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改革開放40週年，全國上下已逐步進入慶祝紀念高潮。11月13日，習近平總書記到國家博物館參觀“偉大的變革——慶祝改革開放40週年大型展覽”，對通過展覽進行改革開放歷史教育作出重要指示。14日，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央深改委第五次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強調慶祝改革開放40週年，要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深刻總結改革開放光輝歷程和寶貴經驗。
作為改革開放的親歷者、參與者，同時也是見證者、記錄者。這極不平凡的40年，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經歷和感悟。40年改革開放，走過的是千山萬水，付出的是千辛萬苦，給社會帶來的是千變萬化，取得的偉大成就是千真萬確，回想起來是千頭萬緒，道不盡的是千言萬語。本文通過幾個關鍵詞，對40年改革開放作一些回顧和思考。
來源 | 人民論壇雜誌12月上及人民論壇網（rmltwz）
作者 | 人民日報社副總編輯 王一彪
第一個關鍵詞
解放思想
解放思想是改革開放的前提；改革開放的40年就是不斷解放思想的40年；解放思想是一個持續不斷的過程，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實踐發展永無止境，解放思想永無止境，改革開放也永無止境。”
1978年12月18日到22日舉行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後來被稱為改革開放的起點。其實，這之前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意義就非同一般。在這次中央工作會議的閉幕會上，鄧小平同志作了題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講話，這個講話實際上是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
在這篇講話中，針對當時特殊歷史時期的社會沉悶狀況，鄧小平同志一針見血地指出：“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幹部和群眾的思想，四個現代化就沒有希望。”他特別強調：“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只有思想解放了，我們才能正確地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解決過去遺留的問題，解決新出現的一系列問題，正確地改革同生產力迅速發展不相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確定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具體道路、方針、方法和措施。”鄧小平同志還講到，
目前進行的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實際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爭論。大家認為進行這個爭論很有必要，意義很大。確實是這樣。《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公開發表開啟了真理標準大討論。實際上在這之前的1978年1月，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文風和認識路線》一文，提出：“檢驗工作好壞、水平高低的標準是看實踐，還是去看別的東西？”同年3月，本報還發表《標準只有一個》，文章進一步提出：“真理的標準只有一個，沒有第二個，除了社會實踐，不可能再有其他檢驗真理的標準。”這些文章的發表為之後更大範圍、更大規模的討論奠定了基礎，也促使理論工作者對實踐標準問題作更深層次的理性思考。5月10日，由南京大學哲學系副教授胡福明撰寫，後經多名理論工作者參與修改、有關領導親自審定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在中央黨校內部刊物《理論動態》上刊發；5月11日，光明日報以本報特約評論員名義公開發表；5月12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全文轉載；新華社發通稿，數日內文章迅速傳遍神州大地。
於無聲處聽驚雷！一篇理論文章為什麼會產生如此大的反響 ？這是因為文章直抵人心，真理標準直指“兩個凡是”，許多人一下子豁然開朗，這為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奠定了思想基礎。正是這次全會，作出了把黨的工作重心從以階級鬥爭為綱轉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上來的偉大決策，開啟了改革開放的偉大航程。一場思想大解放，給我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各領域帶來了全方位的大解放大發展。包產到戶推向全國，人民公社悄然解體，鄉鎮企業異軍突起，文藝領域佳作迭出，廣大人民群眾精神面貌煥然一新。
我們完全可以說，解放思想是改革開放的前提，改革開放40年就是不斷解放思想的40年，就是恢復和貫徹“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40年。回想起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中國改革既有春風浩蕩，也有跌跌撞撞。這之後，九十年代初思想理論界依然爭論不斷，“極左”思潮一度有所抬頭，一時間姓“社”姓“資”爭論導致人們思想困惑，工作放不開手腳，甚至一些領域改革出現停滯。在這種形勢下，新聞輿論界又一次走在了推動思想解放的前列。1991年春節後，《解放日報》連續發表“皇甫平”系列評論文章——《做改革開放的“帶頭羊”》《改革開放要有新思路》《擴大開放的意識要更強些》，一掃當時社會上對改革開放欲言又止的沉悶氣氛，旗幟鮮明地歌唱改革、鼓動改革。1992年1月，88歲高齡的鄧小平同志從北京一路南下，先後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考察，發表了廓清人們思想迷霧的南方談話。時任《深圳特區報》副總編輯陳錫添全程跟隨鄧小平同志在深圳5天的活動，並於當年3月26日在《深圳特區報》發表通訊
