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 年2 月，美國總統尼克松和夫人由白宮的十名助理和國務院的三名顧問組成的官方小組陪同訪華，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對這次中、美高層會晤是相當重視的。中央辦公廳主任兼中央警衛局局長汪東興，安排中央警衛局副局長兼8341 部隊政委、副政委、副團長的楊德中、武健華、鄔吉成三人，帶領一批主管警衛、服務、醫療、通信、汽車駕駛等方面的幹部和工作人員參加這次接待任務。楊德中負責全面工作安排；鄔吉成主要負責飛機場及各參觀點等處面上的警戒工作；武健華主要負責尼克松的近身警衛。外出行動時武坐在緊隨尼克松主車的後衛車上，美方特工處人員同武坐在一起。為尼克松貼身警衛的安全官（我們稱衛士長）是中央警衛團副參謀長李連水。協助武的孫鳳山坐在前衛車上，他對外賓警衛工作是很熟練的。
尼克松訪華
一、周總理親自下達指示和要求
為了接待首次訪華的尼克松總統，中央成立了接待組。成員由周恩來總理親自選定，總的負責有葉劍英、姬鵬飛、黃華、熊向暉等。接待組下設禮賓、安全、住房、新聞、電視、通信等幾個分組。在接待準備工作的全過程裡，接待組成員幾乎每週都有幾次到人民大會堂或中南海周恩來辦公的地方，彙報情況，聽取周恩來的指示。有時是幾個分組在一起，有時是單獨某一個分組。周恩來總理的指示非常具體：事情怎麼辦，應該去找誰，怎樣談，要注意些什麼問題，等等。
想起來確實是這樣的，有一次在大會堂開彙報會，會中周總理問楊德中他不在時有事找誰？楊說：可找我們的副政委武健華。我站起來後，周總理問我同周家鼎（秘書）、張樹迎（衛士）都熟悉吧？我說都很熟。他說，這就好。
尼克松的來訪日益臨近。1971 年12 月2 日，百忙之中的周恩來總理還是抽出時間，再一次接見了參加接待尼克松來華各部門的負責人，談接待工作的方針。他強調：“我們是主權國家，凡事不能觸犯我主權。對尼克松的接待，一定要反映出無產階級的原則、作風，嚴格的紀律。一切事情有條不紊，實事求是，行不通的就改正，認真辦好。”他說到對外宣傳：“要宣傳我們的勝利，但不要誇大，不要過頭。把語錄、標語整理一下。”當時距林彪事件發生後不久，周恩來總理特別說到：“不必在林彪的名字上打×，這是紅衛兵的做法，現在不必那麼做。”
在最初幾次彙報會上，周恩來總理反覆同大家說過：這是中美交往中斷了二十年後第一次重要的高級會晤，這說明了美國封鎖敵視中國政策的完全失敗，為了擺脫被動局面，美國不得不放下一貫傲慢的架子，跑到北京來與我們會談。
周總理說：我們既然歡迎人家來，就得要熱情，否則就太不禮貌了，也不要強加於人。周總理要求大家一切從有利於這次中美高級會晤的氣氛出發。我們應該本著落落大方，以禮相待，不卑不亢的精神做好這次接待工作。
我們遵照總理的指示，結合面前的實際工作，進行了認真研究和貫徹執行。我們還將中央警衛局原有的和這次有關方面提供的諸如“白宮警衛”、“總統別墅警衛”、“總統出國和國內旅行警衛”以及美國“特工處”的建制、任務、安全措施、人員培訓等方方面面的資料印發給執行任務的各同志參考，大家覺得這樣切合實際、幫助很大。直到工作結束時，屬於我們的工作範圍內，沒有出現不應有的問題。
二、尼克松親自拍板同意乘坐中國飛機和紅旗防彈車
