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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夢到徽州，一生痴絕處
—— 湯顯祖
徽州文化即徽文化，是中國三大地域文化（敦煌學、藏學、徽學）之一。指古徽州一府六縣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總和，而不等同於安徽文化（安徽文化由徽州文化、淮河文化、皖江文化三個文化圈組成）。
徽州位於皖南山區，黃山雄奇甲天下，白嶽旖旎稱神州。這裡山清水秀，人傑地靈。思想偉人，學術鉅子，燦若群星；新安文化，徽州藝術，萬紫千紅。勤勞的徽州人民在這裡創造了璀璨奪目的歷史文化，引領風騷千餘年。提到徽州文化，人們總以博大精深相稱。所謂博大，指其取得的輝煌成就，幾乎涵蓋了中華傳統文化的各個方面，在思想哲學、道德倫理、語言文字、文學藝術、文化典籍、科技工藝等各個領域都有上乘表現，且自成體系；所謂精深，乃言徽州文化的水平並不是一般性的，其所展現的高深的思想造詣、精湛的藝術水準與豐厚的文化內涵，既顯示了地域特色，同時也是那個時代最高水平的一個代表。它集中地體現了當時文化發展主流的諸多方面，異彩紛呈，貢獻巨大。那麼，如此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是如何形成的呢？它的歷史發展軌跡又是怎樣的呢？
❖ 徽州歷史沿革
徽州，簡稱“徽”，古稱歙州，又名新安，下轄歙縣，黟縣，休寧，祁門，績溪，婺源六縣，統稱“一府六縣”。由今黃山市及婺源縣（現屬江西上饒）、績溪縣（現屬安徽宣城）組成。
徽州脫胎於隋文帝開皇九年（589年）所置的歙州。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年），改歙州為徽州，府治所在為歙縣，歷宋元明清四代。1934年由於蔣介石的軍事需要，婺源被劃入江西，後因婺源民眾發起返徽運動及同鄉胡適等人奔走努力，迫於民意，抗戰勝利後劃回徽州地區。但由於軍管問題，1949年婺源又被劃入江西省，延續至今，此為徽州歷史上的兩次婺源隸贛事件。
1987年，為響應中央打好黃山牌以發展旅遊業，績溪縣與太平縣交換被劃入宣城，徽州地區改名黃山市。
徽州是中國歷史上的經濟文化重鎮。清順治十八年（1661年），因江南省過大，為維持中央統治，順治將江南省拆分為“江南右”與“江南左”。1667年，“江南右”取江寧府、蘇州府首字，改稱為江蘇省，“江南左”取安慶府、徽州府首字，改稱為安徽省。
❖ 徽州商人
“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歲，往外一丟”，這句俗諺言簡意賅地道出了徽州人經商傳統的由來。
徽州地區素有“八山半水半分田，一分道路和莊園”之說，山地貧瘠，耕地甚少，按照農耕文明的邏輯，生在徽州當然是“前世不修”。被逼無奈的徽州人為了生計只能外出闖蕩，顧炎武說：徽州“中家以下皆無田可業。徽人多商賈，蓋勢其然也”。但也由此造就了一個縱橫數百年的商幫。
前世不修，
生在徽州。
十三四歲，
往外一丟。
徽州商人，即徽商，又名新安商人，俗稱“徽幫”,是徽州府籍商人集團的總稱。他們是明清時期與晉商齊名的商幫，影響極大，縱橫中國商界五百餘年，江南一帶的市鎮常有“無徽不成鎮”“徽商遍天下”之說。
譬如揚州的鹽商中就以徽商的影響力最大，從明萬曆四十五年（1617年）到道光十年（1830年），徽州鹽商基本把持了全國的鹽業運輸和買賣，徽商也在這一時期控制了全國財政的4/7。徽州人汪應庚、汪廷璋、江春、鮑志道等都是煊赫一時的兩淮鹽總。