《東方風來滿眼春》。此文的發表成為新聞界在思想解放運動中的一個標誌性事件。當時，全國幾乎所有黨報都轉發了這一長篇通訊。南方談話帶來了新一輪思想解放，市場經濟目標確立，股票開始在深圳發行，沿海、沿江、沿邊開放的經濟格局迅速形成。由此，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改革開放的過程，就是解放思想的過程。從思想解放到理論創新，從觀念轉變到政策突破，成為每一項重大改革出臺與推進的內在邏輯。實踐證明，解放思想是改革開放的總開關。不解放思想，就沒有40年前改革開放的啟航；不解放思想，就打不破計劃與市場的禁錮；不解放思想，也沒有我們當下的全面深化改革。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並大力提倡解放思想，他一再強調：“解放思想是首要的。”“要有新突破，就必須進一步解放思想。”“實踐發展永無止境，解放思想永無止境，改革開放也永無止境，停頓和倒退沒有出路，改革開放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推動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入工作再抓實，凝聚起全面深化改革的強大力量，在新起點上實現新突破。”
解放思想是一個持續不斷的過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必須進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觀念，彙集起14億人民的智慧和力量，為全面深化改革開放注入源源不斷的內生動力。
第二個關鍵詞
解放和發展生產力
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改革開放的40年也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40年。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最根本最緊迫的任務還是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
為什麼要解放生產力？鄧小平同志曾指出：“我們相信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的制度優越。它的優越性應該表現在比資本主義有更好的條件發展社會生產力。”社會主義相對於資本主義的優勢首先在於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
改革開放初期，自行車曾被視為奢侈品，是年輕人結婚“三大件”之一。諸如“鳳凰”、“永久”、“飛鴿”，曾是短缺經濟年代人們普遍追求的響噹噹的知名品牌，而今已成為一個個記憶中的符號。自行車現在依然以共享單車的形式繼續為人們日常出行提供方便，但各種樣式、各種品牌、各種動力源的汽車作為私家車已經十分普遍地進入了我國普通居民的日常生活。改革開放的相關舉措一樁樁、一件件，最終都會落實到每個人的衣食住行上，體現在老百姓的生活安穩感、獲得感和幸福感的逐步提升上。改革開放40年是當代中國發生重大變革、人民生活得到極大改善的40年。
到底是什麼給我們日常生活帶來這樣巨大的變化呢？就是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改革開放的歷史征程，首要任務就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然而，經歷過十年“文革”浩劫的中國人，對於是不是要通過發展生產來改善生活，雖然心有期盼但仍然顧慮重重，因為“唯生產力論”曾經讓多少人受到過沖擊、遭到了批鬥。針對以階級鬥爭為綱對全黨的工作重心造成的長期嚴重扭曲，黨中央重新科學地確定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針對“文革”餘毒對幹部群眾思想上的嚴重禁錮，鄧小平同志十分鮮明地指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不發展生產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說是符合社會主義要求的。”他還特別強調：“社會主義的首要任務是發展生產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
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生產力是最革命、最活躍的因素，生產關係一定要適應生產力的發展；同時生產關係對生產力、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又具有反作用，適應時會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不適應就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這個“不適應”既包括落後也包括超前，“文革”中推行的“一大二公”就是生產關係超越了生產力發展水平。
我們的改革是怎樣打破這種“不適應”的呢？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開創瞭解放和發展農村生產力的先河。幾乎與十一屆三中全會同步的1978年底及以後的1979年1月，安徽、四川、雲南、廣東等地，陸續推出“分地到組、以產計工”“以產定工、超額獎勵”等多種形式的包產到戶或包乾到組。這種以土地承包為主要內容的農村改革，極大地激發了農民群眾發展生產的積極性主動性，長期貧窮落後的中國農村突然迸發出前所未有的生機與活力。1979年，四川省糧食產量640億斤，比歷史上最高年份1978年多出40億斤。這種著眼於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改革，逐漸從農村推向城市。我們至今對“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口號記憶猶新。今天看來，這是一句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口號，在當時卻產生了震撼人心的影響。它的“發明者”是深圳的第一代拓荒者、時任蛇口工業區管委會主任、董事長兼黨委書記袁庚。他1980年提出這句口號，直指時間觀念淡漠、勞動效率低下的落後現實，在當時整個深圳乃至全國引起軒然大波。直到1984年，鄧小平同志給予肯定，爭議才得以平息。《東方風來滿眼春》記述了鄧小平同志1992年在同深圳市負責人李灝等握別時的一個細節：鄧小平向碼頭走了幾步，突然又轉回來，向李灝說：“你們要搞快一點！”多麼意味深長啊！正是在南方談話中，鄧小平同志提出了“發展才是硬道理”的著名論斷。
