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腳醫生的足跡曾經遍佈中國廣袤的農村地區。
1965年6月26日，毛澤東主席針對當時農村醫療的落後面貌，指示衛生部“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
1968年9月14日，《人民日報》刊載了《紅旗》雜誌的文章《從“赤腳醫生”的成長看醫學教育革命的方向》。各大媒體紛紛轉載，“赤腳醫生”稱謂走向了全國。
作為初期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產物，農村和山區裡半農半醫、沒有編制的一群人，被冠上“赤腳醫生”的稱號，一根針、一把草、一雙腳，治病救人。
20世紀80年代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瓦解了赤腳醫生賴以生存的政治和經濟依託。
1985年1月25日，《人民日報》發表《不再使用“赤腳醫生”名稱，鞏固發展鄉村醫生隊伍》一文，讓“赤腳醫生”稱謂退出歷史舞臺。
自2004年1月1日起實行的《鄉村醫生從業管理條例》規定，由縣級人民政府衛生行政主管部門負責鄉村醫生執業註冊工作，取得鄉村醫生執業證書後，才可繼續在村醫療衛生機構執業。
從“赤腳醫生”到“鄉村醫生”，一代人芳華已逝，一代人青春正好。因時代的不同，他們的從業心態、境遇也有所不同。
對從赤腳醫生時代走過的老一輩村醫來說，養老成為他們亟需解決的問題；而令年輕一代村醫困惑的，則是職業道路該如何向前發展。
赤腳醫生時代：熱忱與奉獻
1968年，安徽省某村的許嘉（化名）初中畢業了。1969年，作為村裡唯一的正規初中畢業生，他被村裡推舉到鄉鎮醫院辦的赤腳醫生培訓班學習，至此走上村醫道路。1970年，他開始行醫。
“那時候的村醫療室就是山裡的一間茅草房，”許嘉告訴《法律與生活》記者，“看病靠的是一根針、一把草。”
“針”就是針灸，如果人得了感冒、胃疼等普通的病就扎針灸。“草”指的是山裡的草藥。
村莊三面環山、位於平均海拔400米的特殊地理位置，給許嘉行醫減少了很多成本。“我們很少進藥，都是自己去山上採，不要錢，車前草、金錢草，山裡都有，就是花些工夫。”
沒人看病的時候，許嘉要麼上山採草藥，要麼跟村民一起在田間勞作。“APC，就是退熱藥，現在叫複方阿司匹林，一片藥才幾分錢。”
在那個物質極度貧瘠的年代，看病只需要付5分錢掛號費。許嘉說，如果老百姓連5分錢都拿不出來，到月底的時候他就跟生產隊統一結算。
集體制的年代裡，人人都需要幹活掙工分才能生活。在村生產隊，許嘉幹赤腳醫生，一天能拿10個工分。
“一天都不缺的話，一個月能拿300個工分，1個工分0.35元，一個月也就掙十幾塊錢。”許嘉給記者算了筆當年的賬，“那時候苦是苦，但是你想想，跟農村老百姓幹活比，還是要好一點兒。”
鄉村醫生圖，圖來自網絡，圖文無關
在許嘉記憶裡，1976年，他代表鄉鎮醫院參加梅山到南溪段公路修建時，“是最苦的時候”。沒有如今的機械化技術，那時候在大山裡修路，純靠力氣。“頭一天放完炮，（炸出來的）石頭都有幾個人高。”
當時，許嘉只有一條長褲，晚上洗完晾乾後第二天要繼續穿。修路的工作非常辛苦，但一個月工資才8元錢。“但是也沒法子，那時候經濟條件都這樣”。
他記得，晚上加餐的時候有個同村的人突然犯了急性腸胃炎，拉肚子，但是整個連部連一瓶鹽水都沒有。等到第二天天亮後，村民才用擔架抬著這個人去醫院。