徽州商訓
斯商：不以見利為利，以誠為利；
斯業：不以富貴為貴，以和為貴；
斯買：不以壓價為價，以衡為價；
斯賣：不以賺贏為贏，以信為贏；
斯貨：不以奇貨為貨，以需為貨；
斯財：不以斂財為財，以均為財；
斯諾：不以應答為答，以真為答。
而在諸多徽商之中，最著名的莫過於績溪商人胡雪巖。在胡雪巖之前，只有乾隆年間有過戴紅頂戴的鹽商，既戴紅頂戴又穿黃馬褂者，歷史上卻僅有胡雪巖一人，他也由此成為名噪一時的“紅頂商人”。人稱“為官須看曾國藩，經商必讀胡雪巖”。
❖ 徽州文化
徽州文化，又稱徽文化。主要由徽劇、徽菜、徽州雕刻、徽州刻書、徽派篆刻、徽派版畫、徽派建築、徽派盆景、徽州村落、徽州民俗、徽州方言、新安理學、新安醫學、新安畫派等文化藝術形式共同構成。
徽州文化是一個極具地方特色的區域文化，其內容廣博深邃，深切透露了東方社會與文化之謎，全息包容了中國封建社會後期民間經濟、社會、生活與文化的基本內容，被譽為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典型標本。學術界對其研究，經歷了大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後更是日趨火熱，逐漸形成了一門相對獨立的社會科學學科 --“徽學”，其與敦煌學和藏學齊名於世。
十戶之村，
不廢誦讀。
徽文化形成的背後，是徽州盛行的讀書風氣和徽商亦賈亦儒的品性。在外的徽商一旦發跡，衣錦還鄉，便大興土木，建樓院、祠堂，修路橋、會館，特別是熱衷於開學堂、辦試館，培養人才。同時自唐代以來一千餘年穩定的“一府六縣”格局，也為徽文化的形成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明清時期，僅有六個縣城、人口最多時不過七十萬人的徽州府，就出現了1136名進士，因而造就了“連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父子尚書”“一榜十九進士”“四世一品”的逸事。更讓人驚歎的是，從唐武德五年（622年）正式開科取士，到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廢止科舉，一千三百年間，全國共錄取狀元八百多名，平均三個縣才有一名。而歷史上人口長期不過十七、八萬人的休寧縣，卻擁有十九名狀元，是當之無愧的中國狀元第一縣。更是讓人嘖嘖稱奇的是，黃庚、黃軒、黃思永三位黃姓狀元都來自於休寧縣五城鎮的黃氏宗族，可謂“一鎮三狀元”。
盛行的詩書禮儀之風，孕育了瑰麗而鮮明的徽文化，給後人留了異彩紛呈的人文景觀和歷史景觀。
❖ 徽州文化是在獨特的地理和人文環境中生成的
地理環境是徽州文化形成的一個重要因素。徽州地處萬山之中，川穀崎嶇，峰巒掩映。雖然山川秀麗，風景絕佳，但“其地險狹而不夷，其土驛剛而不化”。特別是其中能夠開墾的土地所佔比例很小，俗稱“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莊園”。人們不得不在石頭縫裡種莊稼，所墾梯田拾級而上，指十數級不能為一畝。這與平原地區得天獨厚的耕作條件形成成了鮮明對比。在農耕時代，這樣的生存環境與其說是很差的，毋寧說是惡劣的。然而，徽州人並沒有向惡劣的自然條件屈服，世世代代勤于山伐，能寒暑，惡衣食，不畏險阻，艱苦勞作。在與峭山激水的反覆搏鬥中，徽州人愈發堅忍不拔，培養了氣質，締造了精神。