圍繞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各地逐步進行了所有制領域改革和產權制度改革，摒棄單一公有制模式，創造性提出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我們黨打破所有制問題上的傳統觀念束縛，為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打開了大門。1980年，溫州的章華妹領到了第一張個體工商戶營業執照。到1987年，全國城鎮個體工商等各行業從業人員達569萬人，一大批民營企業蓬勃興起。1992年鄧小平同志南方談話發表後，更是興起新一輪創業興業、發展民營經濟熱潮，很多知名大型民營企業都是這個時期起步的。改革開放40年來，民營企業蓬勃發展，民營經濟從小到大、由弱變強，在穩定增長、促進創新、增加就業、改善民生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成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在此基礎上，我們黨積極探索基本經濟制度的實現形式，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和混合所有制經濟，從而極大地調動了各類所有制經濟的積極性，使一切促進生產力發展、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湧流。最近，習近平總書記專門主持召開民營企業座談會並發表重要講話，指出“我國經濟發展能夠創造中國奇蹟，民營經濟功不可沒”；強調“在我國經濟發展進程中，我們要不斷為民營經濟營造更好發展環境，幫助民營經濟解決發展中的困難，支持民營企業改革發展，變壓力為動力，讓民營經濟創新源泉充分湧流，讓民營經濟創造活力充分迸發”。
關於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鄧小平同志還有一個十分重要的論斷：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改革開放以來，通過科技體制改革和推動高等院校、科研單位、各類企業加大投入，科技研發大大推動了各領域各行業的創新發展。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保持高速增長，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近年來，在世界經濟回暖復甦面臨壓力的情況下，我國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30%，創新型國家建設成果豐碩，“天宮”“蛟龍”“天眼”“悟空”“墨子”以及高鐵、大飛機等重大科技成果相繼問世。國家層面看如此，每個人體會也很深。比如通信領域，上世紀八十年代從城市寄信到農村需要一個多星期甚至半個月，後來有了程控電話，九十年代末期手機開始普及，現在視頻連線十分方便。沒有改革開放帶來生產力的巨大發展，這些都是不可想象的。
我們可以說，改革開放40年就是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40年，也是極大解放和發展了中國社會生產力的40年。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最根本最緊迫的任務還是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目前，我國在裝備製造、尖端技術等領域與發達國家相比還存在相當差距，我國仍將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必須大力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實現這個目標。實現這個目標，必然要求進一步深化改革擴大開放，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實現更高質量的發展。十九大報告強調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這是新時代在更高層面實現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
第三個關鍵詞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中國共產黨對人類社會的一大發明創造；是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創新發展。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加快完善現代市場體系，加快轉變政府職能，協同推進各領域改革，努力健全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各方面體制機制。”
改革開放40年，是中國共產黨一直在實踐中回答什麼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怎樣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40年。40年來，我國改革的核心問題，一直是計劃與市場或者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問題。改革在農村取得突破後，建立什麼樣的經濟體制就逐漸提上日程。解答這個問題的路徑，是一個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過程。對這一重大問題的突破，經歷了萌芽、探索、建立、完善幾大重要發展階段。
1984年10月，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總結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經驗，把改革從實踐層面上升到理論層面，其中一個重大貢獻就是，突破了把計劃經濟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點，第一次明確提出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確實是一個了不起的突破！在實踐過程中，商品經濟也遇到過不少質疑、爭議和阻力。“傻子瓜子”和年廣久的故事曾聞名全國，當時號稱“中國第一商販”的年廣久因敢闖市場三次入獄，先後三次被鄧小平同志點名。正是堅定不移朝著市場方向發展，“傻子瓜子”逐步形成以蕪湖為中心的經營佈局，曾一度在國內外擁有3780家店鋪。“傻子瓜子”的每一步發展，都為我國改革開放打下了重要印記，也成為我國朝著市場經濟方向發展的一個縮影。改革開放，對於年廣久等民營企業家而言，帶來的不只是一個企業的發展活力，更是整個國家的市場活力。