為尼克松訪華，從基辛格走後雙方都加緊了準備。中方安全方面認為，尼克松來訪，安全上的關鍵問題是在中國境內乘坐的中國提供的專機和防彈紅旗車及車上安全人員。這既關乎在中國的主權，又是確保安全的重要環節。中方安全方面準備了與對方作艱苦的談判、協商。後來知道周總理已將此項艱鉅的任務交給禮賓司長韓敘去辦，自然安全組輕鬆多了。
1972 年1 月3 日，美方的“先遣隊”在黑格准將率領下抵達北京。美方先遣隊陣容強大，包括了訪問的各個方面，其中有白宮辦公廳主任查平和新聞秘書齊格勒。中方的首席談判代表中有禮賓司長韓敘。他參與了整個接待方案的擬定工作，不過他很少走到前臺，而是每天照常出現在禮賓司，以便讓局外人不易覺察有重要人來訪。先遣隊所討論的大部分問題是尼克松訪華的禮賓細節。在雙方的談判中不時發生一些分歧。但是再困難，韓敘總是想方設法完成周總理的意圖。在談判交通問題時，中方堅持尼克松在中國境內必須乘坐中國的飛機以及中國提供的防彈紅旗車；而美方堅持總統要全程乘坐他們的“空軍一號”，美方要運來自己的總統座車，座車上要安排美方的特工保衛人員。美方還要求中方提供總統所到之處有可能威脅他安全的人員名單等等。
韓敘是個穩重的外交家，在外交部工作多年，工作風格深受周恩來的影響。他不緊不慢，總是很耐心而又在不經意中把美方的大部分要求一一駁回，而且毫無妥協的餘地。他強調：從北京到杭州、上海，必須乘坐中方提供的飛機，我們的總理會與總統同機，不必擔心安全。座車和車上警衛也必須是中方提供。韓敘說這是我們的主權問題。既然是美國總統來訪，就要尊重和信任主人的安排。最後，據說是尼克松親自拍板同意乘坐中國飛機和座車。在這之後，周總理又指示用國產的紅旗轎車作為尼克松來訪的元首座車，要確保交通安全。為了萬無一失，總理在臨近尼克松訪華前親自試坐。因為在試坐時發現了兩個小毛病，後經中央警衛局與一機部駐在北京的車輛維修小組檢修後才放心使用。此次談判，中方也做了一些妥協。美方提出，2 月27 日從杭州到上海，尼克松總統願邀請周恩來總理作為他的客人乘坐“空軍一號”赴上海。周總理最後同意。這樣安排使雙方都不失面子。北京至杭州，尼克松作為周總理客人乘坐周總理的專機；而從杭州到上海，則周總理是尼克松的客人乘坐“空軍一號”（該專機當時稱“76 精神號”）。大概在當時美國總統的出訪歷史上，這是唯一的一次總統使用所在國提供的飛機和座車。那時中方參加談判的人員都感到特別揚眉吐氣。當時，中國還沒有噴氣式大型客機，周總理的專機也僅僅是蘇制伊爾—18 的螺旋槳飛機。當時美方保安（特工）人員都對總統此舉驚恐萬分。美方代表無可奈何地對韓敘說：“韓先生，你實在太難對付了。凡是你提出的並要堅持的，你就說這是原則不能讓步。凡是我們提出的要求你不能接受，你就說要有‘靈活性’，要求我們改變，中國外交的原則性和靈活性最後總是帶來對你們有利的結果。”韓敘卻毫不露得意之色，謙遜地感謝他們的配合。
三、中美雙方安全人員溝通安保細節
在黑格之後，到華為尼克松訪問做先遣工作的，是美國的保安局特工部主任助理威爾遜?利文古德。他帶領WT?本尼迪克特、D?R 施瓦茨、P?麥克法坎德一行，到北京瞭解安全部署的情況，並就有關問題和中國安全部門溝通。
利文古德等來華，在中方警衛負責人的陪同下，看了尼克松訪華時將下榻的釣魚臺國賓館，將參觀的長城八達嶺等景點，備用的醫院以及舉行宴會、晚會的場所，聽了中方對尼克松訪華時安全工作的介紹，美方表示很滿意。
1972 年2 月8 日上午，雙方就一些未決問題再進行協商。中方參與會談的是楊德中、武健華、孫鳳山等人。
