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你隨便去一家國際學校或英語培訓機構，都能看到半數以上的老外面孔印在師資冊頁上，卻很難確定這些外教是否真的有資格教英文，或者在中國遊歷的興趣大過教學的熱情；而在30年前，中國外教稀缺，僅有的外教大多在高校英語專業執教，將國外的教學模式和閱讀經驗帶給中國學生，造就了一批英語人才。曾在美國美國威廉瑪麗學院執教的六木，為《紐約時報》中文網撰文，上篇講述作者在求學期間遇到的外教故事，下篇講述當下數量激增的外教在中國遭遇的尷尬和困惑。
和外教稀缺的30年前相比，現在的年輕外教往往缺乏專業培訓
誰是外教（上）：
從過去到現在
“下回我們再一起打乒乓的時候，你已經是一個真正的學者了，”一位外教回英國時送了我一本書，在扉頁寫下了這句話。多年之後在去美國之前，當我整理書架時無意中再次看到這行字，才明白他對我的影響有多大。大學時期我一共有十位外教，還旁聽過其他四位外教的課，我無法想象如果沒有這些老師的幫助，我現在的人生會是什麼樣子。
20世紀80年代僅僅在少數高校授課的“外教”，現在已經出現在中國大中城市的各級中小學甚至早教培訓班中。根據中國外國專家局的數據，來華工作的外國專家人數在2007年為33萬人次，2011年則上升到了53萬人次。
時代在變，人們對外教這個群體的關注和其面臨的問題卻並沒有變，部分外教要承受素質不高、缺乏教學經驗的質疑，但以我個人的經歷，也有很多外教懷著改變中國教育、為中國學生打好語言和文化基礎的使命留在了中國。
這些老師甚至改變了我的生命軌跡，也令我成為了一個更酷的老師。
我來自偏遠山村，英語是我當時最差的科目之一，卻陰差陽錯在2004年考入中國地質大學(招生辦)時被調劑進了英語專業。大一的時候，我人生中的第一位外教發現我雖然很努力但是總和其他學生有差距，於是在課堂上總會給我更多發言的機會。每次只要我發言，其他的同學都會因為我發音不好而笑得很放肆，唯有這位外教用堅定的眼神看著我，替我解圍。
經歷了春風化雨般的第一學期後，我又幸運地遇到了一些畢業於英美頂尖學府的老師，使我生平第一次感覺到其實我可以離這些夢想中的大學那麼近。他們獨特的教學風格也深深觸動了我這顆來自遙遠山村的心，我逐漸發現學習語言其實也可以充滿趣味。
我們在課上讀《查理與巧克力工廠》，欣賞重金屬搖滾樂填歌詞，收聽混雜各國口音的美國廣播節目，分組代表英國各黨派進行辯論，每次課前通過學一句繞口令來糾正發音，還有外教在課外分別開設了電影興趣小組和小說閱讀組，我們一起觀看無字幕的電影《時時刻刻》、品鑑科幻小說《美麗新世界》。
當我站在美國大學的講臺上也成為一名“外教”時，我在學生的身上看到了多年前的自己，也在我自己的身上看到了當年我那些外教的身影。我借鑑了許多他們的教學方式，關注每一個學生，使課堂變得生動有趣，在課外和學生單獨交流，跟學生一起喝茶、吃飯。有一次課上一位學生問道：“老師，你為什麼那麼酷？”我脫口而出：“因為我以前的老師都很酷。”
現在，我的一些在美國的學生也來到中國成為外教。他們畢業後有的去了中國的知名高校當老師，有的在一些英語培訓機構任教。安得仁 (Andrew Andell) 曾修過我的中國藝術課，現在是北京師範大學(微博)外文學院的一名外教。前不久他在全校範圍內做一次講座，邀請我去聽。那晚教室裡擠滿了學生，三臺攝影機在同時錄像，他繫著領帶，有條不紊地介紹他眼中的中國和俄羅斯文化，熱情地回答學生的問題。“在中國，下課之後學生總是會給我熱烈的掌聲，這令我感到非常振奮。”安得仁在社交網絡上告訴他的美國朋友。我相信，他很快也會成為一名很酷的老師。