徽州山水的靈性，化為徽州人的品格。南宋休寧知縣祝禹圭說，徽州“山峭厲而水清激，故稟其氣、食其土以有生者，其情性習尚不能不過剛而喜鬥，然而君子則務以其剛為高行奇節，而尤以不義為羞”。南宋著名學者羅願說：“其山挺拔廉厲，水悍潔，其人多為御史諫官者。”清代樸學大師戴震亦說：“生民得山之氣質，重矜氣節。”“地理環境對徽人性格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其中最為突出者，即是賦予了徽州人一種剛性氣質。或負豪使氣，爭為長雄；或剛而喜鬥，難以力服，而易以理勝。其為官者，剛正不阿，多為御史諫官；其為學者，空所依傍，獨立思考，多有創見。正是山區這種特殊的地理環境，造就了徽州人的骨骼，成就了徽州人的性格。
❖ 文化融合是鑄就徽州文化的核心因素
秦漢以前，生活在徽州這片土地上的主要是山越人。山越人以伐山為業，刀耕火種，勇悍尚武，是為山地遊耕文化。從大的方面來說，則屬於中華文明源頭之一的南方越文化。另一方面，徽州區域自秦置黟、歙二縣，中原漢文化開始滲入。至東漢初年，即有中原大族遷徙徽州。中國歷史上每逢朝代更替，常常發生動亂。當大動亂 動亂髮生之際，不僅平民百姓，就是世家大族也會受到沉重打擊，而被迫舉家遷徙。如歷史上有名的西晉末年永嘉之亂、唐末黃巢之亂以及宋金戰爭等，這些大動亂都引起了北方士民大舉遷入徽州。遷徽後的世家大族仍聚族而居，重視教育，崇尚儒雅，帶來了中原文明。
隨著人口繁衍與族群擴大，遷徽士民反客為主，而成為徽州的主要居民。在此期間，一些擔任郡守的文人名宦，如南梁之任昉、徐摛，唐朝之薛邕、洪經綸等，都大力推行禮儀導文學雅”，成為徽州的社會風尚。於是，中原文化漸漸佔據了主導地位。然而並不能說，中原漢文就取代了當地山越文化。唐人呂溫說：歙州“地雜甌駱，號為難理”； 甌駱，即指越人；難理，指徽人爭強好勝、健訟喜鬥而言。徽州難治是出了名的，直到明清仍有此類記載。這說明山越文化的影響一直是存在的。在兩種不同文化的交匯之中，免不了碰撞和衝突，但更多的是交融與匯合。這種融合是雙向的。中原文化強有力地影響了山越文化，促其益向文雅；而山越文化也深深地滲透到中原文化之中，使之趨於剛健。
在徽州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中，諸如重視教育的儒家傳統，崇尚儒雅的社會風氣，維繫族群的宗族觀念，等等，都明顯具有中原文化的特質；而其剛健有為的積極進取意識、吃苦耐勞的徽駱駝精神、向外拓展的開放風氣等，則無疑皆反映出山越文化的元素。徽州文化既體現了中原文化的儒雅風範，又滲透著山越文化的剛強氣質。中原文化與山越文化二者相輔相成，從秦漢至隋唐五代，經過長期的交匯融合，結果演繹成具有特色的徽州文化。徽州文化並非中原文化單純的傳承而是具有了新的特色。例如，中原的農耕文明，本是一種定居文化，一般都安土重遷而徽州文化則有所不同，無論科舉出仕，還是外出經商，都大規模地走了出去，其中固然有地理條件這個因素，但也是由於徽州人具有向外拓展的開放精神所致。
總之，大規模移民活動促成的文化融合，以及獨特的山區地理環境，孕育了具有特色的徽州文化。其基本精神，諸如崇文重教的儒家傳統、剛健有為的積極進取意識、向外拓展的開放風氣、吃苦耐勞的徽駱駝精神等，構成了徽州文化的主體，形成了徽州文化的核心。這些文化因素對徽州發展的影響巨大而深遠，使其後的徽州能在一個高起點上異軍突起。
