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漏遺愛
說溫州的困境，要先回顧一下他是怎麼發家的。
溫州不同於克拉瑪依、鄂爾多斯、大慶、東莞等城市，或靠資源，或靠經濟圈的輻射。溫州是座資源匱乏的城市，可以說溫州人比溫州城本身名氣要大得多。凡間傳聞大部分人第一次到了溫州，都大失所望，跟想象中差距很大，都說溫州人有錢，但城市規劃卻是典型的髒、亂、差，雖然近幾年有所改觀，其實仍然佈局小氣，與他相對應的知名度不符。
80年代第一批溫州人外出闖蕩積累了原始資本和視野，90年代輕工業迅速崛起，特別是服裝、皮鞋、眼鏡、打火機四大支柱產業蓬勃發展，即使現在日薄西山的環境裡，溫州在這些領域裡的實力仍不可小覷。那是溫州最輝煌的時期，王均瑤膽大包機，報喜鳥頭一個吃螃蟹請任達華做代言，接下來溫州人幾乎請便了港臺明星，最後法派更是巧妙的打了克林頓的擦邊球，將代言套路推至巔峰。美特斯邦威上市，成為服裝領域的財富頂尖。
然而隨著網絡時代的到來，形勢很快急轉直下，首先是隔壁小弟台州奮起直追，接著是互聯網的打擊。溫州最大的優勢就是幾百萬遍佈全國乃至全球的溫州人，那都是家族式的忠實渠道，比如眼鏡這種產品，可以說全中國最繁華地段的眼鏡店大部分都是溫州瑞安市人控制壟斷的，影響力相當於莆田人在醫院領域的拓展。互聯網將這些渠道基本武功全廢，現在大多苟延殘喘。
但是另外一批溫州商人早已經完成了轉型，部分成了各地的大佬，但他們並沒有迴歸溫州。不但入鄉為俗，甚至為了更好的發展。直接遷入戶口。回顧初代溫州人，他們留給後代的最寶貴財富是什麼？並不是產業鏈。而是那種闖蕩開拓精神，以至於溫州人歷來都有外出經商的傳統。而溫州這座城市的名氣都是這些在外溫州人帶動的。
現在的困境核心點在於，最新一代的溫州人子女都在大城市甚至國外求學，他們習慣了外地的生活，根本不想回來。當然這一現象，在全國各三四線城市是很普遍的問題。加上溫州本地的政府，短短兩三年已經換了六個一把手，政策走馬觀花的。很多優秀企業也兒大不由娘，比如飛科電器，人民電器，美特斯邦威等，這些都是納稅大戶。
這兩年的大拆大整又進一步的摧毀了溫州賴以生存的小型作坊和加工廠，導致高端人才進不來，低端工人也留不住的局面。
這幾年社會經濟的發展，打工二代基本上是不太願意進入車間的，這對靠密集勞動力的輕工業本身就是致命一擊。製造業成本增加，渠道又被互聯網搶去，配套的小型加工廠產業鏈又被摧毀，可想而知，有多艱難。
儘管溫州政府現在大力提倡科技創新，其實是很不現實的，省會杭州都沒努力擠進準一線集團，離深圳還有幾條街。何況溫州本身就是小作坊出身的，如何科技崛起。
真正解決困境的是，提供良好的政策，留住優秀企業不出走，同時吸引在外溫州人回家來。擁抱互聯網，把優勢產業品牌化，高端化。
點評獅
這幾年溫州的經濟發展明顯感覺到了瓶勁期，發展後勁不足，增速緩慢，整體經濟差強人意，市場經濟有泡沫化的預感，溫州，到底怎麼了？
在沿海地區，溫州和泉州被譽為是民營經濟的兩大發源地，十年前兩個城市的經濟實力還相當，十年之後泉州已經甩開溫州不止一次檔次，看看兩個城市2017年的經濟總量就可以知道差距拉的有多大，2017年泉州實現GDP7548億元，GDP增長率達到8.4%，人均GDP達87615億元，同年溫州實現GDP5453億元，人均GDP59306元，增速為8.4%，可以看出泉州無論是總量還是人均都遠遠超過了溫州，溫州人均GDP更是在浙江排名倒數第二，溫州經濟的沒落從數字上就可以明顯的看出來。
溫州的民營經濟向來就很發達，但是近幾年時常傳出像“江南皮革廠倒閉老闆黃鶴跑路”這一類的新聞，實體經濟不好做了，本地溫州企業的日子也不好過了，溫商是浙商當中最有冒險精神的一個群體，面對本地實體經濟的萎靡不振，溫州人不再於把目光聚焦在國內，走向世界成為了時下溫州人最流行的經商手段。