利文古德告訴中方，和總統一起住在釣魚臺國賓館的安全人員保持6 個人，分住18 號樓和6 號樓，有羅伯特?泰勒、他本人及4 個值班人員。其餘20個安全人員住在民族飯店，但需中方提供車輛接送他們輪流換班。這中間有一個出入賓館的手續、與中方警衛人員的聯繫配合問題。
楊德中說：中方同意美方少量安全人員住釣魚臺國賓館，其安全人員輪換值班中方可提供車輛。美方賓館外人員如需進入賓館，除了帶美方發放的證件外，屆時仍需經過美方安全人員同中方安全負責人聯繫。因雙方都有安全負責人在賓館，可隨時取得聯繫。
利文古德說：特工部主任羅伯特?泰勒是尼克松身邊的安全主管，尼隨時要找他，希望在尼活動時安排泰勒靠總統近一些。按他的設想尼外出活動時，把尼的後衛車放在尼夫人的車前。他還詢問訪問期間住地及外出活動時，是否有救護車跟隨。
楊德中表示：泰勒及尼克松身邊人員，如美方隨身醫生等，在尼外出活動時可坐尼的後衛車（注：後經報告周恩來總理同意，泰勒坐在主車二排副座）。到達現場在可能的情況下，中方將盡量安排他們在距尼較近的位置。後衛車是否放在夫人車的前面，得與禮賓方面商量，但估計沒什麼問題。尼住地和外出時，都有救護車跟隨。
因為尼克松此次訪問來的人多，所以沒給基辛格、羅傑斯派安全人員，利文古德請問中方是否可以幫助安排。他還說基辛格有一身邊人員叫利迪，是為基保管文件的，此人可否和基辛格同乘一車？尼夫人身邊也有一隨員叫胡德遜，可否與夫人同乘一車？
武健華回答說：我們可以為基辛格、羅傑斯各派一名安全人員隨衛。基辛格和尼夫人的身邊人員，都可與之同乘一車。利文古德對中方能這樣安排表示感謝。
美方問每逢外出，是否派員打前站，雙方的前站人員如何配合？利文古德說他們的前站人員到現場不是到處轉，到處檢查，而是在現場的進出口或停車點等待總統並協助中方管理美方的記者。
武健華表示：所有的參觀點，中方都做了詳細安全檢查，尼外出活動前一般都有前站工作，前站人員何時到達，視具體情況而定。但也有些活動地點不需前站，如人民大會堂等處。
“我們有個排除爆炸物的小組，中國方面有沒有相應的人員協同我們工作？”利文古德又問：“尼克松總統外出時，我們要使用步探機與所有安全人員隨時取得聯繫。”
楊德中指出：凡尼克松總統訪問到達的場所，都已反覆進行了安全檢查，並將予嚴格控制，不會發生爆炸事故。例如人民大會堂，是我們國家領導人經常接待外賓的地方，你們是不是也要進行排除爆炸物的檢查？在尼克松總統去的沿途路線，我方已有安全檢查和警戒部署，是否你們還要進行排除爆炸物的檢查？在尼克松外出時，你們使用公開的通信器材進行聯繫，不利於安全，我們不採用這種辦法，希望你們也儘量不用或少用步探機。
利文古德聽了，連忙搖手示意說：“人民大會堂等處不必檢查，沿途路線也不去檢查，我們只是在總統住地賓館的房間進行排除爆炸物的安全檢查，請中國方面有人帶領協助進行。”
中方隨即表示：“如果你們認為有必要在住地房間進行檢查，悉聽尊便。”
楊德中向美方提出了兩個問題：“美方隨尼克松訪華人員有多少帶槍的？你們安全方面用的熒光鏡怎樣使用？”
利文古德說：“我們到北京的安全人員共26 人，其中24 人帶槍。到杭州和上海兩地安全人員各8 人，其中兩地各有5 人帶槍。總統到杭州、上海訪問時，從北京去的有16 人，加上兩地帶槍的安全人員，在杭州、上海各有21 人帶槍。”
他還向我方人員介紹說：“熒光鏡是檢查我方上飛機行李用的，特別是28 日離開上海回國時要使用。檢查時，需要你們提供場地及其他便利條件，請問這樣做你們有什麼意見？”