在中國歷史發展演變的偉大長河中，宋代以後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宋代以前中國的經濟文化重心一直在黃河流域，在北方；而宋代以後中國的經濟文化重心則移至長江流域，移到了江南。這一轉移始於六朝唐代，至宋代最後完成。宋代土地私有制進一步發展，商品經濟十分繁榮，海外貿易頗為興盛。與經濟重心南移的同時，徽州的地位隨之大幅提升。徽州雖不處於江南三角洲的核心地帶，但距離杭州並不遙遠，“其地接於杭睦宣饒，四出無不通”，宋南遷後，“中興實為輔郡，四朝涵育，生齒日繁，地利日闢，人力日至”。輔郡，即畿輔之郡。徽州無疑屬於當時江南最為發達的經濟文化圈之內。其後，隨著經濟文化的進一步發展，徽州在全國經濟文化發展座標中的地位愈益突出，更加重要。
徽州文化的形成與發展並不侷限於徽州本土。正如胡適所言，對徽人來說，有所謂的小徽州與大徽州。小徽州即指徽州本土，大徽州則指徽州以外的華夏大地乃至海外的廣大空間。徽州文化既發達於徽州本土，又活躍在華夏大地。徽州本土的狹小促成了徽人的向外擴展。最初當是一種不得已的行為而後則成了一種社會風尚。黴人通過經商、科舉、出仕、遊學、移居等種種途徑，與外界建立了廣泛的聯繫和交流。
❖ 宋代之後，這種交流一直未有中斷，明清時更為頻繁，形成高潮
這種交流是雙向的、互動的，相互影響，相得益彰。在這種交流中，徽州於經濟上聚天下之財富，文化上得五方之風氣，與此同時，徽商置業四方，稱雄宇內，徽人出仕、遊學，遍及各地。富有特色、獨領風騷的徽州文化也隨之傳播四海，在各地開花結果。徽州成為那個時代經濟文化發展的一個交匯之地與輻射中心。徽州文化的形成、發展與繁榮，乃是充分地利用了大徽州這個廣闊的舞臺，有賴於此者至大矣。
自隋唐興起的科舉制度，至宋代也進入了全面發展的階段。宋統治者大力開科取士，使之成為選拔官員的主要手段。徽州人以其文化優勢及時地抓住了這個歷史機遇，科舉出仕者大增。最新研究成果表明，兩宋時期徽人登科總人數為861人，而在唐五代時期徽人登科者僅10人。宋代徽人擔任過四品以上官職者達30餘人，所謂“宋興，則名臣輩出”是也。徽州人首先在政治上實現了崛起。
宋代理學的興盛，把儒家思想推向了新的階段，在中國思想文化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之意義。理學起於北宋周敦頤、程顥、程頤等人，至南宋朱熹為其集大成者。此後盛行於世，元明清統治者獨尊理學，成為中國封建社會後期官方的意識形態。朱熹理學甚至影響東亞，遠播歐洲。以徽州為故里的朱熹及其理學，對徽州本土影響至深至大。經過元代的發展，形成了新安理學學派。“朱子之學雖行天下，而講之熟、說之詳、守之固，則惟新安之士為然。”徽州人成為踐行理學的典範。而徽州本是“程朱桑梓之邦”，“婺源之有朱子，猶鄒之有孟子、繼曲阜之有孔子也”。自南宋“鹹淳五年（1269）詔賜文公闕里於婺源”之後，向有“程朱闕里”“東南鄒魯”之稱，即徽州乃為中國封建社會後期儒家代表人物的發祥之地，其所處地位不言而喻。
宋代以後，徽州迎來的另一個歷史發展機遇，則是商品經濟的興盛繁榮。 宋元以降，特別是明中葉以後，商品經濟顯著發展。這是中國古代商品經濟 發展的一個新的高峰。其顯著特點是：主要民生用品商品化程度增大；長距離販運貿易發展；商路增闢和新興商業城鎮增加；大商業資本興起，等等。總括起來即是全國性市場形成。明清時代商品經濟的發展與全國性市場的形成，為徽商的崛起提供了廣闊的舞臺。不過，商品經濟的發展只是一個客觀條件，它對當時的人們來說，機會大致是相同的。
那麼，歷史為什麼選擇了徽州人，最後是徽商稱雄四海呢？這與徽州文化有密切關係。在以農為本、安土重遷的時代，外出經商首先要克服死守故里的觀念。徽州人能夠做到“十三十四，往外一丟”，勇於外出經商，並且成為一種風尚，是很不簡單的。這種向外拓展的開放精神，正顯示了徽州文化的特色。當然，徽州人外出經商有地理條件這個因素，由於山多田少而不得不外出謀生。但明代各地因饑荒徭役而外出逃生者極為眾多，這些人沿街乞討者有之，為人幫工者有之，充當奴僕者有之，更多的人則是四處流浪， 難以控制，史稱“流民”。