事實上溫州人很早就把商業版圖擴展到國外了，據不完全統計，溫州人在海外成立的商會已達70多個，遍佈五大洲，海外商會數量排名全國前列，約有近80萬溫州人在世界各地經商立業，溫州商人已成了中國商人走出國門走向世界的先行者，探路者，他們憑著溫州人吃苦耐勞，精明強幹，在各行各業都闖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
和國外經商風生水起越做越好不同的是，溫州本地的經濟卻已經陷入了艱難的困境，2017年溫州本地知名企業忠義集團因為不能清償到期債務，被債權人申請破產清算，同年溫州另一家本地知名企業亨哈食品公司也被債權人申請破產清算，企業盲目擴張資金鍊斷裂是導致溫州企業前仆後繼陷入倒閉破產的主要原因，而這背後民間借貸又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民間借貸是獨立於銀行貸款的一種民間性質的融資方式，企業通過這種方式來達到融資的目的，最終因為無序擴張而陷入債務危機，資金鍊一旦斷裂，便不可避免的走向破產清算，溫州企業的這種大膽激進的方式也很符合溫州人的性格，但最終的結果，是讓整個溫州市的民營經濟陷入舉步維艱的境地。
民營經濟是溫州經濟發展的中流砥柱，溫州已不復當年之雄風，這種倒閉風潮還在繼續，可能還會有越來越多的溫州人走向國外，溫州的沒落已經既成事實。
大國布衣
認識一位溫州大學的老師，他曾去歐洲考察溫州商人的情況，回來說，溫州商人在歐洲極為活躍，據說法國就有數十萬人，他去一個六萬人的意大利城鎮，發現竟然大部分是溫州人在那裡做工廠。談溫州經濟，怎可不談溫州經濟的國際化？僅僅關注目前GDP，是不是眼界太窄，過於短視？
剛剛去網上搜索了一些新聞，邱國珍2014年有篇文章《10萬溫州人闖巴黎》，說巴黎是海外溫州人主要聚居地，雖然文化水平不高，但溫州人大都是通過宗族網絡出國，而且形成了大規模的溫州人關係網彼此支持，經過長時間的奮鬥，大都成為大大小小的老闆。
《溫州商報》2016年1月30日有一篇報道《海外溫州人在意大利最多》，在海外的溫州人有14.31%分佈在意大利，2008年統計，華人在意大利約15萬人，其中95%說溫州話。歐洲紡織品集散地普拉託，95%的紡織企業被華人併購，其中大部分是溫州人。隱約記得，前面提到的溫州大學的老師就是說普拉託。
該新聞還說在海外的溫州人有69萬。在另一篇報道上看到說，溫州人在海外的有80多萬。這些數據都未必準確，因為溫州人在日本、韓國的也不少。目前溫州市總人口900多萬，在海外的溫州人差不多佔溫州總人口的十分之一弱。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溫州人並非只是去海外，溫州人號稱中國的猶太人，不是白叫的。改革開放之初，就已經有學者出版了研究在北京的浙江村，其實大部分都是溫州人，那本書好多年讀的，大約90年前後的時候，在浙江村住的人大概就有四五萬人之多，這還不算並非集中居住的那些溫州人。作為浙江的省會杭州、發達城市寧波，一樣也有很多溫州人，這也是有據可查的。
記得八十年代早期我還在新疆最偏遠的小鎮讀初中，班上就有一個溫州同學，他父親帶著一家人到新疆的小鎮上以修表為業，他跟我們這些同學關係都非常好，現在記不得他的名字了，當時我們都叫他小浙江。
中國有幾個地方的人與大多數中國人走出鄉土是很不同的，他們走出來的目的不是為了打工，而是為了做生意當老闆，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溫州人、廣東潮汕人，這兩個地方的人們不僅遍佈國內，也是中國商人勇於走出海外的代表。當然，在明清時代，這樣的代表是晉商和徽商。這樣的人最初或許做的是比較低端的工作，但這麼多人走出去，長期奮鬥積累的見識和經驗，將成為不僅僅他們所在的城市，甚至會成為國家發展的強大動力之一。
