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為黨的發展、國家的富強、人民的幸福嘔心瀝血，日夜操勞，一天的工作時間超過12小時，有時在16小時以上，一生如此，被外國人稱為“全天候周恩來”。他白天忙於開會，接待外賓，有時連吃午飯的時間都沒有，只好帶些簡單的飲食在驅車途中用餐。深夜，是他回到自己的辦公室，處理大量文件、研究重大問題的時候，其時他的電話仍接連不斷。當接通周恩來的電話時，定會傳來那一貫謙遜的聲音：“我是周恩來。你是哪一位？”不管是深夜，還是凌晨，只要有急事，周恩來都是極其負責、盡心盡責、不辭勞苦地果斷處理。他在日理萬機中送走了一個個不眠之夜，又迎來了一個個繁忙的清晨。越南胡志明主席曾對周恩來提出個人的唯一請求：“請為了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每天多睡兩小時！”
凌晨1時電話暗查各部建立值班制度情況
1965年的一個早晨，在外貿部負責部長辦公室工作的高首善一上班，部值班室的齊旭東就興沖沖地跑進來報告說：“昨天夜裡，我值班時周總理來電話了。”
高首善愣住了：周總理是親自抓外貿工作的，可是沒有想到他在半夜三更還親自打來電話。這不尋常的情況不能不使他有點緊張，連忙追問道：“什麼時候？你聽清楚了嗎？”
“沒有錯，是半夜一點多鐘。”齊旭東說，“我正坐著打瞌睡，電話鈴突然響起。我問：‘誰？’對方說：‘周恩來。’我當時沒有聽清楚，也不敢相信，又問‘是誰？’時，對方回答說：‘周恩來、周總理嘛！’這次可聽清楚了，是他的聲音。我有點慌，不知怎麼辦才好，脫口而出：‘周總理，您好啊！’‘嗯，好，你值班嗎？沒有睡，很好，叫什麼名字？’我回答：‘齊旭東，旭是九日那個旭。總理，您還沒睡嗎？’‘嗯，我在釣魚臺，你鄧大姐有病，我有點工作，同時也正好照護一下她呀！’”
聽到這裡，高首善相信是周總理了，催促道：“快往下說，電話上交代辦什麼事？”
“不，還有話呢！他還問我是哪裡人，什麼時候參加工作的，擔任什麼職務。我告訴總理我是1938年參加工作的，是個科長。總理聽後說：‘很早就參加革命啦，很好嘛！’”
高首善有點著急，說：“怎麼你同總理盡拉呱起這些事？”可轉念又一尋思，周總理總是這樣平易近人誰不知道！
齊旭東接著說：“周總理還對我說，‘值班很重要，應該忠於職守嘛’。接著指示說，‘哦，關於××××那個文件，告訴林海雲同志先不要發，明天研究一下再說’。我沒有聽清楚，又問了兩次，真不好意思。說完他還叫我記下來，不要忘記。”
齊旭東講完了，高首善久久不能平靜，他立即向林海雲副部長報告了這件事。
但是，事情並沒有到此結束。
不多一會兒，國務院通知林海雲去開會。10點鐘他回來了，告訴高首善，立刻請幾位部領導人和辦公廳的同志來開會。
會上，林海雲傳達說：“9點鐘周總理把幾個部門的負責人找了去，只講了一件事。總理說：‘我早說要求各部建立值班制度，這是非常重要的。昨天晚上我檢查了三個單位的值班室工作。外貿部的那位同志很好，電話立刻就接通了，我交代一件事，他聽不清楚，一再問，這很好嘛，凡事要認真，聽不清楚就問個明白，他敢一再地問，好！弄不清楚、含糊其辭是要誤事的。××××單位的那個值班同志大概是睡著了吧，鈴聲響了很久才接。至於×××的那位就更不好了，我叫了很久，還算好，他接了，問我是誰，我告訴了他。大概是沒有聽清楚，他就在電話裡不耐煩地說：有什麼要緊事，明天再說吧！就把機子撂了。太不像話！這樣的值班室能起什麼作用！’說完之後，告訴我們幾個部：‘請你們回去再檢查一下值班室的工作。’會後，周總理又把那個文件向我交代了一下。”
林副部長傳達完後，高首善明白了一切，趁此機會他又把昨晚發生在本部值班室的事情向在場的同志們複述了一遍，大家聽後無不深受感動，充分認識到這是實實在在地上了一堂生動的嚴格規章制度、恪盡職守的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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