在這一精神指引下，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全面展開。1987年黨的十三大系統闡明瞭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基本路線，中心任務是加快和深化改革，明確提出圍繞轉變企業經營機制這個中心環節，分階段地進行計劃、投資、物資、財政、金融、外貿等方面的配套改革，逐步建立起有計劃商品經濟新體制的基本框架。從黨的十二大到黨的十三大，以市場化為取向的經濟體制改革大大推動了我國經濟快速發展。同時，經濟運行中也出現了一系列不穩定、不協調的問題，突出表現為通貨膨脹加劇。為此，1988年9月黨的十三屆三中全會提出了治理整頓、深化改革方針。
應當看到，黨中央提出治理整頓、深化改革方針，是完全符合我國經濟建設和經濟體制改革客觀要求的。到1992年3月，七屆人大五次會議宣告治理整頓的主要任務基本完成。但就在這一過程中，從思想理論領域到實際工作層面，各方面對於經濟體制改革在計劃與市場方面的爭論仍然持續不斷。關鍵時刻，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在南方談話中一錘定音。他提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 ”“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在此基礎上，1992年10月黨的十四大正式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和基本框架，明確提出讓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應當看到，把社會主義制度與市場經濟結合起來，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確實是前無古人的偉大創舉，是中國共產黨人對馬克思主義的重大發展，也是社會主義發展史上的重大突破。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解放生產力的必然要求。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然要思想解放、必然要發揮人民的首創精神、必然要堅持黨的領導。正是我們黨始終堅持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取向，著力建立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改革開放才能取得如此輝煌的成就。從1978年到2017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按不變價計算增長33.5倍，年均增長9.5%，平均每8年翻一番，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成功地由低收入國家跨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改革開放以來一系列亮麗的成績單已經充分證明，我們黨堅持市場取向的改革路徑是完全正確的。 世界潮流浩浩蕩蕩，改革開放永不止步。2012年12月，黨的十八大後習近平總書記離京考察的第一站就來到深圳。在更高層面上剛剛起步的深圳前海，習近平總書記要求大家，要實行比特區還特的先行政策，在一張白紙上畫出最美最好的圖畫，向全世界鄭重宣示了中國全面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時代強音。2013年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對全面深化改革作出總部署，進一步明確理順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強調必須朝著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努力，著力健全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制度體系。
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輔助性作用到基礎性作用，再從基礎性作用到決定性作用，這確實是我國改革開放40年的偉大實踐對理論創新的巨大促進與推動。對此，習近平總書記親自作了闡述，他指出：“將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修改為起決定性作用，雖然只有兩字之差，但對市場作用是一個全新的定位，‘決定性作用’和‘基礎性作用’這兩個定位是前後銜接、繼承發展的。”黨的十九大進一步明確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如何同時用好市場“看不見的手”和政府“看得見的手”？堅持發揮好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形象地說，就是讓市場而不是讓市長來決定微觀經濟運行。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不是要忽視更不是完全取消政府的宏觀調控。更好發揮政府作用，要求解決好過去長期存在的政府職能“錯位”“越位”“缺位”問題，對過去政府幹預多、管得死或者管不到位的行為予以調整，限制宏觀調控的範圍，規範宏觀調控的方式，改進宏觀調控的效果。
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關鍵在轉變政府職能。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國務院積極推動“放管服”改革三管齊下，簡政放權做“減法”，加強監管做“加法”，優化服務做“乘法”，改革綜合效應不斷顯現。為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大精神，積極推進了以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目標的黨和國家機構改革。黨中央機構共計減少6個，其中正部級機構減少4個、副部級機構減少2個。國務院機構共計減少15個，其中正部級機構減少8個、副部級機構減少7個。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各增加1個專門委員會。31個省份的省級機構改革方案也已全部獲批。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說明稿中指出：這次深化機構改革是一場系統性、整體性、重構性的變革，力度規模之大、涉及範圍之廣、觸及利益之深前所未有，既有當下“改”的舉措，又有長久“立”的設計，是一個比較全面、比較徹底、比較可行的改革頂層設計。目前，機構改革和創造良好營商環境的各項舉措正在密集推出，這些改革舉措給整個市場經濟發展帶來的正面效應必將進一步得到顯現。
