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德國有一個名叫辛德勒的商人，因拯救猶太人而書寫了舉世聞名的“辛德勒名單”。抗日戰爭期間，湘西也有一個鮮為人知的傳奇人物，人們稱之為救護中共地下黨員的“辛德勒”，她就是被中共湘西地下黨人稱頌為“革命老媽媽”的羅文敏。
上圖為20世紀80年代初期，一批曾經被羅文敏營救轉移過的共產黨員在長沙共同座談回憶羅文敏當年的感人事蹟，圖為會後合影。前排從左至右，依次為諶鴻章、梁春陽、梁延綺、肖韻珊；後排從左至右依次為楊昌休（易揚）、田成上（田季文）、唐知白（唐振宗）等
我們從一張上個世紀80年代初期有些微微泛黃的老照片上，可以清晰地辨認出抗戰時期中共湘西地下黨的一批風雲人物。照片的前排從左至右，依次為湘西工作委員會委員諶鴻章、湘西工作委員會書記梁春陽、鳳凰縣委委員梁延綺、肖韻珊；後排從左至右，依次為鳳凰縣委委員楊昌休（易揚）、田成上（田季文）、鳳凰縣委書記唐知白（唐振宗）等。他們共同回憶起羅文敏，在湘西地下黨處於極端困難的時候，與共產黨同舟共濟，不顧個人安危，為掩護地下黨的活動，做了不少工作。她不僅從精神上給同志們以支持與鼓勵，而且從物質上也給予無私的援助，使一大批共產黨員免遭屠戮。她是中國共產黨的好朋友。
受進步思想的影響
1899年8月，羅文敏出生於保靖縣遷陵鎮一戶普通的土家族居民家庭。16歲時，因封建習俗，為給身患肺病的未婚夫彭勇謙“沖喜”而結婚。17歲時，女兒呱呱墜地，取名彭司琰。3年後，丈夫便一病不起，撒手人寰。從此，她外擔“剋夫”惡名，內受無子之苦。親友勸其改嫁，她均未應允，母女二人相依為命。公公彭瑛萬為了傳宗接代，為她過繼了兩個兒子。
大革命時期，羅文敏表弟姚彥在北京求學，每次回家，都向親友宣傳革命道理，羅文敏深受影響，不顧公婆的反對和幼女的拖累，毅然堅持在保靖湘西十縣聯合女校讀書。學校停辦後，她考取長沙自治女校，因時局動盪，繼續讀書的願望落空。女兒彭司琰在母親的教誨下，勤奮好學，從長沙周南女中初中畢業後，繼續在省立桃源女子師範學校讀書，畢業後回鄉任教。
抗戰爆發後，湘西局勢發生巨大變化。共產黨人的抗日救亡宣傳，像一股春風，喚醒了沉睡中的湘西人民。1939年初，在縣立模範小學任校長的女兒彭司琰和繼子彭司續都參加了地下黨。彭司琰還擔任了中共保靖縣委的負責人，在縣委的領導下，創辦校刊《模範小學生》，刊登教育要適應抗戰形勢的文章，反映學生搞義賣、支援抗戰活動的速寫畫等；在黨組織的外圍成立了“青年戰時服務團”“讀書會”等抗戰團體。彭司琰等經常組織學生和群眾演唱《黃河大河唱》《義勇軍進行曲》等抗戰歌曲，並組織抗戰宣傳隊深入偏遠的山村演出戲劇《送郎上前線》，方圓10多里的農民都打著火把來看他們的節目。彭司琰同時還擔任了縣婦女會主任。她組織召開了縣婦代會，積極宣傳婦女解放和抗日救亡的主張，並動員婦女界人士和學生為抗戰義賣和募捐，為前方將士做寒衣。她還根據黨組織的要求，做好保靖縣上層人士的團結、爭取工作，把儘可能多的力量團結到抗戰救亡的隊伍中來。一時間，在這座地處湖南西部邊陲的小山城，人們隨時隨地都可以聽到團結一致、抗日救亡的宣傳和前方將士英勇殺敵的消息。
這一切都使羅文敏感受到了新的生活氣息，同時也深感不安。就她的知識所及，她知道搞共產黨是被視為“大逆不道”的，她的表弟共產黨員姚彥在北京唸書時，因為宣傳共產主義而與共產黨的創始人李大釗一起被反動派絞殺了。她詢問女兒為什麼要搞那“砍腦殼”的事？女兒抓住機會，將自己的理由一五一十地說給她聽：為什麼要抗日？為什要組織民族統一戰線？為什麼窮人受苦、婦女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等等。雖然許多道理她還不甚明瞭，但她知道女兒所做的事是光明正大的好事，也信服女兒所講的道理。從此，她將自己的安危與女兒所做的事業聯繫在一起，並將自己的家，變成了黨的秘密交通聯絡站。
打造湘西地下黨員的家