楊德中表示：“中方乘飛機外出人員的行李統由我們負責，美方外出人員行李由美方負責，是否用熒光鏡檢查美方人員行李，由你們自定。”
會談在利文古德等人一再表示滿意、感謝聲中宣告結束。
據我們所知，白宮警衛當局對於現代科學為兇殺者提供的可怕的武器——原子微塵、細菌和各種毒氣的突然襲擊，也有嚴密的預防措施。會談中沒有涉及這些問題，他們把這類人員都列入來訪的技術人員之中。
四、來訪的第一天“險象環生”
1972 年2 月21 日上午11 時30 分，尼克松的專機在北京東郊機場著陸。對他的禮賓規格，許多都是單獨安排的，按慣例，國家元首來華訪問，儀仗隊為120 人到155 人，而此次歡迎的儀仗隊員多達360 人。這種少有的高規格，令尼克松非常滿意。歡迎儀式後，周恩來總理和尼克松同乘一部紅旗防彈轎車，直趨釣魚臺國賓館。此時，美方四位特工，急促的跳上尼的後衛車，同我坐在一起。上車後，他們不及同我打招呼，即刻從衣內把槍拔出，子彈上膛，面視車外，如臨近敵，直到住地。一路上他們詫異地看著我，穩坐司機旁不慌不忙，槍也不掏，若無其事。
午飯後一個多小時，我還在18 號樓值班室忙著，周恩來總理來到樓內，找到總統助理查平。周總理說：“毛主席現在要見尼克松總統。”查平趕忙向總統彙報。聽查平說，此時，尼克松在賓館房間，正準備洗個熱水澡。獲悉毛主席的邀請，尼克松迅速打好領帶整裝待發。總統雖然沒說什麼，但是他的著裝速度說明，他既驚訝又興奮。
毛主席破例在尼克松到達的當天下午，就在中南海會見了他，同他進行了認真、坦率的談話。也恰恰是由於毛主席親自決定的意外和匆促，所以當時沒來得及和美方安全官打招呼，使隨身警衛的美方特工沒有跟上。美方警衛人員發現他們的總統及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等不見了，把國家首腦、頭號警衛對象給警衛丟了，這可是要命的失職，隨行的警衛人員頓時慌作一團。
中國外交部禮賓司的人員，見美方的警衛人員在釣魚臺住地範圍內，像沒頭蒼蠅似的撞來撞去，便告訴他們不必緊張，你們的總統受著很好的接待，安全上是絕對沒有問題的。雖然做了這樣的解釋，但還是可以從他們的神情上，看出有幾分惴惴不安。
美方特工部要求協調好雙方工作的配合，第二天的上午在釣魚臺賓館，楊德中找了個適當機會，同美方人員說明了當時的急促情況，並表示了歉意，這件事才妥善了結。
後來，這件事還驚動了基辛格，他在寫《周恩來的含蓄和敏感》一文時這樣說：“我們在周恩來的陪同下，坐上了中國的國產汽車，前往毛澤東的住所。美方的特工人員不準隨行。”
這天，我沒顧得上吃中飯，匆匆同美方特工部主任羅伯特?泰勒一起乘周總理陪同尼克松的後衛車到中南海。
當美國客人進入中南海游泳池毛主席的寓所後，毛主席對尼克松說，今天談話的範疇是你定的，吹哲學。於是，雙方海闊天空。當尼克松把話題拉到越南和臺灣等具體問題時，毛主席當即指了指周恩來說，那是他跟你談的事。
毛主席同尼克松晤談時，我們就在主席談話室外面的小房間待著，室內還有新華社外事記者李琴等人。泰勒此時不間斷地向美國白宮聯繫，他要報告總統的行蹤，但就是沒有信息，他用了幾種通信器材，始終叫不通，急得滿頭大汗。我和李琴都勸他待換個地方再打。他說美國法律有規定“不能等”。直到最後離開中南海，他還是與白宮未能溝通。
