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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犀牛比黑天鵝還要危險！
相比黑天鵝的知名度，灰犀牛是最近這兩年才被人們熟知的金融術語，它就是古根海姆學者獎獲得者米歇爾·渥克在她的著作《灰犀牛：如何應對大概率危機》一書中提出的金融風險概念，即指一些為人們所熟知的影響力巨大卻因被忽視而難以消除的大概率風險危機。
相對於黑天鵝的危機突發，灰犀牛的風險是被人們下意識低估的概念，就比如人們熟知的地產危機，金融債務危機，信用危機等等，都屬於人們認知範圍內經常被提到的風險概念。
這些大多數縈繞在一國經濟中被熟知卻長期伴生的風險疊加往往都有可能在某一個明斯基時刻到來時產生巨大的風險破壞力，而且這種破壞力往往都是毀滅性的，難以評估的，甚至有可能會對一個國家的金融產生顛覆性影響。
為什麼人們明明知道這種風險是有害的，卻很難將其徹底剝離經濟運行軌道呢？這是因為這些風險多少都融入到了國家金融應用的過程中，一方面在前期量小的時候往往這些弊端都會被人為認定下的利益考量所忽略掉，另一方面這些風險因素一般都來自經濟規律下的必然結構，很難在現實經濟運行的過程中被剝離開。
因此灰犀牛最可怕的地方在於，儘管人們意識到風險的存在，卻對此無能為力，甚至無動於衷。一旦經歷明斯基時刻（拐點），那麼風險就會在人們頭腦清醒時一步步向你走來。
基於這種概念的判斷，對於我們中國當下的風險防控強化，很多的經濟學者甚至國家經濟機構都紛紛總結出了有關於中國經濟運行過程中出現的“中國版灰犀牛”風險。一般都會涵蓋地產風險、債務風險、場外金融槓桿風險以及貨幣流動性風險等方面的問題。
但是在我看來，中國最大的灰犀牛風險並不是這些，而是隱藏在人們認知裡最大的一個觀念風險，即我們永遠不會有風險。
中國人似乎從未經歷過全面危機的考驗
一、從未有過全面性風險考驗的中國人
風險到底是什麼？我相信很多的經濟學人都可以侃侃而談，因為他們研究的西方經濟學理論裡比比皆是的名詞都是用來闡釋風險構成和體系的，他們可以從風險生產的要素到風險造成的後果一條條解釋給你聽，甚至可以對照中國經濟現象給予對號入座，但是實際上中國人從未有過深刻的風險體驗和經驗總結。
說到這個很多人都會用改革開放遇到的艱難作為反駁我的例子，說明中國人確實是經歷過風險和挑戰的。比如吃不飽飯的風險，比如制度變革帶來的風險，比如技術革新帶來的風險等等等等，但是我認為這些經歷並不能算得上真正的全面性系統風險，充其量只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桎梏。
真正的全面性系統風險是可能考驗中國經濟損失承受能力的不確定性因素，而之前我們經歷的改革桎梏，是可以依靠自身技術改良和體制進步完成突破的弊端，這些只能算得上是中國經濟經歷的內生性阻礙。
從本質上講，全面性風險考驗最大的破壞力在於深刻改變人們對於經濟行為的認知和理解，而這種認知和理解完全是負面的，是以宏觀經濟層面損失為代價的。
然而觀察我們中國人之前所經歷的種種考驗，雖然期間也曾付出損失的代價，但看上去都不足以讓國人改變對於弊端的深刻認知和理解。
四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國人通過不斷革新和開放的智慧發展中國經濟，從體內循環到體外循環的市場經濟之路過程中，中國人經歷最大的一次能夠稱得上全面性風險的也就是1997年那一次亞洲金融海嘯。那個時候我們依然沒有全面性開放國門對接世界經濟，因此衝擊力要小得多。另外那個時候的中國經濟依然有增長紅利保駕護航，風險積累依然不足以造成全面性影響，因此我們敢於頂住壓力，力挽狂瀾。
所以嚴格意義上算起來，我們中國人似乎從未經歷過全面性的風險考驗。
