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鄉村振興的歷史進程之中，對包含歷史文化要素的圖示語言的挖掘和重構，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區別於一些國家或地區，中國漢族地區的傳統村落，在個性文化和圖形語言之間的直接關係，並未充分建構。多數地區，建築、繪畫等圖形載體中很難見到十分明顯和價值的要素。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一方面與傳統儒家社會中，工藝美術處於點綴工具位置，匠人階層無力參與村莊文化建設有關，另一方面，農業社會建立過程中的內部倫理和區域關係，也使得有識別性的圖形構建存在思想性障礙。不過，雖然在公共渠道並不常見，但在民間社會，明顯或潛在的圖示語言絕非罕見，事實上，由於圖形在普通人之中，相對文字有直接的表達力和傳播力，使得它在實際傳播中往往成為文字以外的“隱含”歷史而存續發展。一些具有典型意義的地理景觀就比村落的名人軼事更容易被人記住；相對並不遙遠的真實歷史，一些包含著特定圖像意義的故事也更容易成為人們記憶的對象。從這點來說，中國傳統村落中的可識別的圖形一直存在，只是因為種種原因，需要我們去提取和鑑別。
提取的素材，包括兩個方面，一種是比較直接的信息，主要是通過文獻、繪畫、傳說、地理景觀反映出來。以風水圖示最為典型（如壓題圖示)。風水圖示，有些反映村落的地理環境，如皖南宏村被稱“牛型村落”，包括牛角、牛腸、牛肚等幾個要素，水系、建築彼此融合，相得益彰；有些說明家族的歷史傳承，如安徽肥東縣柳家崗村，據說為柳宗元之後，該村形態彎曲，當地稱之“柳葉村”，將家族起源和形態融為一體；有些反映村落之間重要的社會關係，如合肥、巢湖兩市交界處有瞎眼烏龜的傳說，據說龜蓋、龜腳都在某市一側的山王村，地形十分形象，但龜的頭頸在另一側上分葉村，後兩姓產生矛盾，“代表龜眼的兩口水塘被上分葉村填平，眼睛被弄瞎了”，則反映出資源緊張地區的民間衝突。這種通過口傳或風水圖式記錄的村莊歷史，通過航拍的驗證，會發現往往在形態上比較逼真，在內容上也十分生動，很多就是村莊歷史文化的微縮雕像。
除了直接的素材以外，通過文獻、訪談等方法，可以發現很多間接性語言。之所以稱之為間接，是因為這些圖示往往和歷史傳說融為一體，或者說它們本身先成為歷史的工具，我們通過分析歷史材料，才能加以提取和剝離。華北地區很多村莊傳說來自山西老槐樹，南方一些村落則傳說來自瓦屑壩、或蘇州閶門。這些以某種建築物、植物等來象徵家族總體起源的一種現象，可以說是社會集體的使用一種圖示進行歷史記錄的一種方式，這種方式屬於集體共同的圖示，但在另一些地區，村落的祖先來源記錄則採用了一些個性化的方式，如安徽無為，有一支丁氏村落被稱之為“五果丁”，傳說祖先兄弟五人，明朝初年被強制遷移於江淮，五人折梅花插於地，祈禱得免，結果五梅皆活；江淮北部牛姓家族，廣泛流傳祖先將銅鍋打碎，分鍋以為憑證，稱“打鍋牛”，合肥王氏傳說將元鑼打碎作為憑證，稱“元鑼王”，故事的真實性暫不討論，這些故事中，人們有意無意的選擇和家族歷史密切相關且容易記憶的圖示作為傳說依附的載體是毫無疑問的。這些依附於傳說之中的歷史符號，顯然容易提取，也合於應用。
雖則如此，在圖示的發掘和應用過程中，顯然還要經過轉譯和重構等複雜過程。只有從文獻中發現故事，從社會中記錄傳說，從地理中發現特徵，從景觀裡尋找靈感，才能提取合適的圖示材料，這為鄉村振興過程中的規劃設計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事實上，由於學科的界限，社會學界和建築學界，在針對村落這個共同感興趣的研究對象時，往往處於信息不對稱，成果不溝通的情況，此前新農村建設過程中經常出現的千村一面、千鎮一面等弊端，在很大程度上，恰是應該共同作用的學科領域在實際工作中分裂脫離的結果。在今天，鄉村振興的偉大曆程方興未艾，如何將不同學科的優勢加以整合，形成不同專業共同工作的機制，仍需要在實際工作中加以重視，並不斷探索，積累經驗。
最憶是巢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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