1939年6月12日，國民黨頑固派製造了震驚全國的平江慘案，湖南各地慘案迭起，許多共產黨人拋灑熱血。隨著時局的逆轉，湘西各地遭受通緝的共產黨員，紛紛避居保靖。為妥善安置這些同志，保靖地下黨做了大量的工作。在黨組織領導下，羅文敏總是盡最大努力地掩護這些同志，還慷慨解囊，想方設法籌集路費，並冒著生命危險，親自護送同志們轉移。1939年下半年，國立八中的地下黨員吳傑、中共乾城縣工作委員會委員熊漠遠，在羅文敏的幫助下先後安全離開保靖。
保靖地下黨開展活動十分廣泛，由於缺乏秘密工作的經驗，黨組織的工作引起了國民黨頑固派的注意。1939年秋，中共湘西工委負責人梁春陽到保靖傳達湘西工委關於隱蔽黨組織的決議時，旅社、客棧均有警特盤查，不敢留住，八中分部和模範小學又有敵人安下的“釘子”特務，也不敢落腳。保靖中心支部書記彭司鍾便領梁春陽去羅文敏、彭司琰家裡住。她們家平時很少與人接觸，家裡只有年約40歲的母親羅文敏和20多歲的閨女彭司琰。在這種情況下，梁春陽考慮到要把一個年輕小夥子藏在家裡，雖然安全，但將給老人帶來雙重風險：即封建禮教的風險和政治風險，稍一不慎很可能弄得身敗名裂，跳進黃河也洗不清。老人好像看出了梁春陽的心思似地，說：“你是我兒子司續的朋友，住在我們家裡，難道還不應該麼？我家裡既安靜又安全，你需要住多久就住多久，不會有人打擾你的，我也不怕添了麻煩。”就這樣，梁春陽白天不出門，晚上彭司鍾找人來開支部會，和黨員同志談話，上黨課等，差不多住了一個星期,最後安全地離開了保靖。1940年李鰲接任湘西工委書記後到保靖檢查工作，也是住在羅文敏家裡，並受到熱情接待。後來，湘西工委的另一位負責人諶鴻章被轉移到保靖競擇小學教書時，為避免國民黨黨棍特派員舒德球來保靖“視察”時發現自己的身份而引起不必要的麻煩，諶鴻章也曾躲在羅文敏家裡10來天，後又隱蔽在她家柑子園內一個姓田的佃戶家裡，最後安全離開保靖。
凡有中共方面來人，羅文敏總是悉心安排好衣食住行，認真做好警戒工作。每逢開會，不論嚴寒與酷暑，她總是以針線活作為掩護，坐在門口望風。共產黨員金漢虛從永綏（今花垣縣）來保靖時，因工作勞累，身患嚴重的肺病而吐血，黨組織為了躲避敵人對他的追捕，特意安排他在羅文敏家靜養了半個多月。金漢虛在其《勞蛛日記》中寫道：在她家後院的樓上，房間“收拾得很整潔，什麼都給我預備得很周到，連手紙都剪得很整齊。所有這些，都是司琰的母親親手佈置的，這個母親真是太好了”。臨離開保靖時，金漢虛對羅文敏說:“現在我可以走了，這裡有一本《列寧傳》（外文版）和一本自己的日記，為避免沿路盤查，還是把它放在您這裡妥當。”羅文敏答應了他。
做中共黨員虎口脫險的中轉站
為了轉移地下黨員，做好保密工作，羅文敏總是親力親為，不論遇到何種艱難險阻，她總是勇往直前，從不退縮。有一天,從永綏縣一次轉移來了5名青年學生黨員，羅文敏將其中3人安排在自己的閣樓上，兩人安排在縣城對河涼水井的一戶農民家中。為了安全起見，學生們的一日三餐、飲用洗滌，都是由羅文敏親自打理。整天在狹窄的木樓梯爬上爬下，跑涼水井，像一隻蜜蜂不知疲倦地勞作著，羅文敏沒有一絲抱怨。一天，住在涼水井的一個學生感到心情煩悶，竟然沒有打招呼，獨自跑到獅子庵遊山觀景去了。羅文敏聞訊又氣又急，連忙追到山上將他找了回來。這個學生看到平素十分和藹的羅文敏面露焦急神色，意識到自己的行為實在太魯莽了，趕快向她承認錯誤。學生們與羅文敏分別之際，想起她為他們端茶送飯的情景，個個熱淚盈眶，發自內心地向她連連呼喚：“您真是我們的好媽媽！”
1940年3月前後，鳳凰縣委書記唐知白、鳳凰縣委委員楊昌休轉移到保靖縣立模範小學教書，鳳凰縣委委員田成上也來到保靖縣立競擇小學任教。楊昌休一到保靖就受到國民黨政府的注意，特務從辰溪縣假造一封密告信，保靖縣當局向國民黨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嶽發電報請示，準備逮捕他，情況十分危急。保靖縣黨組織決定將他迅速轉移，並連夜趕製假證件，計劃天一亮，由交通員護送他出城去沅陵。誰知，第二天他們還未出城，就發現有人尾隨跟蹤。於是，他們機警地擺脫“尾巴”，躲在王家莊，後來藏在羅家梨子園。羅文敏得知這些情況後，來到羅家，給楊昌休化裝。