃銳是當年藍色封面的設計者,是“星星美展”的發起人,如今是北京798藝術區重要的策劃人。他的設計工作室裡坐著的是金髮碧眼的法國人,來來往往說著日語、英語、法語,做的是“迪奧”這種國際大品牌。以這樣的背景和實力,為三十週年紀念活動的出版物做設計自然是非他莫屬。然而遺憾的是,“國際化”了的黃銳同時也是大忙人,展覽應接不暇,從上海辦到意大利,從北京辦到東京,時間表排得滿滿的。

我是作為黃銳的助手進入這一工作的。因為前期遲遲不能確定方案,拖著拖著就只剩了不到兩個月時間。眼看著期限一天天臨近,而設計始終不見眉目,我便毅然喧賓奪主,不知天高地厚地大包大攬,用黃銳的話說,叫作“外行領導內行”。

復刻版當然要儘可能還原,還原的依據是當年的老版雜誌。

我先是決定忍痛拆掉老鄂提供的全套雜誌,一頁一頁掃描。打樣試驗的結果是:如果按黑白的掃描,出來的效果一定不可能“舊”;如果按彩色的掃描,發黃的效果有,但彩色印刷不但價格貴,而且紙張不可能太薄,完全沒了原來的味道。在山重水複之後,終於找到了一種合適的工藝,號稱是紙板印刷,一個版可以印一千印,正適合我們的條件,而且價格還很便宜。

另一個難題是紙張。現在的印刷品普遍奢侈,想做得多麼豪華都不難,但找到當年那種簡陋的紙張反而很難。好容易聽說有一家有50克重的書寫紙,輾轉打了許多電話,對方說是在紙廠定做的。批量太小時間又緊,定做是不可能的。於是託朋友去說情,硬從別人定的紙中剋扣下了一部分。

接下來是設計包裝。包裝是“表”,但不能與“裡”脫節,要表裡一致。我的原則是:精裝要儘可能精緻,卻不能商業味十足;簡裝要儘可能簡樸,卻不能簡陋到不藝術。當年在文學和藝術上被視為先鋒與現代的“今天”一族,三十年之後,既不該走入時尚,也不能顯得落伍。這並不是好把握的分寸。

北京的設計師中,我欣賞蔣艶,因為她一貫的從容。如果整天被定單搞得焦頭爛額,其藝術的敏感與空靈勢必會被損耗掉。而蔣艶不管是生活還是創作,都懂得留白,講究節奏。果然,復刻版精簡兩種包裝,思路與結構,材料與工藝,都不落俗套,在香港一亮相便得到了認可。說實話,此前我一直忐忑著。新、老《今天》的人,和試圖收藏《今天》的人,可都不是吃乾飯的,一個個眼光毒著呢。

今昔三十年|徐晓

本文作者徐曉在香港漢雅軒。

另一本是當年老《今天》所有內容的印刷版,被我稱之為“藍書”。封面、封套,連內文的文字都是藍色的,風格雅緻而簡練。600頁的書,上百萬字,是老鄂積數年之功,像螞蟻啃骨頭一樣,一個字一個字地錄入的。那些手工刻在蠟紙上、用手動油印機印出來的文字多麼難以辨認呀!如果看過當年的雜誌才會知道編校出來有多麼難。

活兒乾得很苦。想做得好,還得快,並且少花錢。其實我並不清楚現在《今天》的家底,是否真的需要如此挖空了心思地省錢?最終,因為種種糾集,疏忽了一些環節,本來很精美的紀念集出了不少錯,讓我這個老編輯感到無地自容。

外界都說《今天》是個傳奇。

的確,它在民主牆時期誕生的刊物中影響力最大;它的作品傳播最廣;它的作者知名度最高。如果研究《今天》的歷史,這些可以算作是正史。而《今天》的另一些故事,比這些傳奇並不遜色。

《今天》發起併成功地組織了1949年之後歷史上第一次自發的、公開的、和平的、沒有和官方發生衝突的遊行。它發生在1979年10月1日國慶節那天,途經長安街,目的地是北京市政府。

