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世紀中葉開始，在意大利產生一股文藝復興思潮。這場持續近三百年的思潮，以解放人性、肯定人的價值與主張為主題，反對愚昧與迷信，將人從神的威權中解放出來，成為人文主義的源頭。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被並稱為西歐近代三大思想解放運動。稍微瞭解世界史的讀者，都不會忽略文藝復興運動對全球近現代化的偉大意義。幾百年過去，儘管人類世界尚未完全擺脫愚昧，但文藝復興旗幟的高揚，卻也是不爭的事實。
在我看來，中國，現在也需要一場破產法的“文藝復興”。
破產法的“文藝復興”，需要打破部分主體不能破產的神話，要讓市場經濟中的所有主體都可以破產。可破產性，是衡量一個國家破產法體系開放度、包容度乃是生命力的指標之一。可破產的主體類別，與市場經濟發達程度成正比例關係。在1986年《企業破產法（試行）》立法之前，破產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專利、沒有破產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體現等教條，一度甚囂塵上，成為破產法反對者們的尚方寶劍。幸運的是，破產法的倡導者們，最終站在勝利的一邊，讓國有企業不可能破產的神話不再。這也是為什麼1986年《企業破產法（試行）》縱然簡陋不堪，但卻來之不易，值得我們保持基本的敬畏與感激。我國破產法的發展史，從國有企業可以破產，到民營企業可以破產，到企業可以破產，走過漫長的道路。但如今，我們不能僅僅滿足於歷史，我們更需要創造歷史，讓地方政府債務可以重組，讓合夥可以破產，讓個人可以破產，讓金融機構破產，也有更堅實的法律依據。
破產法的“文藝復興”，需要破產執業者制度的開放，讓更多的兼具專業素養與市場意識的主體，參與到破產程序中來，也讓債權人及債權人會議，成為破產程序決策的主體，而打破法院本位的對破產程序時時處處的管制。2006年《企業破產法》的亮點之一是摒棄政府色彩濃厚的清算組，而創建市場化的管理人制度，讓律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和清算公司成為破產執業主體，催生新的破產服務行業。但現在回過頭來看，當年設計的管理人制度，已經越來越不能滿足市場經濟對破產製度的需求，當年的很多假定，現在看來也不無商榷之處。比如我們把清算人、監督人、重整執行人等各種角色，都放置在管理人這個大筐中，人為消弭破產服務行業多元化的需求，讓法律層面的簡單易行變成簡單粗暴。比如我們假定機構管理人比個人管理人更有信譽，但實際上可能恰恰相反，個人管理人會像愛護自己的眼睛一樣愛護自己的口碑，但機構管理人可能就沒那麼在乎。再比如我們假定法院能夠比債權人或者債權人會議更為公正，甚至把編訂管理人名冊、指定管理人的大權都委諸法院，但實際上可能恰恰相反，“鞋子合適不合適，只有腳知道”，債權人乃至債權人會議才會對自己的利益更為敏感、更為在乎；債權人多分點少分點，對於審理破產案件的法官來說，其實是無所謂的。甚至再進一步說，律師、會計師都可以全國執業，但從事管理人行業，卻需要進入一個又一個的管理人名冊，司法權不僅被行政化，而且構成事實上的行政許可與壟斷，也讓本來可以市場化、國際化的破產服務市場，變得支離破碎，成為每個地方法院的自留地。
破產法的“文藝復興”，需要明確破產法實施中的政府角色，讓政府真正做好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較之1986年《企業破產法（試行）》，我國2006年《企業破產法》的行政色彩之弱化，不可以道里計，甚至通篇找不到“政府”二字。但在《企業破產法》的實際運行中，越是看不見的手，權力越大；法院表面上的高高在上，在債權人、管理人、債務人面前威風八面，但實際上，地方政府卻是破產程序能否順利進行的勝負手。神州大地一片府院聯動風，但這種嘗試只能夠解決問題於一時一地，沒法從法律層面為破產程序中的利益相關方，提供穩定的預期。我們應該成立破產服務局，讓破產行政機構成為行業准入、培訓、監管的主體，及時向立法機關反饋法律實施狀況並提出修改建議，實現破產法的與時俱進。
破產法的“文藝復興”，需要破產程序超市化，讓債權人們和債務人，根據自己利益、喜好做出最優選擇。毋庸諱言，從1986年《企業破產法（試行）》的和解與整頓、清算，到2006年《企業破產法》的重整、和解與破產清算，破產法程序中行政色彩越來越淡，市場色彩越來越濃。但從市場反饋來看，還有很多需要填補的空間，破產程序的供給依然不夠豐富，比如簡易破產程序的納入，比如預重整制度的法律化，比如個人債務乃至地方債務的重組等等，都還需要更為精細的制度設計。
破產法的“文藝復興”，需要拆除嚴苛的地域主義的藩籬，尤其是在跨境破產領域。全球化時代的來臨、中國堅定不移改革開放的國家戰略，都讓國內外在經濟層面更為緊密地聯繫在一起。這要求我們的跨境破產製度，體現甚至積極回應這種全球化潮流，多些普及主義，少些地域主義。《企業破產法》第5條在涉及境內破產裁定輸出時，採納普及主義的立場，而在涉及境外破產裁定輸入時，又採取嚴苛的地域主義立場，極盡各種審查之能事。坦率說，天下哪有這樣的事情？我們應該勇敢地拆除自己的藩籬。我們可以看到，最高人民法院在2018年3月發佈的《全國法院破產審判工作會議紀要》已有這種跡象，但這距離法律層面的改革，“道路阻且長”。
今年恰逢改革開放40週年，我國的改革開放大業又到一個再出發的關口。1986年《企業破產法（試行）》的最終通過，成為1978年以來改革開放的先聲；現在更需要一場破產法的“文藝復興”，來成為2018年往後改革開放的先聲。在這個歷史節點上，破產法領域應該率先改革。中國，真的需要一場破產法的“文藝復興”，我們需要更進一步將債權人、債務人、管理人從各種迷信與權威中解放出來，用更多元的程序供給和自主選擇，在實現破產程序公平的同時，實現破產法意義上的正義。
（作者陳夏紅為中國政法大學破產法與企業重組研究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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