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夏天，毛澤東遇到一件難事,不得不投入很大精力去解決。
6月中旬，他在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送來的財政預算報告中，發現所列各項開支，缺少軍隊和中央一些單位的預算，便寫信給林伯渠提出兩點建議：“凡必不可免之錢，予以概允”；凡中央、軍隊和地方的預決算，“一概包攬，為之統籌”。
邊區政府負責“掏錢”，在財政安排上自然要精打細算，量入為出；毛澤東著眼全局，要支持中央、地方和軍隊各方開拓局面，則希望保障供給。“掏錢”和“用錢”，所處位置不同，對預算的要求難免各異。如果資源充足，消除分歧很容易，而問題恰恰發生在抗日戰爭期間邊區經濟最為困難的時候，要統一認識，必須想別的辦法。除了邊區政府主張的“節流”，還需設法“開源”。
正是在如何開源的問題上，以高崗為書記的邊區黨的中央局，和以林伯渠為主席、謝覺哉為秘書長的邊區政府之間，出現了分歧和爭論，毛澤東難以置身事外。
爭論的一個焦點是鹽運政策。邊區北部盛產食鹽，其外銷佔邊區對外出口的90%，如何把邊區北部的鹽運往南部外銷，成為開源的關鍵舉措。高崗等人堅持實行“官督民運”政策，還成立以高崗為主任的運銷委員會，各縣、區、鄉、村四級分別成立運鹽總隊、大隊、小隊、組，實行帶有軍事化的半強制性的管理。此法增加財政收入見效明顯，卻難免增加邊區群眾負擔，操作上也存在一些缺點。林伯渠、謝覺哉主張鹽的運銷應由政府管理，實行自由貿易，才能減輕民賦，體現施仁政的方針，即使有強制，也應以政治動員和群眾壓力為限，而不應該把運鹽變成軍事性質的行動。
雙方爭執不下。原則上，高崗和邊區黨的中央局是最高決策機構，而高崗又是陝甘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創始人之一，是本地幹部的代表，加上年輕氣盛，又自恃政策見效快，也就沒有設法同兩位革命老人很好溝通。林老、謝老則畢竟代表邊區政府，且年高德劭，均是革命前輩，提不同意見，多少顯得有點居高臨下，認為他們說的話，高崗應該尊重。感覺高崗等人不為他們的異議所動，兩位老人便有了些肝火，徑直把官司打到了毛澤東那裡。
黨政之間的矛盾，不是小事。毛澤東處理此事的難處也顯而易見。為緩解邊區財政困局，他支持高崗等人的做法，不同意改變官督民運的運鹽政策，但又不能無視林、謝二老提出的其中若干弊端和減輕稅賦的初衷，更何況，二老在毛澤東心目中的地位非同小可。想來想去，他選擇做二老思想工作入手，來化解這場政策爭論。
從1941年7月24日至8月22日不到一個月的時間，毛澤東給謝覺哉以及林伯渠寫了10封信，還數次長談，謝覺哉這期間則向毛澤東報送相關材料數萬言。
毛澤東化解這場爭論的方法和步驟，大致可概括如下。
——控制事態擴大蔓延。毛澤東叮囑林、謝二老，“除對中央政治局同志及西北局主要同志可說自己的不同意見外，勿對他人尤其下級人員說不同意見，以免影響執行與造成更深的分歧”。顯然，毛澤東首先想到的是控制爭論範圍，以防擴大矛盾，影響大局，動搖現行政策。
——勸二老全面客觀蒐集材料。“勿只注意現行政策的缺點或錯誤方面”“要注意現行政策的成績與正確方面，我覺得二兄在這點態度上是不足的”。這是從判斷事物的方法論上指出二老的不足，希望他們不要以先入為主的成見來看待鹽運政策。此後，謝覺哉確也從歷史和現實、正面和反面蒐集了不少鹽運政策材料，報給了毛澤東。