全面性風險評估
二、中國人對全面性風險評估的看法相當匱乏
由於我們沒有經歷過系統性風險考驗，因此無論是我們的國人還是研究經濟的學者都嚴重缺乏對於風險挑戰下的中國經驗。
要知道全面性系統風險與一般性的內生風險不一樣的地方在於，其一影響深廣，涉及經濟層次的方方面面；其二威力極大，可能要承受巨大的經濟損失為代價；其三很難通過局部性革新抵禦和破解這種風險。
因此全面性系統風險對於經濟運行而言是一個十分棘手的問題，其產生的連鎖反應是考驗一個國家經濟綜合抵禦風險能力和發展含金量的重大議題。
那麼我們中國人現在具備抵禦這種全面風險的意識和思考嗎？答案是沒有！從產業到個人，從實體到金融，從國民意識到國家意識，我覺得我們中國人對於全面性風險的考量都十分缺乏，可以說近乎於無。
為什麼會這麼說呢？那是因為一方我們中國的經濟建設真得太順風順水了，在過去幾十年時間裡，我們的中國經濟奇蹟把一些的風險因素都掩蓋下來，另外人們在經歷局部風險的時候也可以通過改革和開放順利過渡掉了其中一部分結構性風險，因此我們中國人習慣了中國智慧可以解決一切問題，可是萬一碰上我們很難依靠局部發力解決的全面性系統風險怎麼辦呢？這個問題中國人在以前似乎從未思考過，所以就造成了中國人極度匱乏對全面風險的認知和理解。
你可以想象一下，發生在大洋彼岸的美國次貸危機，如果發生在我們中國，我們中國的經濟能夠經受得起考驗嗎？日本的衰落之路，如果發生在我們中國，我們會承擔什麼樣的後果？我們似乎一直都在說我們中國特色的不同於眾，卻從未思考過如果同了怎麼辦？
預期的設定不要總是傾斜向不同於其他人的經驗，這樣是不客觀的，尤其是對於風險預案的評估體系而言，機會是傾向於對等的，就算我們有西方抉擇的經驗作為參照物，公平考慮到每個國家的具體情況，可能連政策抉擇之後的後果都會出現不一樣的情況，那麼我們對於他人經驗的借鑑就是完全在走錯路的後果。
基於這種極其缺乏認知的風險評估態度，我認為這就是中國面臨風險時最大的灰犀牛風險——一種人們明知道風險出現在什麼地方，卻因為認知的固執性因素不能客觀理解風險程度而無法發動預期力量去避免全面性系統風險的“觀念灰犀牛”效應。
認知意識反而成為了“灰犀牛”
三、缺乏認知風險防範成了最大的灰犀牛
本來風險防範意識是為了應付和防範風險出現而做的第一道防線，就是讓人們首先在全面性風險未到來之前對其有一個相對客觀的評估範疇，畢竟人類經濟發展的歷史上已經經歷過了非常多次全面性的風險，最恐怖的一次就是192年年美國那樣的經濟大蕭條。人們如果能夠深刻意識到危機的萌芽和發展脈絡，也許可以起到減小損失和縮短復甦過程的作用。
可是一旦我們連第一道防線都成為了一個可以看見自己認知錯誤，卻不知悔改的灰犀牛風險的時候，風險防控體系的第一道閘門就已經轉變成為了風險的一部分，甚至可能是最讓人擔心的一部分，這該怎麼辦呢？
沒有借鑑的經驗，中國的經濟發展進程跟世界上的任何一個國家都完全不同；沒有經歷過全面性風險，中國人意識不到風險的可控因素到底有多大；沒有客觀評價誘發風險因素的程度標準，我們陷入了一種自我安慰的美好願景當中。
中國經濟的順風順水，給了我們一種錯覺就是我們中國人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改變一切，甚至是經濟規律的影響也不在話下，這是一種非常大的誤區。
四十年改革開放，我們前三十年發展速度都是以雙位數計算的，世界第一無人能及，這不可否認是我們中國人值得驕傲的地方，但是我們是不是就能基於此等成就的經驗去忽視經濟規律的作用呢？
客觀一點講，我認為是不能的，經濟規律的影響有好有壞，我們不能單純只看到我們依靠經濟規律得到的好處，卻毅然決然地忽視掉弊端，甚至無視弊端被掩蓋的事實。