在以往的有關記敘中，都不曾提到這次會面期間，曾出現過一個小小的尷尬場面。毛主席的縱橫捭闔，和美國人的充分準備，使交談的氣氛一直很輕鬆很融洽。但就在這時，美方一個在場人員的口袋裡發出一種奇怪的聲響。他把手放進衣服口袋裡擺弄幾下，卻依然無法使聲響停下來，只得無奈地從口袋裡把發出聲響的東西拿了出來。
原來，他在衣服的口袋裡悄悄地裝了一個微型錄音機。也許是帶子到頭了，或出了什麼故障，所以發出了聲響。他本想在口袋中操作，把聲響制止住，但沒有做到，只好把錄音機拿出來，尷尬地當眾關上。
偷偷摸摸地錄音這種行為，毛主席歷來是反感的，但此番哲學泛論也沒什麼密不可宣的內容，美國人已經非常狼狽了，他也就失去了再加揶揄的興致，便大度地繼續著原來的話題，彷彿一切都沒有發生。
21 日晚7 時，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宴會廳舉行宴會，歡迎美國總統理查德?尼克松和夫人。周恩來總理和尼克松總統先後在宴會上祝酒。席間，周總理乘興拿了一支火柴，點燃了自己酒杯的茅臺酒，以示“茅臺”的高純度。他告知尼克松紅軍長征路過貴州時，“茅臺”消炎、止痛幫了我們的大忙。笑聲中雙雙又幹了一杯。
樂隊連續地演奏了中美兩國樂曲，對宴會有不小的震動。當晚《華盛頓郵報》就報道：“晚宴最後，尼克松總統還做了一件‘不尋常的事’：他穿過宴會廳，走向演奏的中國樂隊，致謝並大加讚賞——晚宴上，樂隊除了演奏中國樂曲，還特地奏了一首美國民歌《美麗的亞美利加》。這首歌顯然經過了精心挑選：它是尼克松的心愛之曲，並在其總統就職儀式上演奏過。”
文章還引申而發：“熱情好客，盡顯於細節；而予之回饋，也於微小之中彰顯。”比如，《紐約時報》採用了一張特別照片——尼克松滿臉笑意地幫周恩來脫下大衣。該圖片標題為“好客有了回報”。這些細節的報道當時都很耐人尋味。
這裡值得一提的是，當尼克松總統離開座位，穿過人群，走向樂隊時，美方几位特工，立時起身追隨，引起會場一陣小小驚動。我示意對方，請回座位就餐，會場立時安定下來。
五、遊覽長城、故宮巧遇大雪紛飛
2 月23 日晚，周總理陪同尼克松一行在首都體育館，觀看了由國家體委組織的體育表演。就在看錶演的時候，紛紛揚揚飄起了雪花，而且越來越大。可按預定的活動日程，翌日的上午是尼克松一行遊覽長城、定陵。
如果雪一直這樣下的話，長城、定陵的遊覽還能去嗎？幾位負責安全接待的負責人一時拿不定主意，當體育館活動結束後，已經很晚了，這時還是周總理一錘定音，不管想什麼辦法，明天還是按原定日程行動。他告知有關負責人當晚到八達嶺沿途實地看看，並議定採取什麼措施。
晚會一結束，當夜吳忠、楊德中、劉傳新帶負責安全的有關人員，就赴長城、定陵等參觀點去實地勘察。
雪確實下得很大，沿途積雪很厚，特別是從南口到八達嶺一段，由於山路崎嶇更加危險。勘察人員在返回下山時，吳忠的汽車因路滑剎不住，撞到了楊德中的汽車尾部，可見不採取措施，第二天到長城行車安全就很難保證了。
他們返回城裡，報經周總理同意，採取發動群眾的辦法。緊急動員了幾十部灑水車，路面分段包乾，連夜對次日遊覽要經過的路段，進行噴灑鹽水和清理工作。同時還安排人力，對登長城的步行道上的積雪，也進行了清掃。2 月24 日清晨，我根據主車和前後衛車司機的建議，組織他們，開了一輛紅旗轎車，從釣魚臺到八達嶺，親自跑了一趟，回來後向車隊其他人員，細緻地介紹了雪後山路的駕駛技巧。
上午8 時，參觀遊覽的車隊出釣魚臺國賓館北門，按照預定的路線奔八達嶺而去。沿途整個路面，已經被清掃得乾乾淨淨，沒有一點冰雪。但公路兩側的原野，卻依然是銀裝素裹，白雪皚皚。這一招，使尼克松的隨行記者和特工人員，大為驚詫，讚歎不已。