——亮明態度。毛澤東表示，現行政策固然有毛病，但“我現在還不能同意停止現行政策，採用另一政策，因為另一政策也許要失敗的，或失敗得更大。”也就是說，在現行政策失敗前，要允許高崗他們去試，“勿只從絕對性設想（即只設想現行政策完全是錯的，另一政策完全是對的）”。事實上，在現行政策還沒有明顯失敗之前，誰也無法證明另外的選擇就一定走得通。
——敦促高崗等人換位思考。林、謝二老反映激烈，高崗這邊也不是沒有責任，比如是不是充分了解和尊重政府那邊的意見，是不是及時發現和解決鹽運政策執行當中的不足。為此，毛澤東督促高崗他們及時同二老溝通，“把事情把關係弄得好些”，還把謝覺哉反映鹽運政策弊端的材料轉給高崗等人，提醒他們，材料反映的“情形是很壞的，是否屬實？你們有此類調查否？是否你們所得的僅偏於好的一面，而事情之實際則基本是壞的，即是說運鹽是行不通的”。根據毛澤東的要求，高崗等人立即組織調查，並向毛澤東做了彙報，承認運鹽工作確實存在三個方面的缺點。
——自己調查研究，掌握財政經濟的運行規律。毛澤東這段時間花了不少精力研究邊區和國統區兩方面的經濟材料。中央政治局或書記處開會，幾乎每次都要討論邊區財政經濟和鹽運政策，還正式委託毛澤東召集林伯渠、謝覺哉、高崗、陳正人、王明、任弼時、朱德商談邊區經濟工作。這些做法，為統一思想提供了認識基礎，準備了決策條件。
——向林、謝二老表達研究邊區財經的心得和觀點。毛澤東告訴二老，要打破邊區財經困局，一是發展經濟，二是平衡出入口，“只要此兩點解決，一切問題都解決了。而此兩點的關鍵，即糧鹽二業的經營”“據此以觀今年鹽的官督民運政策，不但是未可厚非的，而且是完全正當的”。當然，毛澤東也說自己的見解或許還不深刻，二老“覺得有錯誤，即祈毫不客氣，一一指正，以歸一是”。
——在認識漸趨一致的時候，再從思想方法上開導林、謝二老。毛澤東擔心二老礙於面子或心情，難從心底裡接受自己的觀點，在給謝覺哉的信中，寫了下面這些話：“事情確需多交換意見，多談多吹，才能周通，否則極易偏於一面。對下情蒐集亦然，須故意（強所不願）收集反面材料。我的經驗，用此方法，很多時候，前所認為對的，後覺不對了，改取了新的觀點。”“此次爭論，對邊區，對個人，皆有助益。各去所偏，就會歸於一是。”又說：“事情只求其‘是’，閒氣都是浮雲。過去的一些‘氣’，許多也是激起來的，實在不相宜。我因聽得多了，故願與聞一番，求達‘和為貴’之目的。現在問題的瞭解日益接近，事情好辦”。這些話，詞意懇切，跳出鹽運政策的是非，態度也謙恭有禮，對林、謝二老的觸動不難想見。
最後，毛澤東在8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就陝甘寧邊區財政經濟等問題做了系統發言，涉及鹽運政策的爭論，他正式表態：“平衡出入口，要使鹽大量出口，現在採用組織人民運鹽的官督民運辦法，是平衡出入口的好辦法。運鹽要不違農時，進行政治動員，組織勞動力。”後面這兩句話顯然吸收了林、謝二老的意見。毛澤東還說，增加群眾負擔，主要反映在“勞役”問題上，“由於陝甘寧邊區有革命的民眾，勞役是可能的；由於戰爭，勞役是必需的”。會議同意毛澤東的意見，爭論就此結束。
毛澤東平息這場爭論的邏輯很清楚，其領導藝術尤其值得體會。