終明之世，流民一直是無法解決的一大社會問題。而徽州人外出則主要是從事商業活動，並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這是因為，徽州文化崇文重教，教育十分發達，“十戶之村，不廢誦讀”，莫不有學有師。
正是教育的普及為經商準備了必要的條件。無需贅言，目不識丁是難以外出經商的，即使中小商人，也必須具備一定的文化知識。至於那些在全國性市場環境下從事商貿活動、進行大商業資本運作的富商巨賈，更需要較高的文化素養。黴商許多人本來就是儒者，他們以儒家理念來指導其商業活動，賈而好儒，而被稱為儒商。正如戴震所言，徽人“雖為賈者，鹹近士風”。富有特色的徽州文化在徽商崛起的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毋庸置疑。而徽州宗族也有開放的一面，對徽商的經營活動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他們籌集資金，為徽商創業提供資本；輸送人力，以建立徽商對行業的壟斷；利用宗法，來強化徽商的商業組織，等等。徽州宗族成為徽人外出經商的可靠保障和堅強後盾。
❖關於徽商取得的巨大成就，當時頗有記載
明人謝肇淘說：“富室之稱雄者，江南則推新安，江北則推山右。新安大賈，魚鹽為業，藏鏹有至百萬者，其他二三十萬則中賈耳。”活躍於明清時代的徽商，足跡幾遍宇內，從偏遠的沙漠到神秘的海島，乃至於海外；其資本雄厚，積累了鉅萬財富，藏鏹百萬、千萬；他們掌握著某些行業的壟斷性經營，如鹽業、典當業等；他們擁有各個商幫之首的地位；他們從明中葉興起，至嘉靖、萬曆時達到繁盛，在清代又有一個大的發展，稱雄於全國商界數百年之久。徽商活動的意義遠遠超出商業本身，對當時的經濟、文化等都發揮著重要的作用與影響，促進了社會的變遷。
明中葉以後商品經濟的發展，不僅是中國古代商品經濟發展的又一個高峰，而且出現了一些新的因素，如全國性市場的形成、新的生產關係萌芽，等等，顯露出從傳統走向近代的曙光，具有時代轉型之意義。在這一時代轉型的潮流中，徽商所扮演的角色不只是受益者，也是推動者；不只是參與者，更是拓者。即明清商品生產的發展和全國性市場的形成及商人集團的興起，二者也是一個互動過程，並非是商品生產發展了，全國性市場形成了，然後才有人集團的興起。當時，徽商經營的範圍甚大，地域極廣，影響至深。
“其貨所不居，其地無所不至，其時無所不騖，其算無所不精，其利無所不專，其權無所不握。”商業的繁榮也促進了商品生產的發展和全國性市場的形成，在這一方面徽商等商人集團與有力焉，貢獻尤大。徽商乃為這一商品經濟發展大潮的領軍者，而處於時代發展之前列。
徽商是在具有特色的徽州文化背景下發展起來的，而徽商在經濟上的成功反過來又在各方面影響著徽州的文化發展，從而造就了明清時代徽州文化的昌盛。經濟與文化互動，在徽州歷史上被演繹得淋漓盡致。徽商取得的財富成為徽州文化昌盛的物質基礎。徽商對教育科舉、文化藝術、建築園林、公益事業等投入了大量財富；還以其雄厚的經濟實力為徽州培養造就了大批人才，包括一批出類拔萃的文化人才，從而鑄就了徽州州文化的輝煌。
明清時代 的徽州文化光輝燦爛、萬紫千紅。如徽州教育、新安理學、徽派樸學、新安畫派、徽派篆刻、徽州版畫、徽州刻書、徽州三雕、徽派建築、徽州園林、新安醫學，以及自然科學、數學、徽劇、徽菜等，幾乎在各個文化領域都取得了輝煌成就，有的領域臻於極致，後世難以企及。其水平之高、貢獻之大，世所公認， 它們既有地方文化之特色，同時也是當時主流文化的一個代表，或在中國文化史上佔有一席之地，而成為燦爛的中華文化之一瑰寶，具有典型性與普遍性的特點。