然而就現在中國人的觀念來看，人們依然缺乏對全面性系統風險的客觀認知，儘管國家規劃中提及到了這個方面的內容，也涉及到了一系列針對經濟弊病的改革方案，甚至著手在一些方面已經深入應對，但就整體而言，我仍舊覺得整個國家層面的意志還沒有得到統一認知。
如果大部分人依然沒有認識到這種風險的危害程度，不能形成一個體系性的統一風險認知，那麼國家經濟很難做到全面性警惕風險到來的防範規劃和抵禦風險部署，這就是一個最大的麻煩。
風險考驗是一種經濟規律，終將到來
四、地產危機、債務危機、槓桿危機必然會出現
經濟規律之所以成為經濟規律，那是因為長期經濟發展中得到的實際總結，這些經驗在人類社會發展的過程中無數次被驗證。在這些經驗總結中，人們總是會發現經濟運行中弊端和優勢的相伴相隨，經濟風險總會在一定歷史條件下被催生出來，反覆如此，這就是所謂的經濟週期。
因此風險和危機的必然性決定了，人們在經濟規律指導下的經濟活動只會掩蓋矛盾和弊端，並不能夠剝離這種現實因素。
經濟擴張時期，人們往往過於注重金融應用帶來的優勢作用，因此都會在擴張期過度使用金融手段以達到最大需求的效果，然而這樣的經濟繁榮之下往往都伴隨著對金融管控的非理性考量，最終的後果就是一切被掩蓋的危機終將爆發出來，並催生出下一個經濟週期的迫切需求，這就是經濟週期運行的軌跡。
因此對於我們中國的經濟而言也是一樣的，所有的地產危機、債務危機、包括金融槓桿危機終將到來，只是時間的問題。而我們中國人之所以到現在為止經濟依然沒有遇見全面性系統風險的考驗，是因為其中的誘因被我們通過一次次的經濟改良所壓制了，另外中國經濟的發展動力在前數十年的過程中達到了無以倫比的巔峰拉長了整個經濟調整的週期運行。
現實經濟運行的過程證明，一切被壓抑的風險過程都是累加的過程，風險沒有被釋放的時候，人們永遠只會迷信於過往經驗帶來的思考，想要改變這種風險評估認知是非常困難的。
因此當所有的危機壓抑被釋放的時候，人們往往難以做到客觀對待，並迅速轉變應對，從而降低風險爆發帶來的破壞和損失。
人們清楚的知道弊端在什麼地方，也知道危機的誘因，但就是因為認知上的問題導致難以避免，而這種全面性的危機一旦爆發，是會產生連鎖反應的。
這就是灰犀牛真正大而難以抵禦的原因。
週期漲落中的恐懼和貪婪
五、恐懼和貪婪帶來的經濟癥結
實際上所有的危機癥結可能都是人類在經濟活動中的恐懼和貪婪帶來的經濟癥結，即貪婪需求和恐懼後果。
就好像人們貪婪溫飽的需求，就構築了一系列的追逐溫飽的經濟生產鏈條，最終形成完整的產業鏈。而一旦人們貪婪吃飽之後，就會產生恐懼後面萬一再吃不飽怎麼辦？於是人們想盡一切辦法改進生產流程和效率，造成溢出需求的部分，這個中間危機就會醞釀，溢出多少算是頭呢？這是一個未知的過程，這就會產生價值氾濫，最終導致經濟價值的貶值定義，如此這般週而復始，循環罔替。
其實這就是凱恩斯主義的經濟週期中的刺激——膨脹——衰敗——再刺激的週期定論，而中間帶來的恐懼和貪婪是人類經濟活動中無法避免危機的根本所在。凱恩斯主義只提倡的金融手段刺激，因而強化了單一的金融手段作用，卻忽視掉了金融應用中間產生的弊端。
而一旦這種需求的貪婪和恐懼帶來的弊端在忽視之中被不斷積累，就逐步形成了全面性系統風險，從而造成對經濟運行的極大打擊，進入衰敗階段。
我們中國人其實也不例外，之所以我們從未經歷過全面性系統危機，是因為我們越過了資本主義國家的全生產要素過程，從而導致我們對於需求的渴求被放大了，基於這種需求渴望的發展的巨大動力，催生除了世界上獨一無二的中國特色，中國奇蹟一方面造就了經濟上的不可思議，另一方面的確拉長了經濟週期，我們的在刺激階段的需求遠遠比西方國家要大得多，因此膨脹階段也相當漫長。
換而言之，我們的風險累加階段被無限後延了，但是這也會造成兩個極度不好的後果，其一我們會對成功經驗過度迷信，造成風險意識的麻痺；其二就是風險累積的數量級別可能會大得多，因為小風險都被改良之後得以後延了。風險永遠只在爆發和爆發的路上，後延只能改變爆發的時間，而改變不了面對風險的現實意義。
