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國慶，在天安門廣場上紀念碑奠基地點，陳列了三個模型：一個是五分之一縮小的大模型，另兩個是有坡頂及有群像的小模型。圖為五分之一縮尺的大模型。（資料圖片）
1950年底，我自美國留學歸國，1951年初即隨梁思成先生參加一些會議和工作，人民英雄紀念碑就是其中的一項。關於這件事的具體情況，1978年人民英雄紀念碑落成20週年時，我曾經寫了一篇介紹文章（《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創作成就——紀念人民英雄紀念碑落成二十週年》，原文刊於《建築學報》1978年第2期），時隔多年，仍然感到有事要說，可謂“近史鉤沉”。
吳良鏞
當時初步探討的人民英雄紀念碑方案
一、設計方案的擇定
人民英雄紀念碑意義重大，通過競賽，梁思成先生的設計方案被採用。我曾在建築系館看到由莫宗江先生繪製的渲染圖，非常精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雖然設計競賽已經定案，但是在1951年初的一次設計工作會上仍舊是眾說紛紜。首先，建築學家和雕塑家的意見就不一致。雕塑家希望以雕塑為主，在碑前或碑頂作群雕，或碑身就是雕塑。建築學家梁思成先生則認為，人民英雄紀念碑本身是一座碑，要來承載字，如“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當時假定）等。1951年國慶時，卻另有一個設計方案的一比五的模型出現在天安門廣場上，底下一個紅牆臺座，有三個門洞，臺上立碑。據說這個新方案是陳幹同志設計的，背景至今我也不清楚。梁思成先生見後，很是著急，特意親自用圓珠筆寫了一封信給彭真市長，詳細闡述了人民英雄紀念碑的設計意圖（《致彭真信》，見《梁思成全集》第五卷），並對該方案表示反對。這說明即使是方案已經評定，也仍然有不同意見，推想在決策層也不盡一致。後來經過一段時間，再次確定使用梁先生的方案。
二、位置的改動與朝向的調整
1949年9月30日，第一屆政協會議閉幕後，毛主席在夜色中為人民英雄紀念碑奠基。由於較為匆忙，未顧及整個廣場的佈局，待到深化設計時發現奠基的位置離天安門和旗杆太近，當時還在醞釀碑身加高，如此就更會覺得空間侷促。梁先生告訴我他曾向彭真彙報：要不要向主席請示往南挪？彭說主席那麼忙，你們要怎麼挪就怎麼挪吧。後來經過數次方案設計，最終由北京市規劃局的趙冬日同志敲定放在絨線衚衕東部路口。這個位置無論當時還是現在看來，都是非常合適的，即處於中軸線上略微偏南的位置上，為建國十週年規劃人民大會堂和革命歷史博物館的設計選址留有餘地，使得這三個建築物與天安門之間形成菱形關係，不同的位置都有非常好的視角。
碑身的朝向也曾進行過調整，毛主席題字的一面是正面，按照中國傳統，要朝向南方，但是在建造過程中發現，主要的人流是從長安街進入天安門廣場的，觀眾多集中在廣場的北部，這樣就看不到碑的正面，在天安門廣場有大型紀念活動時更是這樣，因此決定一反傳統，調轉方向，正面面對北面的天安門。當時，巨大的碑心石已經運至工地南頭，而天安門廣場原千步廊的長牆尚未拆除（直至國慶十週年期間廣場才擴大），因而空間侷促，要想把這樣長的一塊巨石再從南向北轉向是非常困難的，但是最終還是想盡辦法實現了。這一舉措對後來廣場的擴建，特別是毛主席紀念堂的面向問題，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三、建築材料的選擇
人民英雄紀念碑要永久長存，因而對於材料的選擇非常慎重。當時從全國許多地方採來的石樣，都送至清華大學材料實驗室進行質量、密度、耐酸、耐蝕性等測定。我記得在市政府的一個會議室四周，有一大排石樣整齊擺放在桌子上，最後青島浮山的花崗石以其質地、色澤入選。接下來的問題是，為了避免碑身由石塊拼接而成為“百納碑”，必須要有一定的體重與高度的碑心石來鐫刻毛主席的題字，這樣才能體現出獨特的內容。最後選定在青島浮山開採重達280噸的巨形花崗石，粗加工後淨重103噸，在克服了重重運輸困難後運至北京，鑿成長14.7米、寬2.9米、厚約1米的碑心石，成材重60噸，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這己近乎極限了（附帶說一句，後來在為毛主席紀念堂選材時，眾說紛紜，有人希望用水晶大理石等人造新型材料。我建議還是使用青島的花崗岩，這樣可以使紀念碑和博物館兩個主要建築物取得協調並且器宇軒昂）。紀念碑其他部分的選材也頗具匠心，月臺面用山東泰山灰綠花崗石，散水系周口店花崗石，甬道為昌平微黃花崗石，加上漢白玉浮雕、欄杆，再加上各種石料質地、色澤既統一而又有細緻變化，工藝的嚴謹精緻、一絲不苟。這些細節未必引起非專業人員的注視，但給人一種純潔、樸實的美的感受。
