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款兒”是“款識”的簡稱，為了說起來方便，聽起來親切，倆字就被簡化成了一個字，還加了個兒化音。無論收藏軟片的書法、繪畫，還是硬片的青銅、陶瓷等藝術品，都以有款識者為貴。款識越是具體，越是珍貴難得。
款識的內容往往是記錄工匠的姓名、製作的年代、生產的地址、因何而作以及某種符號等信息。少者一兩個字，多者百餘字。字數越多，記錄的內容越是詳盡，收藏文化價值也越高。比如大英博物館那件舉世聞名的“家國永安枕”。這件枕頭是迄今發現，帶有準確紀年裡時間最早的一件珍珠地刻劃花瓷器。枕面除了用陰線雙勾出“家國永安”四個極具時代的四個字，還在左右豎向各刻劃了兩行款識。
磁州窯家國永安瓷枕 宋代 大英博物館藏
枕面右側刻：“元本冶底趙家枕永記”，左側刻：“熙寧四年三月十九日畫”。簡單的兩句話就交代出這件瓷枕的製作的地點、商號以及精確的時間。有了這些具體的信息，這件枕就變得與眾不同，對於研究當時的社會生活、商業狀況、手工業能力等方面，提供了寶貴的一手資料。
內蒙古博物院收藏的一件鈞窯爐，上邊的款識也非常有意思。
1970年底，內蒙古大學歷史系的學生們，組織到呼和浩特白塔東南不遠的農田，與當地農民一起勞作。勞作期間有人無意中在土裡發現了兩個黑釉大甕。打開一看，裡面有不少瓷器，期中就包含這件與眾不同的鈞窯爐。爐的頸部貼塑有兩條龍，兩龍對向守護一方匾，匾上刻“己酉年九月十五小宋自造香爐一個”款識。經過推斷，這個“己酉年”應為元武宗至大二年，公元1309年，距今709年。此爐的款識和“家國永安枕”的款識相比，內容大致相同，但顯得更加隨意。尤其“小宋自造”四個字，讓我們知道了當年製作這件爐子的工匠也讓塵封的歷史更加清晰了一點。
鈞窯小宋自造款香爐 元代 內蒙古博物院藏
時間再久遠點的商周時期，瓷器、書畫這些收藏門類還沒出現的時候，落款的往往都是在一些重要的青銅器。青銅器上的款識專業稱之為“銘文”。我們熟知的毛公鼎、兮甲盤、虢季子白盤等，上邊的銘文款識洋洋灑灑一大篇，多達百餘字。《史記·孝武本紀》中說：“鼎大異於眾鼎，文鏤毋款識。”
所以“款識”最早就是指在鐘鼎彝器上鑄刻的文字。除此之外，《通雅》裡對款識還有兩種更詳細的解釋。一種解釋說“款，陰字凹入者。識，陽字突起者”另一隻解釋為“款在外，識在內”。以上各種解釋今天都已經不再講究，無論是在器內還是在器外，無論是突出還是下凹，通通被簡稱為了“款兒”。
定窯白釉缽 （陰文款落於器外）北宋 觀復博物館藏
甜白釉暗花纏枝蓮託八吉祥紋碗（陽文款落於器內）明宣德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在陶瓷上落款識，大致可以分為刻劃款、書寫款和印製款這三大類。這三大類方法之中，還可以細分出很多形式。雖千變萬化，但不離其宗。
定窯白釉“官”字款碗（刻劃款）五代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日日見喜紋碗 （書寫款） 清康熙 觀復博物館藏
景德鎮窯卵白釉印花“太禧”銘雲龍紋盤 （印製款） 元代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這三類落款識方法裡，“刻劃款”出現的年代最早。陶器上用硬物刻劃出痕跡，技術要求相對很低。在燒製之前在溼軟的陶胎上，用樹枝草棍隨便一劃就可以完成。就算是在燒製完成的硬胎上，刻劃也不算什麼太難的事。完成的只是物理形態的變化而已。
但是想要在陶器上書寫款識，那難度相對就要大一些了。起碼要找到有適合的顏料和類似毛筆一樣的工具出現之後才能實現。經過考古發掘的研究，人類早期燒造和使用的陶器都是單色的紅陶、灰陶等。複色的彩繪陶和彩陶直到新時期時代晚期才逐步出現。所以用另外一種顏料在陶器上用書寫的方式落款較之刻劃款的出現一定更晚。
磁山文化紅陶罐 新石器時代中期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馬家窯彩陶缽 新石器時代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雖然人類在陶器製作當中很早就使用了印製的方法，比如印製一些簡單的繩紋或者麻布紋作為裝飾。但利用印製的方法落款，起碼要等到人類有意識、有要求的大批量生產同一類陶器的時候才會出現。否則為幾件陶器專門製作一個落款的印章，在生產力低下的原始社會是根本不可能的。印製的目的就是利用工具複製，提高效率，保證一致性的同時節省人力。
目前我們能夠看到的印章實物，最早大概就是商代，珍藏在臺北故宮博物院。但是這兩枚印章由於缺乏出土資料的證明，年代尚有很大的爭議。普遍認為印章的使用流行年代是在春秋戰國時期，這距離我們今天已經很近了。
螭虺[huī]紋玉印 戰國 觀復博物館藏
中國的瓷器是在陶器的基礎之上一步步發展起來的，直至東漢、三國時期才逐漸成熟。早期的瓷器也像陶器一開始那樣，都是單色的。要使用其它顏色的彩料在瓷器燒製之前落款，當時還是達到不了的。即使是用書寫的方式落款，也只能是等瓷器燒好後用墨汁拿筆去寫。不過利用這種方式書寫的款識，很難長久的保存下來。
“赤烏十四年款”虎子 三國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目前我國考古發現，帶有準確紀年款識最早的一件瓷器，是一件越窯青釉虎子。1955年出土於江蘇省南京市趙氏崗一座東吳時期的墓葬。如今被珍藏在中國國家博物館，被列為第三批禁止出國展覽的珍貴國寶之一。珍貴之處就在於，工匠製作時在它的腹部，用利器刻有“赤烏十四年會稽上虞師袁宜作”的十三字銘文。“赤烏”是三國時期東吳大帝孫權的第四個年號，“赤烏十四年”準確的記錄這件虎子製作於公元251年，距今已有1767年。
有了這件虎子的存在，就可以證明，瓷器與陶器一樣，都是先出現刻劃款，在此之後才相繼又出現了書寫款和模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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