因此我們必須警惕真正的拐點時刻是否已經到來，這是階段性轉變和風險誘發的關鍵所在。
明斯基拐點考驗風險承受能力
六、中國明斯基時刻是不是當下？
那麼我們當下是不是正在面對明斯基時刻呢？我認為很大可能上是的。
其一在於中國經濟這麼多年的高速增長，正在面臨下行風險，從2017年以來，中國的經濟增速真正步入個位數時代，這是一個國家經濟數據進入拐點的明顯特徵。
其二在於國家經濟面臨產業性結構調整的趨勢十分明顯，基於整體體量的龐大變動，帶動了整個國家經濟結構的深刻變革，這也是另外一種意義上的拐點象徵。
其三在於外部世界經濟變動同步影響，中國經濟已經不是單純的自我發展，融入世界環境和經濟結構的中國是世界經濟的一部分，甚至是非常重要的發動機部分。世界經濟面臨復甦乏力的後果，中國經濟一樣需要承壓，這是大的世界金融拐點中中國的部分。
因此我認為我們中國的經濟新常態正在面臨明斯基時刻的挑戰和考驗。
中國智慧
七、中國智慧能不能化解這隻可怕的“灰犀牛”？
我們缺乏面對風險的經驗，意識，甚至連國情也與西方國家完全不同，那麼我們到底要怎麼對付著頭可怕的“灰犀牛”呢？
直面風險，才能客觀認識風險，才能深刻剖析風險的利弊得失，最終形成良好的風險抵抗機制。而不是讓風險防範意識本身就成為一種不可避免的“灰犀牛”，如果人們從最源頭上就不願意自己離危機不遠，而風險又正在切切實實地到來過程中，我們就需要承受全面承受風險帶來的全方位全力度的傷害和打擊。
中國魄力是基石，我們中華民族曾經無數次在戰火中承受洗禮和考驗，我們都依靠這魄力和勇氣走過來了。只有魄力和勇氣才能讓我們直面困難和挑戰，即使是我們從未經歷過的經濟風險。風險並不可怕，可怕得是輕視和逃避。直面和承認風險的存在，需要我們的魄力和勇氣，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真正的去評估風險的威力到底有多大。
中國擔當是動力，我們的國家需要擔當者，經濟風險的考驗是我們自身的經濟發展所要面對的問題，同時也是時代考驗中國經濟含金量的磨刀石，我們是否能夠有擔當的去應對，是每一箇中國人的責任，也是這個國家和民族的智慧。
中國眼光是方向，中國人應該以民族復興為使命，意識到當下的困境是風險也是機遇，當全面風險來臨之時，我們能夠更加宏觀得去看待、更加微觀得去解決這些問題，那麼我們對此毫無畏懼。
中國改革開放是手段，改革開放締造了中國的經濟奇蹟，這是因為改革開放之中蘊含著中國人的創造和包容，一切風險的化解都源之於自我革新和順應時代潮流，只有深刻的改革開放才能夠讓中國人宏觀評估國家利益得失和風險利弊，這是中國人不斷前進的根本動力。
因此如果這頭“灰犀牛”風險能夠讓國人意識到風險的切實存在，那麼我們甚至應該感謝它。因為有的時候風險的意義不一定都是傷害和損失，同樣也是一份寶貴的經歷和教育。
風險不可怕，可怕得是不願直面風險
八、風險讓人害怕才是真正的收穫
我們中國人從未經歷過巨大的風險挑戰，而這種全方位的風險缺失，的確讓國人陷入了有恃無恐的心態當中去，如果任由“我們永遠都不會有風險”這頭灰犀牛發展下去，我們的風險意識什麼時候才能夠客觀公正呢？
一個人如果缺乏風險意識，可能最多影響一個人的風險損失，但是一個國家的經濟風險牽涉的層面和影響力實在是太過於巨大了，如果我們失去了風險防控的機制和意識，那麼我們就失去了應對風險的先手了。
灰犀牛效應是基於大而被忽視，意識如果大而被忽視，這才是大麻煩！畢竟意識風險的傷害是基於風險防控基礎上的，而不是等到危機到來時才驚慌失措。
有的時候，風險讓人害怕才是真正的收穫，不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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