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不是順風順水，也不管時間趕巧不趕巧，漕船到了臨清，都得落篷靠岸。
靠岸是為了捎帶一樣東西，這是朝廷定下的慣例，到了通州卸船時，那東西要和漕糧一起檢驗交貨的。捎帶的這樣東西是臨清的磚。可不要小視了那一塊塊大青磚，偌大的北京城，從巍峨的宮殿到雄偉的城牆，還有郊外那明清兩代的帝王陵墓，都是用它建造的。所以老輩子的人們說：“北京城是漂來的。”從哪兒漂來的呢?當然是臨清。
在臨清，大運河接受了它最值得誇耀的榮譽：為中國最龐大的皇家建築群運送青磚。在它所有的榮譽中，這無疑是最驕奢浮華的。以往的那些榮譽大都從屬於世俗生活中的日用衣食，即便是艨艟如風，帆檣如雲，一俟進入京師，也很快就被消化得了無痕跡，不可能留下什麼令人矚目的場面之物。皇宮是皇權的象徵，無論是外在形制還是精神隱喻都必須是堅固不朽的，臨清的磚恰恰具備了這樣的品格。這裡的土膠中夾沙、細膩而無雜質，俗稱“蓮花土”；燒磚的柴草一律用的是豆秸，燒出來的火泛淡綠色。膠中夾沙的蓮花土，在淡綠色的火焰中熔化、顫抖、澎湃，最後凝固為青黑色的臨清磚。臨清磚敲出來有一種悅耳的金屬聲，這種金屬聲也一直是檢驗其質地的重要手段。叮噹，叮噹，在明清兩代的五百餘年中，這種悅耳的金屬聲就這樣從臨清一路向著京師傳遞，帶著某種莊嚴的儀式感。其實，臨清的磚從一出窯就伴隨著一種儀式感，燒製好的成品磚，經嚴格檢驗後，每一塊都要用黃裱紙封住，用小拱車推到專門的皇磚碼頭，乘北上的漕船帶走。船到通州後，要將磚全部卸下來，撕掉黃裱紙檢驗，然後再用黃裱紙封住送往北京。到了北京的工地上，還要一塊一塊地磨，磨得嚴絲合縫了，再放在桐油裡泡，最後才會定格在大殿或城堞上。經過這樣反覆挑選的臨清磚，它的視覺形態是老成且傲慢的，而所謂華麗，也是一種靜穆中的端莊與持重。在我看來，它有點像老杜的詩，沉雄且流麗，表面上一點火氣也沒有，卻蘊含著內在的歷練和成熟。它的魅力就在於那點蒼古的風塵氣息。新出窯的臨清磚肯定不會有那樣的氣質。
磚窯的煙塵在運河兩岸傲慢地升騰著，如果是夜間，甚至在十里八里以外也能望見窯火的光焰，那是臨清最醒目的標記。曠野上充斥著喧譁與騷動，窯工們的身影有如鬼魅一般，他們蓬頭跣足，臉上總是帶著長年不褪的煙火氣。在臨清，這樣的窯場有數百座之多。如果你在別處犯了官司，那麼最好的選擇就是到窯場上找一份活幹，在這裡你不用擔心官府的追捕。由於磚窯是直接為朝廷服務的，窯主和窯場擁有相當的特權，他們都有朝廷賜給的黃馬褂，完全可以把地方官不放在眼裡的。每座窯場門口還劃有禁區，懸掛著朝廷賜給的虎頭牌和水火棍，凡有私闖窯場或在窯內鬧事者，用此棍打死勿論。因此，這一帶流傳著“打架上宮窯”的說法，意思是不論你闖了什麼禍，只要往窯場一躲，就可平安無事。當然，前提條件是你必須有一身好力氣，因為窯主並不是慈善家，他們看中的是從你肌肉和筋骨中能榨取的剩餘價值。每一塊成品磚，朝廷付給窯主工價銀二分七釐；如挑出啞磚，每塊折價一分七釐；不堪用者，每塊折價一釐八毫。這些錢大部分落入了窯主的腰包，分到工匠手裡的為數極少。工匠們只管牛一樣地幹活，他們其實比流放的苦役犯也好不了多少。每一塊青磚都有枕頭大小，五十來斤重，脫坯時必須是一次摜成的整塊，不能添補的。這還僅僅是脫坯。從挖土、篩土、濾泥、踩泥，到裝窯、搬柴、挑水、出窯，可以想見，一塊成品磚中要滲入多少壯漢的汗水。在過去的幾個世紀裡，窯工就這樣用當地廉價的泥土和豆秸，還有更為廉價的汗水和苦難，燒製了一座世界上最壯麗的宮城。我們無法知道，在成年累月的簡單勞作中，他們會不會有某種藝術創造的快感甚至成就感。窯火映紅了臨清的天空，也燻紅了窯工的眼睛，那是一種見了風就流淚卻能穿透熊熊烈焰感受窯膛呼吸的眼睛，就像常年顛簸在大海上的水手，他們或許看到原野上盛開的鮮花會暈眩而在風暴中卻鎮定自若一樣。燃燒的豆秸發出短促有力的爆裂聲，那淡綠色的火焰有如銳利的刀鋒。土坯一車車地送進窯膛，經過那刀鋒的雕琢，推出來的是灼熱的青磚，汗水滴在上面，騰起白色的煙霧，那煙霧中有一股帶著鹹味的男性氣息。