不料，途中這個人一不小心從擔架上翻了下來，一下子就斷氣了。“我看著都心疼，但是沒法子。那時候，西藥有是有，但是很少，沒有頭孢藥，一個連部只有2盒20支青黴素，放在現在都不夠一個人用的。”許嘉說。
也許是走過那段格外艱苦、清貧的歲月的緣故，赤腳醫生出身的老醫生們格外受人尊敬，人們習慣了用“為人民服務”“無私奉獻”等“高大上”的詞語以表讚譽。
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區金塘鎮長沙社區的工作人員周女士，在接受採訪時對該村的老村醫周芝香讚不絕口，說村裡人人都把她當成道德楷模。
周女士最初的“身份”只是《法律與生活》記者和周芝香之間的翻譯，周芝香自15歲起開始做鄉村醫生，不會說普通話。
家住隔壁柳行社區的舒女士也聽說過周芝香的大名。前段時間，她臉上有一塊蛻皮遲遲未好。儘管在杭州上班，但因為工作太忙，她一直沒顧得上去醫院。
“十一”放假回家，舒女士的母親便帶著她“找周醫生看看”。看病當天，周醫生為她紮了針灸，之後塗了幾天藥膏，症狀明顯緩解了。
“醫生（後來）還特地打我電話，回訪我恢復的情況。”舒女士強調。提起鄉村醫生，她說自己從小在農村長大，深感鄉村醫生的不易：“地方偏僻，有一些急診，如果沒有鄉村醫生，真的沒啥辦法。”
從醫五十餘年，周芝香一直遵守“隨叫隨到”的承諾。想著衛生所裡只有她一名醫生，“一旦外出配藥或者出診，人家就找不到我了”，周芝香便在衛生室的大門處貼上了自己的電話號碼。
準備出門的周芝香
據《舟山日報》報道，40年前，長沙村裡有個孕婦產後大出血，村裡沒有電話，也不通車，如果用人力把產婦抬到金塘衛生院，翻山越嶺起碼需要3個小時。
“周芝香根據從金塘衛生院產科醫生處和舟山衛校學到的知識，診斷該產婦為胎盤殘留。在同事的配合下，她用手摳出產婦體內的殘留胎盤，並用藥物治療，終於把產婦從死神手中拉了回來。”
很多鄉村醫生都是隨叫隨到。相比城市裡習慣在醫院掛號排隊看病的市民，村民們看病確實多了幾分方便。
許嘉所在的村衛生室，除許嘉外的另兩位醫生都住在衛生室隔壁。“忙的時候，我們早上5點多鐘就上班了。”
許嘉說，每天來衛生室免費量血壓的至少有30人。為此，三位醫生會分出一個人專門負責量血壓，“今年這都換了第三個（血壓計）袖帶了”。
除了方便，村民與鄉村醫生之間的關係往往也比較親近。比如，那些經常來村衛生室測血壓的村民，醫生很熟悉他們的身體狀況，“就知道人家血壓（跟以往相比是）高（還是）低，知道怎麼喝藥，有的人抽菸（我們）就‘騙’他戒菸。鄉村醫生不僅治病，而且（教村民）防大於治。”許嘉總結道。
鄉村醫生時代：迷茫與尷尬
對老一輩人來說，從事基層醫療衛生工作，是對培養自己長大的土地的報答。但對於新一代“80後”“90後”來說，鄉村醫生並不是一份令人滿意的工作。
許嘉和村衛生室的另兩名醫生都到了政策規定的退休年齡，“按理說都應該退出，但是沒有接班人”。許嘉坦言，自己畢業於安徽醫科大學的兒子也不願意回來，而是選擇在外地開診所。
2014年填報高考志願時，由於分數只高了一本分數線5分，抱著一定要去蚌埠醫學院學臨床的念頭，李雪（化名）填報了蚌埠醫學院臨床醫學（全科醫學方向），選了家鄉安徽省蒙城縣作為畢業後的定點工作地區。
據李雪介紹，該專業畢業後要在定點地區工作6年（包含3年規培），不去或者沒按時拿到執業醫師資格證、規培證和畢業證都算違約，違約就得支付約7.5萬元違約金。
該專業不收學費，除了必須交的800元書本費，學生每年還能拿到3000元生活補助費。“我當時覺得真好呀，不用花家裡的錢了。”李雪說。