我上大學時已是21世紀初，外教在中國的高校相對普遍，相比之下，近30年前來到中國授課的那批外教，則是更加稀有的群體，他們的角色更接近於拓荒者。為了寫作本文，我特意採訪了擔任美國聯邦第六巡迴上訴法院法官的約翰·羅傑斯，1987年，當時在肯塔基大學法學院任教授的他作為富布萊特高級訪問學者來到中國外交學院(招生辦)授課，是中國最早的一批外教之一。
2013年冬天，羅傑斯教授受邀再次來到中國在外交學院和中國人民大學做了兩場講座，而這次邀請他的中國教授就是他當年在外交學院的一位學生。“在中國任教的這段經歷使我遇見了我的妻子。如今，我的女兒大學畢業後也已經在中國生活了一年多的時間。”羅傑斯教授說。
我的精神導師威廉·懷特教授在上世紀80年代初從耶魯大學畢業後作為美國和平隊(Peace Corps)的一名志願者來到中國支教，從此沒有再離開這個崗位。當時他每週開設一次講座，北京學院路各大高校的學生都會聞訊前來，把教室擠得水洩不通，“擠不進去的學生就從窗戶爬進去”，由此可見當時人們學習英語、瞭解世界的熱情有多高漲。
我十分好奇現在的學生是否像我當年一樣幸運能有如此多優秀的老師，而現在的外教也是否能像羅傑斯教授一般與中國結下如此深厚的緣分。近幾個月，我拜訪了以前的一些恩師，又結交了許多在北京的外教朋友。在與眾多外教朋友的談話中，我發現從過去到現在，時代在變，外教和學生在變，但是人們對外教的關注以及外教面臨的問題卻始終未變。
誰是外教？這是一個既簡單又複雜的問題。在這個集體名詞之下，有高校直接聘任的全職教授，有像羅傑斯教授那樣通過富布萊特或其他交流項目來華的訪問學者，有正規語言教師，還有那些非正規且流動性極強的老師。在這種情況下，想要回答“外教是誰”似乎過於困難。
“你說著英文長大，並不意味著你就有資格教英文。”保羅·凱莫博士說。凱莫博士是中國人民大學附屬中學校長特別助理，於2012年9月來中國工作至今。
我也偶爾會聽到一些關於外教的負面評價，但真正令人擔憂的並非少數能力不夠、不負責任或者常常忙於兼職的外教，而是那些缺乏判斷的家長和學校。當今社會語言培訓機構如雨後春筍般崛起的背後，是無數家長對子女盼之過切的焦慮。在外教資源供小於求的情況下，大部分在華外國人便有了當外教的“資格”。
在我接觸的眾多外教中，他們在上崗之前基本沒有任何教學方面的培訓，一方面是因為學校和培訓機構不願在這方面做投資，另一方面是這些學校不知如何去培訓這些外教。畢竟，在很多人眼中，外教們才是“專家”。“中國的學校在招聘和管理外教方面應該更加苛刻。”凱莫博士如此建議。
“我希望在開始教課前能接受一些教學方面的培訓，這對我日後的工作會有很大的幫助。但是我面試了一次就開始上課了。”羅敏思在北京學習中文，週末在一家英語培訓機構兼職教少兒英語。“我喜歡孩子，而且我知道學好英語對他們將來高考(微博)或者申請國外大學都很重要，所以我希望能幫助這些孩子從小就打好基礎。”
除了資質方面的差別，外教們來中國任教的原因也不盡相同。對於大部分年輕外教來說，在中國的經歷是他們最看重的部分。他們在教學之餘學習漢語和中國文化，去中國各地旅行，在華的工作和生活經歷將成為他們將來回國工作和研究的資本。我常常詫異地發現，我的外教們知道的飯館、去過的城市比我多得多。他們回國後大部分從事著與中國相關的工作或研究。
當然，並不是所有的年輕外教都是因為對中國文化感興趣或者熱衷於英語教學才選擇來中國工作。正如羅傑斯教授所見證的那樣，中國經濟近三十年來的發展帶來了無數的工作機會，尤其是在追求國際化的當今，外國人在中國找到一份工作顯得十分容易。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他們本國不容樂觀的就業形勢。來中國當外教，於是乎成了諸多年輕人找不到工作時的備選和退路。我認識的一些在華任教時間長於五年的外教告訴我，如果他們可以在自己的國家找到一份合適的工作，他們一定馬上回國。
對於一些年長的學者來說，增加資歷並不是他們的主要訴求。我初次和凱莫博士見面的時候，他騎著單車、戴著頭盔，絲毫不像已經退休的樣子，他自稱“今年22歲”。退休後凱莫博士選擇了來中國繼續工作，因為他認為
