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郭曄旻
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急需統治基礎的擴大與穩固，迫切需要得到北方士大夫的大力支持，“思有北方士，甚至有一材尊顯之”。然而通過科舉，取錄北方士人是朱元璋拉攏爭取北方地主的一個具體措施。但是當時明初，南北科舉實在是實力懸殊。
造成明初南北科舉實力懸殊的不僅有戰亂，還有一個更直觀的原因：人口分佈上的南多北少。經過金末的戰亂後，中國北方的人口近乎一蹶不振，經過近百年的恢復後仍然無所改觀。1330年，中國的人口重心可能達到了有史以來的最南端——江西九江一帶！元末頻繁的戰爭使中原地區人民死傷無數，致使“山東、河南多是無人之地”，“河北諸處，兵後田荒，居民鮮少”，出現了“春燕歸來無棲處，赤地千里少人煙”的可怕景色。禍不單行的是，各種自然災害也接踵而至，黃河、淮河多次決口，致使中原大地被淹，廬舍遭毀，百姓死亡不計其數。經過元末農民戰爭和自然災害的雙重打擊，北部中國已是“遺骸遍野”。過去的“耕桑之地，變為草莽”。即使在明朝建立，天下初定的洪武十四（1381）年，局面也未發生大的變化，當時明朝統治下的人口大約6000萬人，而南方的浙江（1000萬）、江西（900萬）兩地即佔去1/3，北方的河南、山東、山西人口合計不過1100萬餘人，僅佔全國人口的1/6，才比浙江一省人口稍多而已。
這一“地傾東南”的不平衡狀況自然是矢志要做天下之主的朱元璋所不樂見的。在他強有力的統治下，明初朝廷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進行有組織的人口遷徙，重繪帝國的人口分佈。按照《明史》的說法就是，“狹鄉之民聽遷之寬鄉，欲地無遺利，人無失業也”。甚至在大明建國的前一年（1367），朱元璋攻克蘇州，消滅張士誠，隨後就下令“徙蘇州富民實濠州（鳳陽）”。洪武三年（1370）六月，朱元璋又遷蘇州等江南五府“無田產者”4000餘戶於臨濠。洪武七年，朝廷又從江南向“中都”遷去了14萬戶，儘管這次規模頗大的移民運動並沒有實現朱元璋繁榮“帝鄉”的初衷。
洪洞大槐樹尋根祭祖園的“根雕大門”，為槐根造型，東西跨度 20 米，高 13 米
除此之外的一些明初有組織移民，至今仍然以傳說的形式活在民眾的記憶之中。在河南、山東、北京、河北等許多地方，幾百年來廣泛流傳著幾句民謠：“問我祖先來何處，山西洪洞大槐樹。祖先故居叫什麼，大槐樹下老鸛窩。”這就是明初的所謂“大槐樹移民”。在元末北方，以太行山脈與黃河作為“表裡山河”之屏障的山西，稱得上是一片樂土。同四周省份相比，山西大部分地區倉廩充實，人丁興旺。洪武十四年的山西人口為 403 萬，超過河南、河北兩省人口總和。朝廷選中山西向外移民自然在情理之中。移民主要來自晉南和晉東南，洪洞縣又是其中人口最多的縣。當時的移民條律規定：按“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的比例遷移，違者嚴懲，洪洞被遷人數自然高居榜首。此地交通便利，明廷在一座古寺設置了辦理移民事務的機構。各地移民均在寺院旁的大槐樹下集中，編排隊伍，發放憑證、路費，再起程前往遷移地，紮根異鄉，開始新生活。隨著時間的推移，移民把對故土“山西洪洞大槐樹”的最後記憶留給了子孫後代。
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了“湖廣填四川”裡。四川人口早在宋元戰爭中既遭受重創，《內江縣誌》痛陳，“宋元爭蜀，資（中）、內（江）三得三失，殘民幾盡。”這一局面終元一世尚未恢復，又橫遭戰火，到明洪武十年，四川有70%的州被降級，37%的縣被撤併。新的移民來自湖廣黃州府，四川的移民後裔甚至都稱故鄉原籍為“麻城孝感鄉”。麻城孝感鄉為麻城四鄉之一，嘉靖年間析入黃安（今紅安）。這裡的“麻城孝感”，其實與“洪洞大槐樹”是一個意思，既有麻城孝感鄉人遷入四川，也有外地移民在孝感鄉稍作停留或者定居數代成為土著後再遷移入川。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洪武年間對於雲南的軍事移民。洪武十五年，明廷發兵數十萬進入雲南，平定殘元的梁王勢力。“雲南既平，留江西、浙江、湖廣、河南四都司兵守之。”為長治久安，明在雲南交通沿線設置衛所，大批軍人和隨軍家屬分佈在衛所周圍，屯田鎮守。這些衛所駐地逐漸發展成以漢族居民為主的城鎮。漢文化從這時起，才算是在這片諸葛亮筆下的“不毛之地”落地生根，徹底改變了元代以前進入雲南的漢族由於人數較少逐漸“變服，從其俗”，融合於當地的土著民族的傳統。其影響之深遠，實在是不言而喻。
閱讀更多 國家人文歷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