第四個關鍵詞
對外開放
對外開放是具有歷史開拓性的步驟；體現了中國堅定不移擴大開放、融入全球的決心和信念。
習近平總書記曾說過：“開放帶來進步，封閉必然落後。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
回首滄桑，歷史上的中國曾一度領先於世界，而清末卻因閉關自守而落後於世界，使曾經強大的國家走向衰落。如今，久經磨難的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大踏步趕上時代、走進新時代，一個重要原因，
就是我們主動打開國門、對外開放。實行對外開放，是我們黨根據工作重點轉移需要而制定的重大戰略。為什麼這麼說？大家都知道，新中國成立後，我們一直處於被西方國家圍堵、封鎖之中，加之自身歷史和現實等多方面原因，我國經濟長期與外界處於一種不正常的隔離狀態，根本無法參與現代經濟國際化的大循環。為改變這種狀況，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夕就開始醞釀對外開放之策，黨中央曾先後派出多個代表團到歐洲、日本、東南亞和港澳地區進行考察。1978年10月，鄧小平同志在接見外國代表團時說：“我們實行對外開放政策……要根據新的情況來確定新的政策。”“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就要善於學習，大量取得國際上的幫助。要引進國際上的先進技術、先進裝備，作為我們發展的起點。”鄧小平同志於10月22日至29日訪問日本，在參觀日本現代化工廠之後說：“我懂得什麼是現代化了！”在乘坐新幹線列車時說：“就是感覺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我們現在正合適坐這樣的車。”1979年1月底至2月初，鄧小平同志對美國進行為期9天的“旋風訪問”：近80場會談、會見活動，約20場宴請或招待會，22次正式講話，8次會見記者。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國領導人第一次正式訪問美國，本身就有歷史性世界性意義。中國的對外開放，就這樣在世界格局的變化中正式啟程。
吸引和利用外資、興辦中外合資經營企業和中外合作經營企業，確實是具有歷史開拓性的步驟。權威史料是這樣記載的：從1979年起，除了利用自由外匯和買方信貸進口成套設備的形式外，我國還開始接受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貸款，接受外國政府貸款，開展補償貿易、海上石油合作勘探和其他資源開發、租賃業務、對外加工裝配業務、國際信託投資業務，以及發行國外債券、興辦中外合資企業等。1979年，成立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1980年，中國恢復在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代表權，並加入國際農業發展基金會。1980年至1982年，中國先後同日本、法國、美國公司簽訂5個協議，開始海上石油合作勘探。1980年8月，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作出決定，批准廣東、福建兩省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設置經濟特區。1982年，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在日本成功發行100億日元的私募債券。到1982年底，全國實際使用外資總額達到126億美元。1988年3月，國務院發出《關於擴大沿海經濟開放區範圍的通知》。4月，七屆人大一次會議通過設立海南省和建立海南經濟特區的決定。這些，都體現了中央擴大開放的魄力和決心。
1989年政治風波過後，以美國為首的一些西方國家掀起反華浪潮，對中國施加政治壓力和經濟“制裁”。面對複雜嚴峻的局面，黨中央按照既定的對外戰略方針，處變不驚、妥善應對，成功打破了西方國家的“制裁”，中國對外開放的戰略方針繼續向前推進。正如鄧小平同志指出：“現在的世界是開放的世界。”
“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不能成功的，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1990年4月，黨中央、國務院批准開發開放浦東，在浦東實行經濟技術開發區和某些經濟特區的政策。1992年後，乘著南方談話的強勁春風，我國對外開放又邁出新步伐，到1997年我國對外開放的一類口岸達到235個，二類口岸達到350個。為適應我國對外開放事業需要，我國政府於1986年7月作出申請恢復我國關貿總協定締約國地位的決定，併成立專門機構統籌對外談判工作。經過長談15年的艱難談判，2001年11月10日，在卡塔爾首都多哈舉行的世界貿易組織第四屆部長會議，通過了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決定。這標誌著中國對外開放進入一個新的階段。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強調要以開放的最大優勢謀求更大發展空間，對內營造優良的營商環境吸引外資，對外提倡共商共建共享，與世界各國共同分享經濟全球化的紅利。一方面，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規則重構，爭取話語權，以擴大對外開放主動適應國際規則來倒逼促改革促發展；另一方面，構建全方位的互聯互通，通過“一帶一路”建設實施“走出去”戰略，主動適應經濟全球化的大趨勢融入全球價值鏈。 五年來，“一帶一路”從理念轉化為行動，從願景轉化為現實，大幅提升了我國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推動我國開放空間從沿海、沿江向內陸、沿邊延伸，形成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開放新格局；我國同“一帶一路”相關國家的貨物貿易額累計超過5萬億美元，對外直接投資超過600億美元，為當地創造20多萬個就業崗位，我國對外投資成為拉動全球對外直接投資增長的重要引擎。在一些國家極力推行單邊主義、貿易保護主義的當前形勢下，中國仍堅定不移擴大開放、融入全球。
2018年註定是一個不平凡的年份，4月博鰲亞洲論壇年會、6月上合組織青島峰會、9月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11月首屆進博會和APEC巴新峰會，習近平主席出席並發表重要主旨講話，宣佈了一系列對外開放新舉措，彰顯了其對外開放的堅定性和天下為公的博大情懷。這些都表明我國對外開放的大門將越開越大，融入經濟全球化的力度越來越大，我國正在與世界各國共同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第五個關鍵詞