入學後，李雪和她的同學們卻覺得自己被坑了：“好些同學以為定向點應該是縣醫院，後來才知道是社區醫院；以前以為（入學後學的）是臨床，後來才知道是服務於社區醫院的全科，而且不可以考研。”
但據李雪瞭解，他們是可以通過考試進入體制內的。儘管如此，還是有同學為了以後能去大醫院工作，選擇了違約考研。
與李雪同齡的小思（化名）已經踏上了鄉村醫生的道路。衛校畢業後，恰巧家鄉雲南省紅河州元陽縣招鄉村醫生，“家裡人覺得鄉村醫生可以幹到老、有保障，就讓我報名了”。但工作後，小思發現家人的想象和現實相距甚遠：“你不幹這個行業，怎麼會知道其中的苦？”
據其介紹，她的收入主要由三部分構成，一是政府每月給的600元固定補貼，二是來自政府購買公共衛生服務的收入，三是平時開展門診的診療費。
“一個輸液9元診療費，肌注7元，賣藥6元。公共衛生服務要跋山涉水到村民家裡服務，不知道要付出多少辛勞。然後，什麼保障都沒有，以後養老都是一個大問題。”小思說，“付出和收入不成比例，如果能考上鄉下的編制或者二級以上醫院的合同制，自然是不願意幹鄉村醫生的。”
1985年出生的李玉（化名）也覺得做鄉村醫生“沒多大幹頭兒”。初中畢業後，李玉在外打了十幾年工，“也沒混出什麼名堂”。“2013年，我們湖南搞了個鄉村醫生本土化培養的項目，想培養一些本地年輕人去當鄉村醫生。第二年，我就去了。”
在湖南省中醫藥高等專科學校讀了兩年書，在縣醫院實習一年之後，2018年1月1日，李玉正式跟鎮衛生院簽訂了《政府購買村衛生室基本公共衛生服務項目協議書（試行）》。
李玉簽訂的《政府購買村衛生室基本公共衛生服務項目協議書（試行）》
經過村裡的同意，鎮衛生院把李玉分配到了如今工作的某村，負責公共衛生服務除去婦幼保健工作外的14項服務內容。“精準扶貧裡的健康扶貧也由我們鄉村醫生負責，我一個人負責兩個村2200人。”
李玉說他每天騎著摩托車、帶著血壓計，挨家挨戶地往扶貧對象家裡跑。“說實話，我自己感覺沒做什麼事情，但就是很忙”，而且“重複的工作特別多，建檔立卡戶的表格反反覆覆改”。
事實上，政府購買基本公共衛生服務、家庭醫生簽約等是政府為保障鄉村醫生的合理收入而出臺的補償政策。
比如《國務院辦公廳關於進一步加強鄉村醫生隊伍建設的實施意見》（國辦發〔2015〕13號）規定：對於鄉村醫生提供的基本公共衛生服務，通過政府購買服務的方式，根據核定的任務量和考核結果，將相應的基本公共衛生服務經費撥付給鄉村醫生。
但這些本意補償鄉村醫生收入的項目卻顯得有些吃力不討好：鄉村醫生們反而因此察覺到職業身份的尷尬——操著彷彿公務員才操的心，幹著沒有編制的活。
除收入外，行醫風險也是鄉村醫生日漸重視的問題。小思擔心萬一看病過程中出了什麼差錯，結果“只能自己硬扛”。
“鄉村醫生跟醫院裡的醫生（相比），在工作狀況上還是有區別的。”李玉向《法律與生活》記者解釋，“鄉村醫生在家裡你是一個人，哪怕出一點兒小問題，也沒有人能幫你，全靠自己處理；醫院裡不一樣，至少會有老醫生能幫忙處理一下。而且，有的藥物反應可能特別迅速，你想找‘外援’幫忙可能也來不及了。”
他坦言自己剛從學校畢業，幾乎沒有臨床經驗，“稍微嚴重一點兒的病說實話我都不敢看，因為自己心裡沒底”。
低保障的到齡退出：迫切與無奈
對於已經到達法定退休年齡的老年村醫來說，養老成為他們目前最大的困境，“幾乎所有優惠待遇和補償政策都無法享受”。