《今天》居然有自己的編輯部。房子雖然很小,也很破舊,但卻是專用的。供我們日夜在那裡高談闊論,在那裡接待像是來朝聖一樣的讀者——其中有些人日後成了雜誌的作者,顧城就是其中的一個。此後他抱得大名,再以後,他因為詩歌以外的原因被更多人談論。而當年提供編輯部的主人劉念春,如今已經流亡美國十幾年。

《今天》還有文學沙龍的專用場地,用不著打一槍換一個地方。許多重大事件是在那裡討論,比如“星星美展”的遊行、雜誌停刊,改為“今天文學研究會”的決定等等,《今天》歷史上的“遵義會議”都在那裡召開。直到八十年代末期,那裡一直是京城“牛鬼蛇神”出沒的地方,早期的民運分子,文學青年,大學生,時髦的都市青年,藝術家,外國使團的文化官員,外國記者,來訪的外國作家,詩人,安全局的密探⋯⋯而無私地敞開他的房門和心胸、被公認為中國最後一個紳士的趙南,流亡日本已經20年。

最不可思議的是,不知道北島怎麼能修來這麼大的福。《今天》之前,有趙一凡這麼有遠見的人幫他保存詩稿,而那些詩稿跟隨趙一凡在監獄裡呆了兩年,居然奇蹟般地得以返還,讓北島一開始就有了足夠的稿源;《今天》之後,有老鄂這麼敬業的管家,雖然身邊圍著芒克這樣的酒鬼,卻能把五毛錢一本賣雜誌得來的錢,管理得夠用還能有結餘。

老鄂的家裡存著由趙一凡用複寫紙整理謄抄的讀者來信和那些信件的原件,存著當年手工插圖用的鋅版,全套完整的老《今天》雜誌、叢書,還有三十年前隨手寫下的任意一張紙片。我也曾經有過全套雜誌,但不知不覺地越來越少,少得不明不白,根本說不清去向。封面的鉛印版是我從印刷廠拿回來的,最初,起碼到八十年代中期還在我家的書櫃裡放著,以後就找不到了,沮喪得我從來不想提起。可為了這次編書,老鄂竟然從他家拿了出來。放在我家裡的東西,為什麼到了他手裡?可見,守住這些家底談何容易。

《今天》有一個完整的團隊。從一本雜誌的角度看,核心人物當然是作者;但是從一個編輯部的角度看,核心人物則是這些幕後的工作人員。這些人每一個都是沉甸甸的,難怪後來者甘琦不斷地感嘆:“你們《今天》太神奇了!”我相信,沒有這些人,北島仍然辦《今天》,詩人們仍然寫詩,畫家們依然畫畫。但是彼《今天》就不是此《今天》了。雖然我們無法知道,彼《今天》是否一定比此《今天》更加遜色或者更加燦爛。

三十年後,《今天》依然存在。復刊的二十年來,它一期不落地按時出版,主編從始至終不變,影響力在一代一代年青人中伸延。十週年,二十週年,它仍然有如此的感召力,把已經頭髮花白的男男女女們聚在一塊。一個人,需要怎樣的韌性與信念才能把這條漫長的路走到今天?

我在這樣一種觀照中形成了編輯三十週年紀念集的思路。

第一章“從創刊到停刊”:講述了從1978年12月到1980年12月兩年間發生的事件,每個事件都是由一個個活生生的人物構成;第二章“作家與作品”:介紹了大部分作者及其代表作,這是果實,也是種子,在另一個歷史的輪迴中開花;第三章“幕後群體”:不為人知的真正元老、被忽略的工作人員,給過道義支持的文壇老者,他們是《今天》得以成長的泥土;第四章“海外復刊”:雖然它與“藍色時期”的《今天》呈現出完全不同的色調,但是,一個“小雜誌”,在海外生存二十年,與初創時的兩年,其艱難與意義實在是無法作簡單比較。