車隊平安抵達長城，尼克松和他的夫人及隨員們，興致勃勃地登上高高的烽火臺，眺望觀賞長城內外的景色。
為了這次來華訪問，尼克松專門閱讀了大量毛主席詩詞和相當多的哲學著作，正是因為有了這一番閱讀，此刻他踞高遠矚才有更多的感觸，也真正領略了毛澤東《沁園春?雪》“北國風光，千里冰封，萬里雪飄。望長城內外，惟餘莽莽，大河上下，頓失滔滔。山舞銀蛇，原馳蠟象，欲與天公試比高……”的傳神渲染描繪。
白宮新聞秘書辦公室2 月24 日在北京發表了尼克松總統在遊覽長城時的談話。
他說：“我的希望是，在今後，也許是作為我們這次訪問所作出的開端的結果，許許多多的美國人，特別是十分喜歡旅行的美國青年，將能有機會來到這裡，就像我今天同尼克松夫人和我們一行其他人來到這裡一樣。我希望他們能看到這一城牆，能像我一樣地回想這一偉大人民的歷史。”他在這番談話中，最後還帶有濃重感情地說：“我希望，將來我的孩子，以及他們的孩子會有機會到這裡來。”
從八達嶺回賓館的路上，與我坐在同一輛車上的四位美方特工，由於幾天的相處比較熟悉了，再加上他們親眼看到中國的社會治安是比較穩定的，中國的警戒部署，是嚴密周到的，不像2 月21 日從首都機場到賓館那樣緊張了。他們布兜裡裝的美國產的水果糖，掏出來給大家吃。通過翻譯，問我們北京一些有名景點的情況，他們也給我們介紹去華盛頓要看哪些地方。他們還誇，尼克松總統坐的中國產的紅旗防彈轎車比較寬暢，車的引擎挺好，乘坐比較舒適等等。笑談中經過定陵順利回到賓館。
2 月25 日上午，由軍委副主席葉劍英等陪同，尼克松總統和夫人參觀了故宮和出土的歷史文物。合眾國際社當日報道說：“在堂皇的太和殿，尼克松停下來觀看雕刻著錯綜複雜的圖形的木臺上的純金寶座。在他觀看並通過翻譯與葉交談時，他突然現出滿面笑容。這位中國元帥向他講了故宮的一些歷史。”
尼克松在裝有兩具穿著完全是翠玉製的“葬衣”的木乃伊的玻璃櫃前停留的時間最長。他們還看了公元前六百年的一些青銅馬，並照了像。”
參觀故宮那天，空中飄著雪花，風大天寒。這天美特工人員的著裝不約而同，一律中式打扮。身穿一件藍布棉大衣，頭戴一頂兩耳下垂的棉帽，足登黑色深幫的布棉鞋。在故宮大院的人群中穿來穿去，猶似一幕有趣的“動畫片”，著實引人注目。他們事後告訴我，這種棉布又軟又暖，在美國是買不到的，美國有的都是化纖，所以他們不僅自己買了，還給家人或朋友帶了不少。因為印象太深刻了，所以多少年後，我仍牢記不忘。
六、遊覽杭州西湖尼克松一行“失蹤”
2 月26 日，按照談判協議，北京至杭州，尼克松總統作為周恩來總理的客人，乘坐周總理的伊爾—18 渦輪螺旋槳專機，在周總理陪同下，前往杭州。這架飛機是由中國民航總局北京民航局局長張瑞靄領隊，劉崇福、曲延昭駕駛的，他們是中國民航最好的駕駛員。
這是一次龐大的機群行動，共運用了8 架伊爾18型飛機，一架子爵號飛機，一架雲雀直升飛機。美國的“空軍一號”總統專機和另幾架運輸機，也加入了這個飛行編隊。
為了保證尼克松外出行動的安全，專門從北京空運過去兩部紅旗防彈汽車。
然而在杭州，還是在忙中出了點小紕漏。
因為一到杭州，中、美兩方人員就各往各處，尼克松被安排住在劉莊，周總理住在西泠。根據預先日程安排，下午是遊西湖，周總理和尼克松按約定的時間、地點在花港觀魚景點會合。
由於工作人員沒有領會好意圖，導致周總理和隨行人員在花港觀魚景點等過了匯合的時間，仍不見尼克松一行的身影。美特工人員又是一陣慌張，周總理也怕出什麼意外，連忙吩咐有關人員立即聯絡尋找。