接著，她將楊昌休帶到樅樹坡向五嬸家隱蔽了幾天。而後，楊昌休才離開保靖，安全到達桂林。1941年至1945年，楊昌休在廣西的中學教音樂。1943年秋，日軍進攻常德。從小聽慣沅江櫓歌與號子的楊昌休，即興寫詞譜曲，創作出氣勢雄偉的抗日歌曲《沅江船伕曲》。這首歌不僅當時在當地中小學生中流行，還被當時活躍在廣西的抗敵演劇四隊用作演出曲目，參加了1944年2月在桂林舉行的西南劇展，並通過西南劇展傳播到國內外。抗戰期間，楊昌休還先後創作了《鳳凰青年服務團之歌》、四部合唱《鐵匠歌》和《黎明頌》等幾十首歌曲，成為遠近聞名的音樂家。後來，楊昌休改名易揚，解放後一直在長沙從事音樂教學和創作，曾任湖南省音協副主席、名譽主席。唐知白、田成上在撤離保靖時，也都得到過羅文敏的無私幫助，得以安全脫險。解放後，他們曾任廣西自治區政協廳級幹部。
白色恐怖日趨嚴重，保靖地下黨組織開始撤退，羅文敏的女兒彭司琰轉移去昆明。1941年3月，永綏和保靖地下黨先後遭到破壞，黨員分散轉移。在永綏女子小學任教的共產黨員朱昆珍，因剛生小孩不能行動，被敵人嚴密監視居住，並勒令她滿月後“自動”投案。在永綏女小進步師生的幫助下，朱昆珍導演了一場投河自盡的假戲後，逃到了保靖。羅文敏熱情接待了朱昆珍，給她穿上青布衣衫，包上了土家婦女的黑布包頭，將其隱蔽在家中。後來，為其安全考慮，決定將其轉移出去。於是，羅文敏拄著柺杖，提著竹籮，假裝到離城15裡外的鄉下撒珠塢去摘茶葉，途中在天堂坡一個庵堂裡，找到了修行的姐姐，向她說明朱昆珍是遠房親戚，因受丈夫虐待，要投河自盡，想借庵堂小住一些天。這樣，化名白微的朱昆珍，便在庵堂裡度過了一段時間。一日，朱昆珍的丈夫、地下黨員舒崇炘趕來，羅文敏為他們籌借了一筆路費，還包下一艘小船，讓他們沿白河順流而下，直抵沅陵，逃離虎口。
堅貞不屈的革命老媽媽
羅文敏這家人來客往的秘密交通站，最終引起了國民黨政府的注意，他們派人抄了家，妄圖搜出進步報刊書籍，作為罪證。而在此之前，羅文敏早已將同志們留下來的東西捆成兩大包，悄悄地送到太山坪涼水井一戶叫戴老四的農民家裡，囑咐他妥善地收藏起來，其中包括金漢虛所寫《勞蛛日記》（解放後將烈士的遺物交給湖南省博物館收藏）。敵人查抄一無所獲，惱羞成怒，將她押至縣黨部，企圖通過逼供從她的口中得到地下黨的情報。羅文敏在敵人面前隨機應變，巧妙周旋，先以“聽不懂”為搪塞，後以“不知道”相推卸，繼以“要證據”而爭辯，再以“不吭聲”來抵抗。敵人見此情形，揪著羅文敏的耳朵，怒聲責罵她裝聾作啞，並扯著她的頭髮使勁往牆上撞。鮮血順著臉頰往下淌，羅文敏始終咬緊牙關，一聲不吭。最後，敵人由於找不到確鑿證據，只得將遍體鱗傷的羅文敏釋放。
新中國誕生不久，避居香港的羅文敏一家，毅然回國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在廣州，當子女們從華南局得知，南方日報社需進口一批白報紙缺乏外匯時，就和母親商量，羅文敏毫無保留地捐出了她保管的幾萬元外匯，體現了一個普通群眾的拳拳報國之心。在以後的歲月裡，羅文敏熱愛黨，關心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擔任街道委員多年，光榮出席過長沙市婦女代表大會。同祖國的命運一樣，默默無聞的她，生活中有風浪，有波折，還有數不清的誤解、屈辱，但她始終是那麼堅毅，充滿希望，直到生命的最後一息。
1983年9月1日，羅文敏因病在長沙去世，享年84歲。省直機關的負責人，當年的地下黨員們紛紛前來悼念，併為之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雖然她不是共產黨員，不存在落實政策的問題，但她是一隻吐盡蠶絲的春蠶，是一根淚盡成灰的蠟燭，為黨為人民做出了無私貢獻。羅文敏，無愧於老地下黨員們對她的稱呼：革命的老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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