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典型的中国式逻辑是：问态度不问事实，问动机不问是非，问亲疏不问道理。为什么中国人这么喜欢问动机？因为只要能从道德上搞臭对方，就可以彻底打倒对方。然而，道德无法技术化，以道德代替法律是社会的倒退。
作者/聂辉华
这几年，拜互联网所赐，大量假冒伪劣以及贪赃枉法的事情被人揭发出来。而每次揭发一个事件，当事人往往面临这样的诘问：你是不是为了出名？你是不是别有用心？你反对“方教主”，是不是自己就是学术腐败分子？正如易中天总结的：“问态度不问事实，问动机不问是非，问亲疏不问道理。”
为什么要避开事实谈动机呢？因为一旦能证明举报者（或者当事人）动机不纯，就能证明举报者（或者当事人）道德有问题，进而证明举报者的举报（或者当事人的行为）是错误的。除了追问动机，寻找对手的道德瑕疵向来是中国式竞争的不二法门。因此，总有人盯住竞争对手的一举一动，只要发现任何与道德相悖的现象，或者哪怕是捏造一些不道德的事实，都足以令对方声名狼藉，甚至“不战而屈人之兵”，达到兵家的至高境界。总而言之，只要能从道德上搞臭对方，就可以彻底打倒对方。
追根溯源，从道德上先发制人，这在等级社会中是博弈的优势策略。传统中国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所有的资源都是按照等级来分配。不同等级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平等可言。虽然有法律，但是法律对不同等级的公民也有不同的要求。“刑不上大夫”就是歧视性处罚的明证，而所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不过是一句口号而已。连人称包青天的包拯对犯有不孝之罪的皇帝都只能鞭打龙袍而已，其他人怎敢挑战皇权？不同等级之间唯一的共同约束就是“道德”。因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哪怕是皇帝，不可能在道德上超越尧舜禹这样的圣明之主，偏偏皇帝们又都主动或者被动地宣称自己希望成为一代圣主。于是，一旦臣子对皇帝不满，只能从抽象的道德上提醒，而不能指出任何实质性的缺陷。对付难以用刑的大夫们，则需要抬出孔圣人的道德标杆。而对付等级低下的人，甚至不用大肆进行道德批判，家规国法就成了这些人的“明规则”。因此，如果说等级社会有平等的话，那唯一的平等便是“道德面前人人平等”。弃法律而用道德，这是中国长期徘徊在法治社会之外的主要原因之一。
与中国不同，欧洲社会是宗教社会。所有人都是上帝或真主的子民，拥有最高权力的国王统治世俗世界，而负责传播上帝福音的教廷则统治精神世界。即便是国王，也要受到宗教的约束，他们登基都需要教皇或教主加冕。11世纪初，德意志国王亨利四世宣布废黜罗马教皇，而教皇反过来宣布废黜亨利四世，最终以国王在雪地里向教皇负荆请罪为结局，这就是著名的“卡诺莎事件”。在中世纪，《圣经》或《古兰经》在相当程度上成为维持欧洲社会的法律法规或道德戒律。因此，在没有法律的时代，欧洲社会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在政教分离的现代社会，法律成为维持社会运转的主要规则，而宗教则隐身其后成为补充规则。从“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现代社会的重大进步。因为法律显然比教条更具有可操作性，容易在技术上进行衡量，并且针对犯罪程度的轻重区别性惩罚。更重要的是，法律是立法机构对民意的表达，可以与时俱进地修改完善，使国家的治理具有合法性基础。而教条则容易变得空洞和僵化，并且难以真正反映民众的利益。
相对于有系统文本的教条，“道德”就显得更加空洞、任意，而以动机来揣测道德水平的做法基本上缺乏可证实性和可操作性。如果说法律分轻重缓急，那么道德就是0-1哑变量，世界上只有“讲道德”和“不道德”的人，没有中间类型。因此，诉诸道德批判，试图以道德来替代法律法规，无疑是向现代文明的巨大倒退。法律也讲动机，但只是在案情不明的时候用作推理的依据之一。如果事实本身一清二楚，动机无论如何也否定不了事实。要依法治国，就要习惯于讲事实和摆证据，而不是动辄拷问动机和诉诸道德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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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问题，归根结底都是政治经济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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