其實，尼克松一行就在距匯合點不遠處的草地上等候，我們跟隨尼克松是準時到達的。由於逾時不見，可著實使人焦急不堪。經過一段不長的時間，兩邊的人終於聯絡上了，但遊西湖的活動卻因此而稍有耽擱。可見警衛和接待工作，不管事前準備得多麼充分，實施時也不可掉以輕心！
在杭州發生的另一件比較棘手的是，美國國務卿羅傑斯等國務院專家，突然對即將於第二天在上海公佈的《中美聯合公報》發難，要求再做修改。
這件事當時在杭州聽外交部有關負責同志說：想不到因為公報問題，美國方面又節外生枝。在去杭州的飛機上，美國國務院的專家們看過公報後一肚子意見，要求尼克松進行修改。尼克松迫於壓力，讓基辛格轉達他的意見。喬冠華只好去找周恩來總理請示。總理說：“我們也不能放棄應該堅持的原則，這個事，要請示主席。”周恩來當即拿起了紅色的直通電話。毛主席聽了彙報，口氣十分堅決地回答說：“你可以告訴尼克松，除了臺灣部分我們不能同意修改之外，其他部分可以商量。”毛主席停頓片刻，又嚴厲地加上一句話：“任何要修改臺灣部分的企圖都會影響明天發表公報的可能性。”於是基辛格與喬冠華在劉莊賓館又開了一次夜車。凌晨之時，另一個“最後”草案終於完成了。當然，吸收了羅傑斯的專家們的一部分意見。草案再次提交雙方首腦正式批准。
周恩來總理一直在考慮這件事。他對美國國情作過研究，對尼克松執政以來白宮與國務院的矛盾是有所瞭解的。他由此聯想到，按職務，羅傑斯該排在基辛格前面，毛主席會見尼克松時，羅傑斯沒能去，難怪人家有意見。他還考慮，明天到了上海，要特地去看望羅傑斯，做些彌補工作。
後來我在章含之寫的《跨過厚厚的大紅門》一書中，看到有一段說她跟隨周恩來總理作翻譯，在上海去看望羅傑斯的始末。
借告別宴會與美國特工乾杯送行
1972 年2 月27 日下午5 時，中國總理周恩來和美國總統尼克松在錦江飯店禮堂裡向世界宣佈了後來被尼克松稱為“改變世界七日”的舉世聞名的上海公報。
在接待尼克松總統訪華一週的過程中，有冷也有熱，有棘手的揪心，也有令人心暖的喜悅。如參加接待的人都知道，毛主席聽工作人員說，來訪的美國人都喜歡吃中國的糖果，毛主席就告知禮賓方面，贈送來訪的每位美國人10 斤糖果。大氣恢弘的毛澤東，居然會注意到美國人愛好糖果這樣一個細節。
28 日，訪問團一行臨上飛機時，每人都拿到一盒裝有10 斤糖果的禮物。據說那做工考究的緞面禮品盒，是連夜趕製的，粘緞面的漿糊還不曾乾透吶！
公報發表當晚，周恩來總理在錦江飯店舉行了盛大告別宴會。這是尼克松訪問一週中最輕鬆、最歡快的一次宴會。我方警衛人員，借用宴會的機會，與美國特工一個個乾杯送行。
1972 年2 月28 日，美國總統理查德。尼克松和夫人一行，結束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訪問，這天上午乘專機離開上海回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和中方其他領導人與他們握手告別。歡祝尼克松的訪問得到了圓滿成功，中美關係正常化的里程啟動了。
（作者武健華，為原中央警衛局副局長、8341部隊政委，現已離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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