在這樣的編排中,我對於這段歷史有了新的解讀:《今天》——不僅是北島;《今天》——不僅是詩歌;《今天》——不僅是文學。我們儘可以以它為驕傲,但必須知道驕傲的理由何在。編輯的過程也讓我清醒地看到,像所有歷史事件一樣,“藍色時期”的《今天》已經完成了它所訴諸的歷史使命。承認這一點,才會對“彩色時期”的《今天》有一個公正的評判。

所有這一切思緒與感慨,都讓我覺得為創刊三十週年紀念而焦灼而辛苦的值得。因為這不是一場光鮮的儀式,而是承載了許多人一生僅有一個的三十年。眼看幾種書都下了廠,想到能如期運到香港,感到無比欣慰。然而,一個小插曲的出現,卻使我深感遺憾,使本該獲得的成就感也大打折扣。

有人看到了在香港設計的電子版的現場說明書,因為對排序和所佔的篇幅感到不滿而取消了香港之行。這不滿本來並不是針對我,但我卻分明地感覺到自己受到了冒犯。這像是對我、對老鄂的一種嘲諷——當有人在可笑地計較排序、計較自己所佔有的篇幅時,我們還有沒有必要像當年一樣全情投入?

是什麼東西縱容了這種情緒?多年以來,類似的恩恩怨怨似乎一直沒有間斷。在編第二章“作家與作品”的時候,我自己就曾經為了誰在前誰在後有過躊躇,生怕有誰因為排序而不滿。我猛然意識到,我的躊躇與這種計較有共同的來由,只不過一個是為自己權衡,一個是為別人權衡。它像是一塊疤,一個汙點,宿命一樣嵌在那裡,提示我們看到人生的困境與人性的弱點。

也許我必須正視一個現實:燈光已經熄滅,大幕已經關閉,演出已經結束。每個人都已經走上新的舞臺。另一場戲將會有另外的道具、佈景與演員。

題圖:Breakfast of the Birds,Gabriele Munter 繪

今昔三十年|徐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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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昔三十年|徐晓

書名:紅狐叢書

主編:北島

出版社: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

“紅狐叢書”是一套北島主編的當代國際詩人多語種詩集,彙集各國著名詩人作品,畫出當代世界詩歌的最新版圖,“讓語言和精神的種子在風暴中四海為家”。紅狐叢書依地域分為七輯,內容選自參與歷屆香港國際詩歌之夜的外國詩人作品。

每輯收錄5―10名詩人的選作,儘可能展現當代世界詩歌版圖的全貌。其中既有被譽為“整個東歐世界先鋒詩人代表”的斯洛文尼亞詩人托馬斯·薩拉蒙、日本當代著名詩人谷川俊太郎、美國原生態詩人加里·斯奈德、敘利亞詩人阿多尼斯等;也有在國內並不知名,但在母國的詩歌界卻有著十足分量的詩人,如被視作聶魯達以來最重要的智利詩人勞爾·朱利塔,澳大利亞詩歌界幾乎所有詩人都在閱讀的彼得·明特,以及優秀的阿拉伯語詩人穆罕默德·貝尼斯,等等。每位詩人的作品獨立成冊,同時收入詩人原作與中英雙語譯文。每冊詩集以袖珍小開本的形式出版,便於攜帶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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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昔三十年|徐晓

書名:鏡中叢書

主編:北島

出版社:譯林出版社

自2010年起,由北島主持的“國際詩人在香港”項目,每年邀請一兩位著名的國際詩人,分別與優秀的譯者合作,除了舉辦詩歌工作坊、朗誦會等一系列詩歌活動,更重要的是,由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雙語對照詩集的叢書。到目前為止,已有八位應邀的國際詩人和譯者合作出版了八本詩集,形成了一個小小的傳統。這套叢書再從香港到內地,從繁體版到簡體版,由譯林出版社出版,取名為“鏡中叢書”。按原出版時間順序,包括谷川俊太郎、邁克·帕爾瑪、德拉戈莫申科、蓋瑞·施耐德、阿多尼斯和特朗斯特羅默的六本詩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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