第一，在評判和制定政策上，從實際需要與可能出發。在毛澤東看來，官督民運的鹽運政策儘管帶有半軍事化管理性質，工作中也有缺點，但邊區的現實有此需要與可能，不能因政策有缺陷而改弦更張；再說，政府沒有一點半點的強制是維持不下去的，任何政權都要有相應的權威。林老、謝老的意見忽略了現實的需要與可能，沒有考慮全局，毛澤東沒有吸收。但是，毛澤東也意識到，考慮全局也不能不考慮群眾負擔的輕重，負擔的輕重是否適當，怎樣調整，卻是需要在實踐的推進中逐步完善和解決的。不僅如此，隨著實踐的發展，還需要提出新的政策來補充和調整。比如，到了1942年，群眾的負擔越來越重了，由此出現了“雷公為什麼不打死毛澤東”這樣的話。毛澤東及時提出新的政策，精兵簡政，自己動手，搞大生產運動，最終從根本上扭轉了邊區經濟困難局面。可見，正確的政策總是在有了實踐經驗後，逐步調整、創新和提煉出來的，並且是由問題倒逼出來的。
第二，在人事關係上，毛澤東既不因林、謝是革命老人就對他們的意見加以遷就，也不因他們的某些偏頗就對他們的看法一概否定。對高崗他們實施的現行政策，既肯定其在當時環境下的正當性和必要性，又指出其缺點與問題。確實站在了領袖人物的高度。在邊區黨政雙方逐步統一思想後，毛澤東繼續重用林、謝二老，又先後派懂得經濟工作的南漢宸擔任邊區政府財政廳廳長，調李維漢去擔任邊區政府秘書長。李維漢有組織能力，會處理黨政關係，此後的事情辦起來就順利多了。
第三，在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毛澤東明確提出“各去所偏，歸於一是”和“事情只求其‘是’，閒氣都是浮雲”。這兩句話，堪稱對待工作分歧，化解思想情緒的法寶，最值得一說。
世界上沒有絕對正確、萬無一失的事，有的只是根據現實的情況，做出最合理的選擇。很多方針政策都是從大局出發的優化結果，往往只有在著眼全局，掌握全部信息的位置上才可以做出正確研判。不謀全局者有所偏頗很自然。解決分歧的關鍵和標準是“各去所偏，歸於一是”。毛澤東殷殷期望林、謝二老不固執己見，以和為貴，是去其所偏；讓高崗等查實鹽運政策執行中的弊端，完善官督民運辦法，也是去其所偏。“各去所偏”，雙方便有往中間之“是”靠攏的可能。
實現“各去所偏，歸於一是”，還需要具體的過程和方法。有時候，雖然說“真理越辯越明”，但大家都心知肚明，辯論常常會讓人們強化原有的成見，真理最終不會通過辯論產生，更不易通過辯論形成共識。根子在於人皆有成見。有的成見是囿於立場，把先入為主的看法當作了客觀事物的真實情況，如果為堅持成見爭吵起來，會動肝火，形成意氣，在意氣挾持下的成見難免成為偏見。去其所偏，就必須改變認識角度，站在成見的反面去思考，因為智者千慮，也可能有一疏，當人們提出駁疑的時候，大可想想，別人為什麼不同意。隨著思想方法的進步和胸懷境界的提升，隨著實踐的真實面目呈現出來擺在自己的面前，以前認為沒有問題的，今天就可能認為有問題了。如此一來，“歸於一是”便有了可能。
毛澤東深知，哪怕是擔負領導職務的老同志，也都是常人、凡人，都有自己的喜怒哀樂和性情，遇到工作上的磕碰分歧，也會激出一“氣”來。有的分歧之所以難得泯滅，恰恰礙於各種“閒氣”的阻擋和遮蔽。古人雖說“萬流爭赴虛如海，一鏡高懸淨不塵”，但胸鏡之塵總是有的，修養之法在於自覺拂拭。所謂拂拭，便是讓“閒氣”如浮雲飄過，代之以求“是”之心，這樣一來，“各去所偏，歸於一是”之手，便可來扣動心扉了。
（作者：陳晉，轉自《新湘評論》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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