有時候看新聞，看到在歐洲第二代的溫州人已經相當多開始步入歐洲著名大學，開始從事建築、藝術和學術等職業，令人欣喜。
溫州人的勇氣和聰明，還有特別的勤奮，會帶給他們怎樣一個未來？我想，這隻怕不是那些淺薄的GDP論者一時可以理解的。
考貳拉
作為一名溫州人，看到這個題目，心裡多少有點失落！
是的，縱觀改革開放40年，溫州曾經有過輝煌，有過高潮，有過奇蹟，我們曾連續多年GDP高居全省首位，有引以為傲的過去。但是現在，各項經濟指標一直在省內中下水平甚至是倒數幾位徘徊，全省“鐵三角”地位岌岌可危，這不能不說溫州的發展陷入困境中。
到底是什麼造成今天的困境？原因很多，我就說說自己認為最為重要的幾條：
一、產業轉型升級步履維艱。溫州傳統制造業以低端低成本勞動力和傳統技術結構低層次勞動為主體，綜合技術水平僅為全省的60%。隨著先發優勢的褪去，多數中小企業長期深陷轉型中的迷茫，第二產業轉型升級步履維艱、第三產業的新興產業短期內難以形成重要支撐。要命的是，原來粗放的增長模式遭遇建設用地的嚴重製約，一段時間企業紛紛出走，本地經濟趨於“空心化”。近10年來，本地工業企業和外遷企業對外累計投資額已超過1000億元。
二、創新乏力人才高度匱乏。創新乏力是溫州逐漸被杭州、寧波遠遠甩開的根本原因。溫州每萬人口中大學文化程度人口是全省平均水平的 66.6%、全國平均水平的 73.9%。雖然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視人才引進工作，為此還專門成立了招才局，但是收效甚微，近年來高層次人才引進寥寥無幾。人才的匱乏使得創新成為無水之源，新的經濟增長極一直沒能形成。
三、企業治理結構高度凝滯。在全球經理人當道時代，溫州的小老闆們仍親力親為，企業治理結構的現代化水平長期較低。產業結構高度凝滯，長期低工資支撐的企業快速發展，嚴重扼制了當地及國內消費需求增長，信息經濟、金融服務、科技研發等生產性服務業難以較快發展。
四、金融改革實在差強人意。溫州金改12條效果雷聲大雨點小，改革成效一直沒能彰顯，無法有效解決中小企業錢荒問題，更別談形成區域性的金融中心。而義烏“金改方案”大幕開啟，在貿易金融領域創新競爭日趨激烈，帶給我們的不僅是壓力，可能還有一去不返的機會。
為此，溫州市委在十二屆三次全會上提出了要抓住溫州發展的五大歷史性機遇，直面三大歷史性命題，再造新優勢，再創新輝煌。
那麼，站在新方位上的溫州經濟，如何乘勢而上，構築溫州發展的新動能呢？
一、再創改革優勢。改革是最大的紅利，要再次激發溫州市場主體參與改革、推進改革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必須從市場主體的發展需求入手，從經濟轉型提質的需求入手，紮實推進重點領域改革，著力解決一批長期積累的體制機制性問題。
二、再造創新生態。創新是永遠的動力，要從根本上加快解決產業結構低端鎖定、行業技術水平低、勞動生產效率低等短板，為傳統產業注入更多的智能化、“互聯網+”、大數據、區塊鏈等新科技元素，以市場競爭驅動企業提升創新能力和創新自覺性，加速溫州經濟轉型提質；要致力於打造“產、城、人”高度融合的城市生態；要打造創新至上的人文生態，激活“溫州模式”的創新內核，發揮溫州現有市場主體的創新潛力，並以此帶動一批創新大軍加入，打造獨具溫州特色的創新文化。
三、再造開放活力。開放是永恆的主題。要積極融入、深度參與長江經濟帶、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三大建設，捕捉更多的開放紅利。同時，要深化政策創新，推動在外溫州人和本地溫州人的互動對接，致力於將“溫州人經濟”轉化為“溫州經濟”，促進有形溫州和無形溫州比翼齊飛創造新的市場價值，以開放發展再造溫州新動能。
