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提起建黨史，人們津津樂道的多是享有“南陳北李”之稱的陳獨秀、李大釗等黨的重要創始人，而對諸如李書城、譚平山、李季、張伯簡等人在建黨中的作用和貢獻了解甚少。事實上，他們為黨的創建也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其貢獻不應被遺忘。
----編者
譚平山，提出建立新型政黨的標準
葉文益
譚平山（1886--1956年）是中國近代史上頗有影響的民主革命家。在黨的早期黨員中，他最早提出了政黨問題並闡述了政黨的內涵。他的政黨思想不是停留在對各國政黨的觀察和分析上，而是開始從俄國“布爾塞維克派”這個新型政黨的發展趨勢中，闡釋自己對建立新型政黨的主張和看法，並開始探尋所要創建的政黨的標準和模式。
譚平山對於“政黨”的解讀有自己的一番見解。他極力主張摒棄舊政黨，與一切舊政黨劃清界限。鑑於對政黨的理解和認知，他提出的主要觀點有：（一）強調組織政黨必須“以主義為結合中心”。譚平山強調，只有政黨成員的志同道合，才能形成合力，政黨組織也才能長久存在。（二）強調組織政黨，該“政黨的政綱當明白具體列出”。譚平山主張：“凡立一政綱，必先有詳細的調查，乃臨事有一貫的主張，故政黨的黨綱，不可好高務外”。（三）強調“政黨不可依賴不正當的勢力”。譚平山指出，如果今日的政黨仍依賴軍閥、官僚、巨紳、資本家這些“不正當的勢力”做靠山，“勢必變成擁護軍閥、官僚、巨紳、資本家等機關”，變成他們的走狗。（四）主張應將“含有學術性質”和“破除階級制度”列入政黨組織內容。譚平山主張，今後成立政黨，在政黨內部，“不可不設有政治研究的團體，而予黨員以政治素養的機會”。（五）強調應將“關注社會事業”、“與國內平民為友”、“與世界平民為友”等視為政黨應持之態度。
1920年，譚平山從北大畢業回廣東，在高等師範學校任哲學教授，並與已轉居上海的陳獨秀等聯絡，在粵建立社會主義青年團。翌年，廣州共產黨支部建立時，譚平山成為首任書記。1921年黨的“一大”召開時，他因事未能出席而讓陳公博做代表赴滬。1922年“五一”節，他以勞動組合書記部南方分部書記的身份，發動起廣州10萬工人群眾舉行大遊行，他本人舉著紅旗走在隊伍最前面。當時，黨內有“南譚（平山）、北李（大釗）、中陳（獨秀）”之說。
1924年，國民黨進行改組，譚平山因有同盟會員資格、是廣東名流並有共產黨推薦等多重優勢，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並被孫中山任命為中央組織部長。1927年夏，他參與領導南昌起義並任革命委員會主席團的實際主席；南昌起義失敗後於11月間被中共中央開除黨籍。此後，他發起組織第三黨，1948年初參與創建民革。新中國成立前夕，他的主張和影響為民革和各民主黨派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協商建國，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作者單位：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
李季，翻譯的《社會主義史》頗有震撼力
吳海勇
李季（1892--1967年）是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15名成員之一。在中國共產黨的創建時期，他主要埋頭翻譯海外社會主義思潮論著，著名的《社會主義史》就是他翻譯的。
1915年，李季進入北大英文科學習。因替辜鴻銘將一篇英語文章譯成典雅漢文，李季深得辜氏的器重，在其加意扶持下英語大進。在畢業時，李季已是不折不扣的英語人才，只可惜口語並不標準。五四運動爆發後，“新思潮震盪全國，真有‘一日千里’之勢。”李季深受影響，努力從“小我”中掙脫出來，轉而從國家與民族的命運“確定我的趨向”。這個時候，他開始鑽研社會學。當時國內的書刊滿足不了他的求知慾，於是英語專長髮揮了作用，直接閱讀英文原著，“看了三四個月新思想的書”。這階段，李季遭遇了社會主義思潮。他首先從歷史下手，為了弄清楚風行國際的社會主義思潮之來龍去脈，開始著手翻譯克卡樸的《社會主義史》。老同學、新同事對於這位新近畢業生貿然翻譯表示懷疑，李季以“生活就是作工，作工就是奮鬥”之語自勵，堅持下去。兩個星期後，“各種困難，逐漸消滅，初稿已可應用，不必再易稿紙。”這期間，李季另有教學管理工作，翻譯只是一種“附屬工作”，“然三個月之內，這部二十二萬字的譯品便告成功。”實際上，初事翻譯，李季也並非決然的單打獨鬥。他曾接受過曾為北大校長的蔡元培、名教授胡適，以及留校任教的張申府等人的指導和幫助。
在社會主義知識荒的當時，《社會主義史》在勾勒社會主義發展史方面已是功不可沒。1921年初，法租界曾查抄《社會主義史》。蔡元培為《社會主義史》作序，此序竟為“上海各學校並選為國文讀本”。毛澤東在延安時期追憶自己在1920年看了3本書，其中就提到《社會主義史》。他說：“我才知道人類自有史以來就有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社會發展的原動力，初步地得到認識問題的方法論。”凡此種種，足以表明李季翻譯的《社會主義史》在當時的震撼力。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李季參加了託派組織。新中國成立後，他擔任國家出版總署特約翻譯，譯有《馬克思恩格斯通訊集》、《現代資本主義》等。
（作者單位：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