“中國有很大的潛力……中國學生勤奮聰明，只是他們沒有得到一個機會去表達自己。如果我們能改變我們的教學方式，我們就可能改變中國。”他停頓了一下，接著說，“我覺得這是一個真正的中國夢，一個共同的目標、共同的社區。”我的導師懷特教授從來沒有真正解釋過他在中國任教三十餘年的原因，他只是說他喜歡幫助勤奮、樂於思考的學生。他負責招聘我的那些外教，培養中外年輕教師，像對待自己的孩子一樣對待自己的學生。他和其他外教教給我的知識也許我早已忘記，但是他們教會我的學習方法、教學態度、批判性思維、對英美文學和文化的熱情卻時刻影響著我，使得從來在人生選擇上很被動的我開始有了選擇人生的自由和機會。
誰是外教（下）：
當常春藤遇到菩提樹
去年秋日的一個週五下午，我走進了薩姆·史瑞克在中國外交學院的口語課堂，他們在課上討論一部由PBS製作的紀錄片《危機中的埃及》以及一篇摘自美國外交政策教材的相關主題文章。
在這堂課上，我再次見證了在中國的討論課上常見的沉默場景，進而開始與一些在中國的外教討論，為什麼中國學生的討論課往往比美國學生的更加安靜。
這門課的老師史瑞克曾在一家諮詢公司工作了兩年。 2013年9月他通過“普林斯頓在亞洲項目” (Princeton in Asia) 來到外交學院任教，這是一個由普林斯頓大學發起的非營利項目，目的是幫助學生獲得在亞洲的教育機構、公司和媒體工作的經驗。在此前的幾次會面中，史瑞克曾多次向我提及這門以話題主導的口語課，他常常圍繞當前一些熱門話題來展開教學以激起學生在課上參與討論的熱情。
但是這一次我有些許擔憂，因為埃及政治危機並非大多中國學生的興趣所在。果不其然，在拋出一個較難的問題之後，熟悉的“尷尬的沉默”如期出現了。史瑞克環顧教室等待學生的回答，但所有的學生都低著頭或看向別處，默不作聲。
“有時候我會等一等，有個別學生就會忍受不了這種沉默開始發言。”史瑞克在課後跟我說。“中國學生較之於美國學生來說在課上更為謙遜。他們有時是沒有準備好，但更多的是他們害怕犯錯誤。”
讀大學時，我就屬於那種難以忍受尷尬氣氛所以第一個發言的學生，因為我看到那些年輕的老師在面對這種局面時臉上流露出的無奈，出於同情心、也為了爭取更多鍛鍊的機會，我就常常在課堂與他們互動。這樣一種本來應該有的課堂討論在中國的課堂上卻成了少數學生與老師的交流，而這些較為積極的學生又很可能成為其他學生眼中所謂的“老師的寵兒”。
在史瑞克等待將近十秒之後，一位口語很好的女生終於打破了尷尬的沉默。基於她的回答，史瑞克又提出了幾個較為簡單的問題，這次他沒有等待，直接點名讓幾位學生回答，教室慢慢恢復了討論的熱度。
幾乎所有的外教都會遭遇的“尷尬的沉默”事實上是一種“沉默的尷尬”，這一點是很多外教在入職前被告知的關於中國課堂的最大特徵。但是，中國的課堂緣何就註定要有這種沉默和尷尬？
大部分外教都把這種現象歸結於中國的教學方式，注重知識性記憶與考試技巧，而非美國教育所強調的批判性思維和創造性想象。但這兩種模式並非完全對立，也不存在孰優孰劣的可比性。
在我看來，中國學生的課堂表現是一種類似於“菩提樹”式的覺悟與智慧，我們從小到大的教育都要求我們注重反省以及對個體本身的思考，從而達到佛陀在菩提樹下豁然頓悟的效果，這是一種“內向”性的思維，所以中國學生往往不習慣於想到什麼就說什麼，而是直到認為思考已臻成熟準確時才會發表意見。
而美國學生則偏向於“常春藤”式的思辨與交流，所以他們在課上更樂於發表自己的看法，在與他人的對話中獲得不一樣的角度和啟發，這種傳統可以一直追溯到古希臘。只有認識到這一本質區別，外教們才能在面對沉默時也遊刃有餘地把握好課堂的節奏。