許嘉給《法律與生活》記者算了一筆賬：“假如我現在59歲，還沒到退休年齡，國家可以補貼我的有二類鄉鎮國家補貼每月700元；從醫一年每月補助10元，我幹了50年就是每月500元；村醫療室負責人每月100元，（每個月）這1300元是雷打不動的。”
但現實中，許嘉今年已經69歲了。根據《安徽省衛生計生委、安徽省財政廳、安徽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印發〈關於認真做好退出村醫生活補助工作的實施意見〉的通知》，退出村醫按其60週歲前從事村醫工作的年限計算補助標準，今年已經69歲的許嘉符合“累計超過30年的，每人每月補助不低於330元”的最高檔次補助標準。“加上養老保險90元多，一個月（能收入）400多元，吃飯是夠了。”許嘉說。
某村村衛生室的其中一間辦公室
周芝香的情況同許嘉有些類似。在舟山市定海區，養老體系大概分為企業職工社會保險、城鄉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和農民徵地補償三類。作為沒有編制的鄉村醫生，周芝香不符合企業職工社保的參保條件。漁民戶口，加上家裡沒有土地，她也無法享受失地補償加上農民補交一部分錢換來的所謂退休金。
年輕時從未想過養老問題，也從未繳納養老保險，現在周芝香突然發現，如果社區衛生院不繼續聘用她做村醫的話，她每個月只有565.1元收入：浙江省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基礎養老金160元加上405.1元的鄉村醫生待遇。
社區工作人員周女士說，今年，社區與周芝香簽訂的是一年一聘的臨時聘用合同，“明年估計不會聘用了，因為她年紀大了，也不敢再聘用她了。就是現在，我們也慢慢地不准她做鹽水藥掛這些”。
如今已73歲的周芝香主要靠針灸、拔罐這一類傳統醫療方法為人治病。周女士覺得村裡這些年返聘周芝香，一是衛生院只有她一個醫生，她不做了，就沒人了。二是她確實為村裡奉獻了很多，“也算是一種特殊照顧吧”。
針對周芝香的養老問題，本刊記者諮詢了舟山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養老處。工作人員告訴記者，當地的城鄉居民養老保險一共分為八檔，養老金的金額取決於參保時繳納的保費，每月額外發周芝香的405.1元已經是在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基礎養老金待遇標準上增發的屬於鄉村醫生的待遇補貼。
因當地媒體的報道，很多人知道周芝香當年為響應號召放棄了柳行醫院有編制的工作，選擇回村從事鄉村醫生，“貢獻有目共睹”。
周芝香期望能不能看在自己五十多年奉獻的份上“特事特辦”，提高養老金或者參加企業職工社保。她說：“如果能補交幾萬元換養老保險的話也願意，七十幾歲的年紀（如果）一個月能有1000元退休金，也滿足了。”
對此，社保局養老處的工作人員告訴記者：按照規定，年齡超過60歲，且已經享受養老金待遇的情況下，無法繼續參保，他們也無能為力。
（本文原載於《法律與生活》雜誌2018年11月下。歡迎微信搜索“法律與生活”，關注法律與生活公眾號，獲取更多精彩內容；進入微信公眾號主頁，點擊菜單欄“刊物訂閱”，即可獲取雜誌訂閱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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