人民群眾首創精神
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尊重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和實踐探索是改革成功的重要方法。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改革開放在認識和實踐上的每一次突破和發展，無不來自人民群眾的實踐和智慧。”
改革開放40年，是尊重群眾首創精神、大膽探索創新、不斷開闢改革開放事業新局面的40年。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
尊重人民的首創精神，是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和“以人民為中心”思想在改革開放過程中的生動體現。鄧小平同志曾經指出：“我們現在做的事都是一個試驗，對我們來說，都是新事物，所以要摸索前進”。“改革開放中許許多多的東西，都是由群眾在實踐中提出來的。”1978年，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18戶村民，冒著政治風險在土地承包責任書上按下紅手印。這份大包乾“生死契約”成為中國改革的一聲驚雷，改變了當代中國農村的發展歷程。大包乾帶頭人嚴金昌回憶當年搞大包乾時說：“通過分田到戶，我們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被調動起來，從此過上了‘手中有糧，心中不慌’的日子。”談到今日小崗村，嚴金昌說：“現在，我家裡的土地已經全部流轉出去，每畝地每年有800塊的租金，我們一家還搞起了農家樂，一年收入得有10多萬元。”無論早年的包產到戶，還是現在的土地流轉，最初都是人民群眾在改革實踐中探索創造出來的有效方法。
江蘇華西村，走的是發展鄉鎮企業的路子。老書記吳仁寶帶領村民大力發展村辦企業，使華西村由一個曾經欠債累累的貧困村，率先發展成為人均存款超百萬元的“天下第一村”。正當全國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時候，吳仁寶提出了一個調整產業結構的方案：全村500多畝糧田由30多名種田能手集體承包，其他絕大多數勞動力轉移到工業上去。在吳仁寶倡導和安排下，一些村民們紛紛外出學手藝，回村後陸續辦起了鍛造廠、帶鋼廠、鋁材廠、銅廠等數十家規模不同的鄉鎮企業。在此基礎上，後來逐漸發展成為規範化的上市公司。
華西村共同致富的經驗，同樣是農民群眾自己的創造。浙江義烏，通過發展小商品創造了一個聞名全世界的發展奇蹟。改革開放之初，既不沿海也不沿邊的義烏，只是浙江中部一個幾無工業基礎、人多地少的貧窮農業縣。早年的義烏人硬是頂著“投機倒把”的帽子沿街叫賣，後來又以商業資金積累進軍加工製造，進入新世紀開始發展電子商務，如今成了名副其實的“買全球、賣全球”。完全可以說，譽滿全球的“小商品之都”就是義烏人“闖”出來的。
北京的中關村譜寫了一部改革開放的協奏曲，就是在這個神奇的地方，通過設立科技園區，逐步發展成為外向型、開放型的新技術產業開發試驗區，而今已成為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但人們不會忘記，最初的中關村電腦城，只是一批敢於闖市場的年輕人賣拼裝電腦、遊戲光盤，後來卻吸引了一批電子產業逐步向中關村聚集，成長出以聯想的柳傳志、百度的李彥宏、中星微電子的鄧中翰、科興生物的尹衛東、創新工場的李開復等為代表的一批國內外有影響的科技型企業家。伴隨著整個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化和世界互聯網經濟的裂變式發展，一大批高新技術企業湧入中關村，從而成就了今天的“中國硅谷”。
無論小崗村的包產到戶，還是華西村的鄉鎮企業，無論義烏“小商品之都”的崛起，還是中關村從電腦城發展成為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都是廣大人民群眾在改革實踐中“摸著石頭過河”的大膽探索。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改革開放在認識和實踐上的每一次突破和發展，無不來自人民群眾的實踐和智慧”。實踐充分證明，尊重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和實踐探索是改革成功的重要方法。改革的實踐性、試驗性要求我們在實踐中探索試錯，並認真總結經驗教訓，進而把改革不斷推向深入。同時，摸著石頭過河與加強頂層設計相輔相成，特別在改革進入深水區、關鍵期後，必須認真總結經驗、科學分析規律、形成頂層設計，這是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的必然要求。摸著石頭過河是頂層設計的基礎，不是沒有方向的蠻幹；頂層設計也不是閉門造車，而是摸著石頭過河的總結昇華；頂層設計後仍要不斷進行新的探索——摸著石頭過河，進而不斷對已有的頂層設計進行完善。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把摸著石頭過河與加強頂層設計有機統一起來。全面深化改革實踐不僅有了時間表、路線圖，而且還密切關注任務施工過程中的特殊情況、不確定因素等。
無論是推進設立自貿試驗區還是國家監察體制改革，都採取了試點獲得經驗再在全國推廣的方式。這種方式確保了改革探索的穩步推進。當前，我國改革進入深水區，我們依然要尊重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要鼓勵地方、基層、群眾解放思想、積極探索，要鼓勵不同區域進行差別化試點，要善於從群眾關注的焦點、百姓生活的難點中尋找改革切入點，要推動頂層設計和基層探索良性互動、有機結合，推動新時代改革取得更大突破。第六個關鍵詞
堅持黨的領導
堅持黨的領導是改革開放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證；在改革開放進程中堅持黨的領導，與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密不可分；在改革開放進程中堅持黨的領導，必須建設一支又紅又專的幹部隊伍。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
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成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黨的領導，是改革開放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證。