隨著商品經濟的繁榮與徽商的成功，人們的思想觀念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明後期文壇領袖、徽人汪道昆說：“大江以南，新都以文物著。其俗不懦則賈，相代若踐更。要之，良賈何負閎儒！則其躬行彰彰矣。”又說：商農“各得其所，商何負於農？”到清代徽州學者俞正燮亦說：“商賈，民之正業。”他們不僅發出了“商何負於農”的質疑，而且正面肯定了商賈本是民之正業，商與農是平等的，從根本上批駁了商不如農的傳統觀念。這種文化自覺，顯然是對歷來重農抑商政策的否定，是對當時仍在流行的商為四民之末觀念的批判，是對幾千年來根深蒂固傳統的挑戰。其意義已不限於地域文化範疇，而是發出了時代的先聲。
❖逮至近代，由於徽州傳統文化的厚重，不免給其轉型帶來了負面影響
徽商在近代失去了領袖群倫的地位，而徽州社會的轉型亦步履蹣跚。儘管如此，徽州文化在向近代轉型的進程中仍不乏亮點，值得關注。徽派樸學大師戴震，作為18世紀中國唯物主義哲學家，其思想顯露出的近代氣息，具有早期啟蒙之意義，已眾所周知。鴉片戰爭前，俞正燮秉承徽人的剛毅氣質和求實精神，發表了許多離經叛道之論，勇於向傳統觀念宣戰，被稱為中國思想界三賢之一，特別是其維護婦女權益、主張男女平等的諸多闡發，更展現了樸素的人權觀念和平等思想。鹹同兵燹後，寄居徽州的學者汪士鐸，對早婚等諸多陋習痛加批判，闡述了早期的人口思想；又對儒家仁政、德政進行批駁，而主張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
同一時期，徽籍大臣王茂蔭所提出的貨幣理論與財政政策，切中時弊，見解卓越，闡發深刻，在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上佔有重要地位，成為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到的唯一中國人。黃賓虹作為近代新安畫派的代表人物，在總結前人的基礎上，多有創變，獨樹一幟，成為繼漸江之後的又一個高峰。徽班進京，被公認為京劇發展的源頭之一。
在自然科學方面，徽州數學家汪萊成就斐然，他提出的P進位制的理論，實為現代計算機原理之先河。至於徽人胡適，作為五四時期新文化旗手的地位與作用，無需贅言。其主張固然是對傳統文化的一種反駁和揚棄，然而，從其批判精神來說，卻是與朱熹、戴震這些徽州先賢們一脈相承的。而以上這些在徽州文化轉型中閃光的人物，也無一離不開深厚的徽州文化沃土的孕育。
回顧徽州歷史文化的發展進程，交織著人與自然的磨合，不同文化的融合以及經濟與文化的互動。歷經千錘百煉的磨礪，造就了具有較高素質的徽州人。徽州文化是時代發展的產物，宋代以後經濟文化重心南移和商品經濟的發展，為徽州的崛起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徽州文化又是利用大徽州即本土以外的廣闊舞臺而發展起來的。歸根結底，徽州文化是具有較高素質的徽州人所創造的，是高素質的徽州人及時地抓住了時代發展的機遇，充分利用大徽州的廣闊舞臺，而創造的光輝燦爛的徽州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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