四、精益求精的設計與施工
紀念碑的設計方案雖已選定，但仍在不斷地推敲改進，在我印象中重要的有若干次變動，例如：原方案中曾設計從紀念碑內部通過電梯直達頂層，向四周瞭望，紀念碑下還有檢閱臺，內部有陳列室，後來這些都取消了，僅以“紀念碑”為主。我記得當時鄭振鐸先生曾多次到梁思成先生家，共同討論設計方案的改動，可惜後來鄭先生遭遇空難逝世，梁先生失去了一位共同議事的知音。
紀念碑的建築細部也經過精細的處理，並博採眾長，可謂有古有今，有中有西。臺座順應中軸線，東西短，南北長，繼承了中國傳統臺基的慣用手法。碑身在三分之一處略有收分，使得紀念碑更挺拔、有力，這是吸收西方古典柱式的做法。在紀念碑的紋樣設計上，還有些設計者希望要新穎，林徽因先生則著眼於花紋飽滿，認為這樣顯得有精神，儘管林先生的草圖未被完全採用，但仍然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林先生去世後，梁先生為她設計墓地，被批准將她的一幅圖稿試刻，安放在墓碑前。
碑身的題字“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在設計時是預先代擬的，後來由毛主席信手題寫在大信紙上，很灑脫，經過精心放大和修飾，最終鐫刻在石碑上。紀念碑的背面是周恩來總理題寫的政協贊文，字數較多，由於他平時工作繁忙，難以靜心書寫，因而特別抽出一兩天時間住在北戴河，寫了兩個稿子供選用。碑身的文字鐫刻完成之後，要進行鎏金，再用放大鏡檢查有無“砂眼”，最後再用瑪瑙普遍細緻地磨一遍，確定沒有瑕疵，以防日後因雨水的侵蝕而變質。這也足見當時發揮了藝匠的傳統工藝，施工認真、精細。
五、雕塑創作
雕塑創作在紀念碑設計中佔有重要的地位。雕塑的內容經由范文瀾先生領導的小組認真推敲，並由中央審定，包括八個題材、十塊浮雕，分別是焚燒鴉片、金田起義、武昌起義、五四運動、五卅運動、南昌起義、抗日戰爭及解放全國（支援前線—勝利渡江—歡迎人民解放軍）。由畫家勾畫草稿，徵詢意見。最初設計的畫面上曾出現洪秀全、林則徐等知名人物，還包括一些當時仍然健在的領袖人物，將來在碑前擺放花圈就非常不恰當，於是轉而著力表現群體。現在看來這一決策非常重要，如果用了某個人做了雕塑的主角，在“文化大革命”時也許就會遭遇麻煩。
八個題材的雕塑是由八位精選出來的雕塑家來完成的，他們都是老一代的有聲望的雕塑家。其中包括王臨乙先生，早在1943年我尚在大學讀書時，就在重慶參觀過他的創作“大禹治水”；劉開渠先生負責最長的一段，即“解放中國”，其他還有曾竹韶、滑田友、傅天仇等。曾老兼為雕塑、音樂大家，德高望重，去年剛剛辭世，長壽104歲。當時在天安門廣場專門蓋了一座臨時工棚，作為雕塑家工作室，早期的創作見解已成過去，大家共同進入理性的思維，互相觀摩討論，在風格上取得協調。在創作過程中，除了借鑑西方紀念碑的典範，還結隊赴西安、洛陽龍門石窟等地參觀鑑賞中國古代的雕刻遺產，並將一些雕刻精品複製下來，觀摩學習，現藏於清華大學建築學院的“昭陵四駿”複本，便是那時得來的。
雕塑的實際鐫刻，有賴於相當數量的“藝匠”去完成。這類人才難得，最後遴選出一位琉璃廠做假古董的高手，由他授徒培養，那時做了一些放置在臺上的毛主席像作為練習，梁先生家還獲贈了一座。這批“藝匠”後來成為北京雕塑工廠的骨幹。
值得一提的是，在紀念碑建設過程中，梁先生病了，就由我和莫宗江先生代表他參加薛子正秘書長召開的不定時的工作會議。一、兩次會後，莫先生對會議內容不感興趣並不再去，就由我代表參會。最初，我的主要任務是和雕塑家聯繫，討論一些設計細則，不時去參觀他們的創作，增長了我對雕塑藝術的修養，終身受益，同時我也與雕塑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後來劉開渠先生邀請我參加城市雕塑委員會，其實淵源於此。
六、紀念碑的綠地規劃