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同志就強調，堅持共產黨領導這個原則是不能動搖的；動搖了中國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亂，就不可能實現現代化。事實上，我國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從啟動到推進，再到不斷深化，每一項重大決策都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作出的。特別有意思的是，黨的歷屆三中全會提供了一個考察我國改革開放進程的獨特視角。1978年，我們黨堅持撥亂反正，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改革開放的歷史序篇。十一屆三中之後，每一個關鍵節點，都離不開黨中央的堅強領導，若干個三中全會，主動適應形勢發展變化進行科學決策，及時按下改革開放的快進鍵。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在總結農村改革經驗基礎上，及時推動改革從農村走向城市；1988年，十三屆三中全會為深化經濟改革進一步掃清道路；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制定市場經濟基本框架，提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1998年，十五屆三中全會提出堅持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政府職能；2008年，十七屆三中全會提出推進農村改革，積極發展現代農業。由此可見，
我們黨已經形成“領導改革開放實踐——總結經驗形成黨的指導性文件——進一步推動改革開放”的良性循環。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進一步加強了對改革的頂層設計和統籌協調，搭建起全面深化改革的主體框架，規劃出臺“四梁八柱”性質的改革方案，明確具有支撐作用的改革，有重點、有次序地推出改革開放舉措，加速推動改革開放事業。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關於全面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黨的十九大做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和社會主要矛盾發生新變化的新判斷，並謀劃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總體思路，十九屆三中全會又緊鑼密鼓地推出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如此統籌規劃與密集部署，既體現了黨中央對推進改革開放事業的堅定決心和信心，也反映出黨領導改革開放能力和水平的極大提高。
在改革開放進程中堅持黨的領導，與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密不可分。每一次重大改革政策出臺，黨中央的重大決定都十分明確地強調，我們進行的經濟體制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
我們黨正式確定了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改革的基本目標，同時十分明確地強調市場經濟前面的“社會主義”這個定語決不能丟；我們黨明確要求市場對配置資源起“決定性作用”，同時強調必須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堅持社會主義制度，最根本的是確保人民主體地位和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這是因為改革開放的初心就是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價格改革，是為充分發揮好市場作用而必須進行的重大改革，但必然要涉及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所以在制定價格改革方案時，高度重視和充分考慮低收入群體的承受能力。上世紀末本世紀初的國有企業改革，涉及一大批職工群眾下崗，黨和政府採取了多種措施促進並幫助職工再就業和重新創業。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工作導向，人民關心什麼、期盼什麼，改革就抓住什麼、推進什麼。比如，採取打攻堅戰的做法，大力度推進農村精準扶貧和貧困戶移民搬遷；為解決城市低收入群體住房問題，各級黨委和政府積極推行棚戶區改造，以及經濟適用房、限價房和共有產權住房建設。從1978年到2017年，全國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元增加到36000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由134元增加到13400元；基本醫療保險、社會養老保險從無到有，分別覆蓋13.5億人和9億多人；有7億多人擺脫絕對貧困，佔同期全球減貧人口總數70%。我們人民日報記者同事在基層採訪中，經常聽到群眾發自內心地說“共產黨好”，也常常聯繫實際思考“中國為什麼能”，答案就是我們選擇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選擇了社會主義制度，選擇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在改革開放進程中堅持黨的領導，必須建設一支又紅又專的幹部隊伍。隨著黨和國家工作重點轉移，原有的幹部隊伍越來越難以適應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迫切需要。為此，黨的十二大把“實現幹部的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寫入黨章，之後大批年富力強的幹部得到使用，8萬多有知識、懂業務的中青年幹部被選拔到縣以上各級領導崗位。1985年9月召開的黨的全國代表會議對中央領導層進行調整，64位老同志不再擔任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91名優秀中青年幹部被增選為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有力推動了幹部新老交替。在繼續推進幹部隊伍“四化”過程中，進一步加大了幹部制度改革和領導幹部教育培養的力度。黨的十三大提出建立國家公務員制度，1995年頒佈《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暫行條例》，1998年至2000年在縣處級以上黨政領導班子和領導幹部中開展“三講”教育，2004年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通過《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黨的十八大之後，按照全面從嚴治黨要求和好乾部標準，全方位改進領導幹部的選拔任用、教育培訓、監督考核，為全面深化改革開放造就了一大批德才兼備、清正廉潔的好乾部。