希望我的答案能讓你滿意！
收藏曆史吧
溫州已經是三線城市了…人口1千萬的超級地級市，GDP才5000億，而且記住溫州房價非常高，所以溫州的實體經濟已經崩潰，就是因為溫州商人失去了信仰，溫州人該回去你們老祖宗閩南家裡看看了，別再迷失了，吃苦耐勞不丟臉，艱苦奮鬥才是男子漢
改變世界造福人類
我做為溫州人，看到這個問題有些納悶，我還不知道溫州什麼時候輝煌過，何來的困局？
溫州之所以出名並不是因為這座城市，而是人，很像大家知道閩南人，潮汕人，而對泉州市或者汕頭市潮州市不是很瞭解一樣。
曾經的溫州人是輝煌過，當然現在也不差，可就溫州城市來說，跟其他城市沒什麼區別，有起肯定有落是很正常的。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哪個地方不翻天覆地的變化，只是溫州跑的早點，跑的快點而已，自然就會停下腳步休息。
惜日金哥
溫州的困境是因為溫州的商人在溫州掙了銀子後就認為溫州的林子太小了，做大一點，做的有聲有色的(我說的是一些人)就去了杭州啊上海呀北京啦，深圳廣州。
而第二點是下一代不願接上一代的班，或者說下一代眼光太高了，眼晴裡是新經濟新能源互連網加，那些螺絲、拉鍊、五金水暖，他們怎麼能看上哦，當然，那種超大規模的排名一百二百名的又當別論。時代已經是新時代，工廠還是老的思想老的模式，在更新上是相當緩慢的。
而城市方面呢。溫州是藏富於名，很多有身份的人說到溫州都說溫州是一個奇怪的城市，說溫州破爛沒有風景，其實吧，這個能怪誰呢？城市的整體建設是一個超大工程，需要很多很多的錢，還有各方面的政策法規開路，但溫州努力成為一個較大城市的路在每年的兩會上是努力N年，努力成功後，你看現在的溫州城市面貌上不是在日新月異嗎？要知道，溫州靠的是自己。
侷限的問題就是給人的感覺是東一腳西一腳，這邊拆拆，那邊拆拆，所以你看高樓大廈和高樓大廈之間總有低矮的老舊的破房子。而且商業街區沒有形成圈。在人文方面也是看不到美的風景有味道的雕塑。然後一拆全拆，都是一個模子裡刻出來的小區。
轉型之路相當艱難，任重道遠。
但我是相信溫州會走出這個困境的，因為溫州人曾經創造過奇蹟，現在，只是大的環境是這樣的，等到春風一吹來，就又會是一個生龍活虎的溫州。
頭頂有藍天123
以前都聽說溫州人很勤奮、很聰明、很抱團去過幾次溫州後這樣的感覺沒有了，在溫州看到的是破爛的城市，商家們賊眉鼠眼恨不得用盡手段把到溫州客人兜裡的💰全部榨乾。老闆跑路、人們相互之間嚴重缺乏誠信。在溫州朋友尿急找了十家八家商店、單位沒有一個讓進去的。溫州人不解決誠信、不改變落後的商業環境溫州搞不好。
wwefaneq
溫州市本地確實存在困境，可建設用地過少，人口眾多導致地價比同級別城市要高很多，形成了發展掣肘。但是溫州人在外風生水起，告訴你一個秘密，支付寶的第二大股東是一個瑞安人，類似的溫州人還有很多很多。溫州本地近幾年也在補過去的欠賬，過幾年會有很大的改觀。事物發展是遵循哲學的原理螺旋上升的，不可能一條直線高增長，溫州從來都是在被黑中頑強成長。有困境，才會有長進，過幾年再回頭看看。
南岸詩人
既便倒今天，我敢說如果按市民人均GDP，溫州人絕對是全國第一。溫州人多地少，缺乏資源，交通也不發達，溫卅人走出溫州發展，理所當然，走出溫州，不論是國內國外，那裡沒有溫卅商會，溫州街，甚至溫州城。
溫州人善於捕捉商機，吃苦耐勞，尤其是相互幫襯，抱團取暖是全國僅有的地域特徵。
我看好你，溫卅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