紀念碑的規劃設計方案確定後，接下來的問題就是碑南的綠地規劃，即正陽門南經中華門（原清代大清門，門匾為林徽因之父林長民所書），通過門洞，規劃成一條壯觀的甬道。規劃吸取了中國傳統紀念性建築（如天壇、太廟等）綠地佈局的特點，按5米×5米的方格網種植松林，甬道左右各種植7行44排高低相仿的油松。當時，這些油松花了很大氣力從北京遠郊山區選定，並艱難地移植而來。紀念碑落成後，這裡成為廣場，清晨或日落前最為引人入勝。後來建造毛主席紀念堂時這裡被拆除了。
七、歷史經驗的啟發
人民英雄紀念碑在謀劃之初希望能夠儘快完成，當時百廢待興，需要克服重重困難，不斷推進。但是，在整個工作過程中並沒有急躁，在設計和建造的各個環節中，都注重質量、精益求精，歷時九年方畢其功。在營建過程中也一直存在爭議，在建築界，基於新古典主義與現代建築思潮的不同學術觀點一直隱隱存在，例如有人批評它太一般、陳舊，這未免難得公允，如前文所述，紀念碑從內容到形式都有艱難的探索和創造過程。人民英雄紀念碑建成之後，有些其他紀念碑加以模仿，如井岡山紀念碑。百家爭鳴對學術、對建築創作是必要的，一時難於下結論，允許充分爭鳴，但是有些建設是有時間性的，不能無休止地爭論下去，對於一些具有原則性的問題，在決策後就“定於一是”，這也是必要的。如前所述，在紀念碑的基本方案確定之後，設計也一直在改進中，從戰略原則到具體實踐的各個方面都得到了改進。事實證明，這一系列的改動原則上都是正確的，事後的效果也是很好的。試想如果當時採用了高臺基加三個門洞的方案，一個高臺基堵在廣場的中央，那麼1958年天安門廣場的改造就難於取得現有的效果。
當然，“定於一是”也不能過早，在設計尚未成熟時就匆忙作決定，這難免會造成遺憾。例如，碑頂的方案當時分歧很大，梁思成先生原本的意圖是用中國傳統的碑頂形式，借鑑了嵩陽書院碑、北海的瓊島春陰等傳統碑額，並加以創造，但是一般的反映都認為太古。後來梁先生病了，直到病癒，未再過問紀念碑的事，在劉開渠的主持下，選用了現在所使用的小屋頂的廡殿式的方案，此過程中由阮志大具體設計，還包括梁先生未確定下來的花紋等。在紀念碑落成之後，對於碑頂仍頗有爭議，1959年，吳晗副市長主持國慶工程審查時，特意請參會專家多留一天，提供碑頂改建方案，但最終也未作出滿意的結果。我寫此文時，遐想將紀念碑的碑頂設計為傳統的碑額並輔以現實意義紋樣，而不是蓋上一個一般化的廡殿頂，可能會更加風度不凡。總之，“百家爭鳴，定於一是”，直到整個設計過程的完結，這可以說帶有一定的規律性，並蘊含著指揮的藝術。
此外，我還要特別緬懷該項目的卓越領導人薛子正同志。人民英雄紀念碑興建委員會由彭真擔任主任，但主要的工作是在薛子正（當時為北京市政府秘書長，後任北京市副市長、中央統戰部副部長）的領導下一一具體落實的。如前所述，建築家與雕塑家一時意見不同，薛子正特意將時任杭州市副市長的劉開渠調來，再未開大會，而是遇到問題開小規模的會來討論解決，推進工作，在一些細部處理上他還曾邀請其他專家參與意見（如曾專門邀請楊廷寶先生來京討論）。他作為領導非常認真，處事也很得體，既廣泛吸收意見，又不乏個人的果斷決策。薛子正是我回國後接觸到的第一位領導幹部，對於作為年輕學人的我非常愛護，我至今感念。薛子正為人爽直，在一些具體問題上與梁先生難免見解不一，進行辯論，但是他非常精心地，可以說無微不至地照顧梁先生，建立了深厚的友誼。文革中，梁先生幾乎已經失去了自由，一個晚上他專門去找薛子正，說：“彭真被劃為黑幫，我想不通”。薛子正非常著急，勸梁先生：“這都什麼時候了，你什麼都不要說，什麼人都不要找，趕緊回去”。第二天，薛自己也失去了自由。文革後期，薛子正被釋，楊廷寶、陳佔祥和我都曾去探望過他。這件事是他告訴我的，革命友誼之深，實根源於共同的事業。
人民英雄紀念碑是新中國成立之初難得的精品，事隔55年，細細品味，氣壯山河的時代巨浪，都凝聚在史詩般的建築裡，氣象萬千，今日思之仍激動不已，其中所蘊含的創作精神，形式與內容的統一，值得我們今天繼續繼承發揚，殷切希望中青年建築工作者等能從中得到教益。
（吳良鏞，1922年生於南京，著名建築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國家最高科技獎獲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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