特別值得稱道和欣慰的是，在推動改革開放這一偉大社會革命的同時積極推動黨的自身偉大革命。40年砥礪奮進，40年風雨兼程，我們黨始終堅持把加強黨的自身建設貫穿領導改革開放的全過程。鄧小平同志指出：“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必須以更大的決心和勇氣抓好黨的自身建設”，“全面加強黨的建設，不斷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提高拒腐防變和抵禦風險能力。”40年來，黨的建設始終伴隨改革開放的全過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既是改革開放的原點，也是我們黨系統恢復和重建黨內政治生活的起點；黨的十二屆二中全會根據十二大部署作出決定，在全黨分期分批開展了一次以統一思想、整頓作風、加強紀律、純潔隊伍為基本任務的全面整黨；黨的十五屆六中全會根據改革開放新的實踐需要，對推進黨的作風建設和黨風廉政建設進行部署；黨的十六大作出在全黨開展以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主要內容的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的決定；黨的十七大作出在全黨開展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的部署。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以落實“八項規定”為新起點，持續深入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三嚴三實”專題教育和“兩學一做”學習教育，從嚴加強和規範黨內政治生活，進一步嚴明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堅持反腐敗無禁區全覆蓋零容忍，堅定不移“打虎”“拍蠅”“獵狐”，開創了黨和國家事業發展新局面。 縱觀改革開放40年，黨始終高度重視加強自身建設，提高領導水平和執政能力，有力保障和推動了改革開放事業順利發展。
總之，改革開放40年，是不斷解放思想的40年，是促進生產力解放和發展的40年，是圍繞計劃與市場持續探索最終確定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40年，是試行對外開放到不斷擴大對外開放和全面提高對外開放水平的40年，是既堅持摸著石頭過河又充分尊重人民群眾首創精神的40年，是始終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和不斷完善發展社會主義制度的40年。上述六個關鍵詞，是改革開放取得巨大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化的六大關鍵支撐，也是改革開放取得巨大成功的根本原因，是一個從改革起點到道路選擇、改革重心、改革目標、改革力量、實踐主體，清晰而完整的邏輯鏈條。
回顧改革開放40年不平凡歷程，至少給我們留下這樣幾點深刻啟示：
第一，改革開放這場中國的第二次革命，不僅深刻改變了中國，也深刻影響了世界，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必須堅定不移地全面深化改革、擴大對外開放。
新聞媒體應當大張旗鼓地宣傳改革開放取得的偉大成就，理直氣壯地宣傳改革開放取得的偉大經驗，旗幟鮮明地宣傳推動改革開放的偉大人民。第二，解放思想是改革開放的總開關，沒有思想解放就沒有改革開放，實踐發展永無止境、解放思想永無止境。新時代的新聞報道必須高揚改革開放的旗幟，持續不斷地促進思想大解放、改革再出發，推動新時代的改革開放不斷實現新突破。
第三，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衡量改革開放的根本標準，一切改革舉措和我們的新聞報道必須有利於增添經濟發展動力，有利於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有利於增強人民群眾獲得感，有利於調動廣大幹部群眾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
第四，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是改革開放的根本要求，必須把正確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係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關鍵，
真正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第五，對外開放是深化改革的根本條件，必須把改革與開放有機統一於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偉大實踐和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偉大事業，新時代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
第六，改革開放是億萬人民群眾自己的事業，摸著石頭過河是在改革中摸規律、從實踐中獲真知，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開放必須始終堅持尊重人民首創精神，把摸著石頭過河與頂層設計更好統一起來，在試點基礎上積極穩妥地推進改革開放。
第七，改革就是打破利益固化的藩籬，當前我國改革已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都是難啃的硬骨頭，必須有逢山開路、遇水架橋的勇氣，以釘釘子精神抓好改革任務的落實，新聞媒體要大力宣傳敢於擔當的改革家、促進派和實幹家。
第八，堅持黨的領導、全面從嚴治黨，是改革開放取得巨大成功的關鍵和根本，新時代推進改革開放必須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堅持黨要管黨、全面從嚴治黨，把我們黨建設得更加堅定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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