張伯簡，為“勞動階級”利益立論
王淑遠
張伯簡（1898--1926年）是白族第一代共產黨員。五四運動爆發後，他遠渡重洋到了巴黎，在此期間，學習馬克思主義，堅定了走“十月革命”道路的信念，徹底拋棄了工讀主義不切實際的幻想。1921年冬，他加入了共產黨。年末，張伯簡積極參加建立共產主義組織的活動，他和在德國的中共黨員周恩來、蕭子璋、張申府、劉清揚等聯名寫信給在法國的趙世炎，力促組建“全歐大組織”（即青年團）。此時的張伯簡已具有明確而堅定的革命理想，且是在組織領導下進行革命宣傳活動，跟以往的宣傳活動有著本質的不同。
1924年秋張伯簡回國後，受黨的指派，先在上海和京漢鐵路從事革命活動，以後又在中央宣傳部工作，負責《嚮導》等黨刊的送稿、印刷和發行工作。此時，他已是黨內卓有建樹的革命宣傳家。他在1924年發表於《中國工人》（第2期）的《嚮導週報與勞動階級》一文中指出：嚮導報的辦報理念就是要建立代表“勞動階級”的言論機關，它的立論完全以工人農民的利益為標準，通過它中國勞動階級能夠更正確地認識“十月革命”的情形，能夠進一步促進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張伯簡的這些理論證明，當時中共在輿論宣傳思想方面已經十分成熟。此後，為“勞動階級”的利益立論，一直是張伯簡開展宣傳工作的堅定立場。
1924年11月，張伯簡擔任黨中央出版部書記。這一時期，他根據莫斯科東方大學的教材和自己的學習心得，譯製了一張簡明扼要、通俗易懂的《各時代社會經濟結構原素表》。接著，他又編纂了《社會進化簡史》一書。這是我國最早用歷史唯物主義原理闡述社會發展史的理論著作之一，在我黨早期宣傳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中起過重要作用。1926年8月中旬，他又全力投入了震驚中外的省港大罷工，但不幸肺病大發，永遠離開了戰鬥的崗位。
（作者單位：中共雲南省委黨史研究室）
李書城，以特殊身份力促黨的誕生
田 玄
李書城（1882--1965年）是中國近代史上叱吒風雲的反清將領、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的前驅、辛亥革命的元勳和武昌首義的元戎，在反對北洋軍閥統治和國民革命中都有崇高的地位和驚天動地的表現。他以自己的特殊身份，支持和參加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尤其是為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做出過特殊的貢獻。
建黨之初，亟待建立一個穩定的活動場所以推進革命運動，李書城毫不猶豫地將寓所變成中共早期組織的活動中心，使黨的活動緊緊圍繞這一中心而不斷擴展。他的弟弟、上海黨組織的創建人之一李漢俊，就是以李公館為據點向國內傳輸馬克思主義和“十月革命”資訊並且展開對於基爾特社會主義思潮批判的。李書城為培養胞弟李漢俊是不遺餘力的，並以舉家之財力支持中共早期組織的活動。
在李書城對於中共早期組織種種掩護中，影響最大的就是“關於中共一大會場被搜查之謎”的問題。通常的說法是：1921年7月30日晚，一個陌生人衝進法租界貝勒路樹德里3號李書城寓所客廳----中共一大的會場，隨即匆匆離去。十幾分鍾後，一批法國巡捕和中國密探搜查了這所房子，這時會議代表已安全撤離，兩天後在嘉興南湖的一艘遊船上繼續舉行會議。
我們知道，當時黨的早期黨員是在極其黑暗的反動軍閥統治的條件下來籌備組織召開中共一大會議的，之所以在李書城家中召開，原因之一就在於李書城在民國社會中崇高的政治聲望。有這樣一個特殊關係，在李公館開會比較安全。李書城對於胞弟的所作所為了如指掌，從他本人角度而言，在家中舉行中共重要活動可以利用自己在國民黨內和北洋軍閥政府內的政治聲望以及居住法租界較為安全的條件給予掩護。
當年，法租界警察確實搜查了中共一大會場，但只是履行了搜查程序，而對於至關緊要的“會場散落的文件”，“警察們並沒有翻動”。對於樓上住人臥室均未作任何搜查，甚至連房門都未要求打開。對於樓下李漢俊臥室到處散落的中共重要文件也未細看，匆匆而入，匆匆離開。在中國共產黨誕生的那個時代，倘若沒有李書城這樣具有顯赫政治地位的民國元勳、國民政府的高級顧問、高級將領的政治聲望和影響力，中共一大會場被搜查的後果是難以預料的。
對於中共早期組織的貢獻，李書城其本人生前從未掛在嘴上和留在紙上，他在回顧中國革命歷史的時候，也總是隻談先賢志士，很少言及自己。在1949年籌辦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事之時，周恩來曾指出：“他（李書城）是同盟會的早期會員之一，辛亥革命首義後在武漢當過黃興的參謀長，繼之又投入了討袁護國戰爭和護法戰爭，在舊民主主義革命鬥爭中起過重要的作用；我們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是在他家裡召開的，他的弟弟李漢俊過去在我們黨內有過貢獻；在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中，他也做過有益的工作。”為此，周恩來派薄一波找李書城談話，並對薄說：“他有這麼一個歷史，要照顧這個歷史。你去跟他談談，說要委任他為農業部部長。”正是因為這一歷史情結，李書城再度成為了新中國政府的一位重要成員。
（作者單位：北京市地方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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