“也許你們的答案不一定完全正確，但是我想要聽到你們的真實想法和思考過程。”保羅·凱莫博士常常在課上如此鼓勵他的學生。凱莫博士是中國人民大學附屬中學校長特別助理，負責指導中國年輕老師的教學，於2012年9月來中國工作至今。在此之前他在美國知名的托馬斯傑斐遜中學任教17年。
凱莫博士介紹說，他會用生動、幽默的眼神和語氣來激勵那些非常害羞不敢發言的學生，“對於一個老師來說，在處理這一問題時幽默感非常重要。學生們其實很聰明，只是他們太害羞。老師就是要幫助他們變得更加開放和成熟。”
“學生應當有機會去表達自己的思想。聰明並不是最重要的，成為社會的一員並能與他人很好地交流在我看來更為重要。所以在課堂上打破這種沉默，鼓勵學生髮言，讓他們積極參與討論並基於他人的看法得出自己的結論，關係到學生將來人生的發展。學生只有獲得了這樣的機會，他們才有成為偉大人物的可能。”凱莫博士補充說，“因此我們教的不應只是書本上的材料，而是交流的技巧和思考的方式。”
“我總是告訴學生，在我的課堂上沒有哪個問題是愚蠢的。”來自美國蓋茨堡文理學院的布魯斯·拉森副教授說。拉森教授作為富布萊特訪問學者在中國外交學院任教，為研究生開設關於美國公共政策和美國國會的兩門課程。“關鍵是要與學生建立一種互信的關係，只有這樣他們才會樂於發言提問。”
為了建立與學生的這種互信關係，拉森教授常常在課外辦公時間與學生見面。他有時組織整個班級的學生一起吃飯，在此期間可以通過聊天更好地瞭解學生。“我對學生的影響有50%是在課堂上完成的，另外50%則發生在課外。很多學生在我的辦公時間來與我交流，有的是因為在課上不願意發言，有的則是想與我就某個話題進行更為深入的討論。課外為學生花費的時間是十分值得的。”
“中國學生在課堂上不願意發言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不確信自己的答案是否百分之百正確，但是他們其實已經有很多細緻的觀察和深刻的見解。”拉森教授與史瑞克得出了十分一致的結論。
外教們在課堂上，不僅僅會因文化差異而遭遇沉默，有時，他們也會因為談及某些敏感話題，而發現自己或者學生陷入另一種尷尬的沉默中。
一位在北京工作的外教在某大學高年級的課上提及了西藏問題，由於不夠“政治正確”而遭到了班上大部分同學的抵制，學生甚至聯名要求學校辭退該外教。此事最後不了了之，但卻足夠引起我們思考外教在課堂上的自由度。大多數低年級的語言課堂一般不會涉及敏感話題，但是在某些高年級的討論課或者專業課上，提及敏感話題卻也不無可能。像外交學院這類常常涉及政治和外交政策的學校，如何對待敏感問題是很多外教面臨的共同難題。
“但這並不是意味著不允許談論，而是需要我們注意怎麼去討論這些問題。外交學院從來沒有告訴我們不準討論敏感的話題，我真正擔心的是當我提出這些問題時學生會感到尷尬，因為在別的課上可能老師很少談及此類話題，學生不知道該如何回答我的問題。”拉森教授說。
史瑞克也支持拉森教授的觀點，他說“普林斯頓在亞洲項目”曾給過他們相似的建議，希望這些派到中國的學者“謹慎探討敏感話題”。“我是外國人，越過了某條線還可以離開這裡。但如果我把我的中國學生置於敏感的處境中，很可能會出現更嚴重的後果。”史瑞克說，“我清楚地知道我不是來這裡播撒民主的種子的，不過有時通過探討一些敏感但重要的話題，我希望學生有機會從一個新的角度來看待問題。”
那個週五與史瑞克的談話比我們預計的要久了些，一位學生在一旁耐心等待。這位女生正在申請美國的法律碩士項目，希望史瑞克幫她修改個人陳述。我告別的時候恭維說：“你真是一位好老師。”
年輕的史瑞克很嚴肅地回答：“這是一個讓我更好地認識學生、瞭解她夢想的機會。能幫助她並和她一起去追尋夢想，我覺得特別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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