夏天是窯場最繁忙的季節，在充沛而熱烈的陽光下，磚坯很容易曬乾。而且那日頭總是不落，一天幾乎可以幹兩天的活。在整個夏季，窯工們就那樣打著赤膊，讓汗水和泥土充當身體的保護色。為了補充汗水的消耗，他們要不時捧起水缽喝水，那是真正的牛飲，有如夸父飲於河渭。在那個漫長的夏季裡，他們總共要喝下多少水呢?運河的水位一天比一天低了，碼頭上的石階一級一級地露出來，石階上的苔蘚曬成了塵埃一樣的淺灰色，航船也顯得艱澀了。北方乾旱的夏季，是被窯工枯渴的大口喝出來的嗎?秋天是喜憂參半的季節，豔陽秋裡，寒蟬聲中，到處是成熟瓜果的香氣。這香氣是儲藏在大地中的，現在它們被釋放出來了。附近的農家開竿打棗了，“梆梆梆”，“梆梆梆”，爆豆子似的熱鬧。聽著這樣的聲音，想象著棗林中落紅如雨的壯觀景象，窯工們幹活時也多了幾分興致。但如果天公不作美，遇上連綿的陰雨，便常常十天半月的沒個消停。脫坯的窯工們窩在工棚裡，心情也像天氣一樣陰鬱，因為他們一天不幹活，窯戶就一天不開工錢。為了養家餬口，天氣一放晴，他們就得用加倍的勞動把耽擱的活兒補回來。等到窯工們脫下的磚坯足夠燒製一個冬天，冬天也到了，西北風刀子一樣刮過來，天地間一片蕭索。這時候，脫坯就停止了。窯戶當然不會讓他們閒著，除去裝窯和出窯，他們得抓緊運泥。窯場附近已經被掘地三尺，有如一塊搜尋過細的考古挖掘現場，靜靜地敞亮在冬日的陽光下。窯工們要駕上大船，到遠處把泥運回來。一船一船的蓮花土堆在窯場裡，有的像埃及的金字塔，有的像古羅馬城堡的穹隆。它們在風雪中等待著來年春水的滋潤，也等待著在豆秸那淡綠色的窯火中，變成具有金屬質地的青磚。
青磚是讓進京的漕船捎帶走的，遙望著運河上漕船的帆影，窯工們會想到京師那些巧奪天工的宮殿和陵墓嗎?在他們的想象中，那裡的生活或許就像現代人在相聲段子中引用的幾句呂劇唱詞：“聽說包公要出行，忙壞了娘娘東西宮。東宮娘娘烙大餅，西宮娘娘剝大蔥。”小民百姓想象中的奢侈，也無非是大餅大蔥管夠罷了。遠方的帆影在視線中漸漸淡出，融入了北方那單調而高遠的晴空。窯工們知道，那白帆下的每一艘航船上都載有他們製作的青磚，不會多也不會少，每船四十八塊。磚的正面和反面都燒製著字跡，除去州府和年號外，還有一些人的名字。但那些名字從來不屬於他們。
臨清博物館裡陳列著不少這樣的青磚。說是陳列，其實只是胡亂地放在一張長條桌上。我曾仔細拭去上面的灰塵，在昏暗的燈光下辨認過那些字跡。例如：明臨清廠窯戶孫嶽造，作頭於其。再看這一塊：大工，嘉靖十年秋季窯戶高雄為登州府造。這裡的“大工”是指用於建造皇宮的，區別於建造皇陵的“壽工”。所謂“為登州府造”是指朝廷攤派給登州府的指標，由登州府出錢，請臨清的窯戶負責燒製後再運送京師。
還有：丙申年窯戶趙賢作頭趙才造。康熙十五年窯戶暢道作頭郭守貴造。幾乎都是一般格局，那上面只有窯戶和作頭的名字，而親手製作青磚的工匠是沒有資格把名字署上去的。中國曆來的政治學說到底就是名字學，誰的名字取代了誰的名字，這一般叫做改朝換代或權力更替；誰的名字排在誰的前面，這是強勢群體內部的利益分配；而什麼人的名字該出現在什麼地方，則體現了一種社會秩序。這些都是很有講究的。出力流汗的窯工們自然不配有千古留名的資格，就像現在寫論文的人，名字反倒排在最後，而寫報告的人絕對不會享有署名權一樣。
只有這一塊是個例外：嘉靖十五年窯戶羅風匠人鄭存仁。這個叫鄭存仁的工匠好生放肆，他竟敢僭越規格，堂而皇之地把自己的名字署在青磚上。該人是何出身?有沒有什麼政治背景?一貫表現怎樣?社會關係都有哪些?所有這些可惜現在都無從追查了。其實也大可不必追查。他或許只是出於一個勞動者自尊意識的覺醒，因為他覺得那青磚中有自己的汗水和指紋，理應署上自己名字的。為什麼窯戶和作頭可以署名，自己就不可以署呢?因為他們的財產、地位、名望嗎?可那和署名有什麼關係?署名只是體現了一種堂堂正正的負責精神，作為一個勞動者，他理應為自己的產品負責。但他恰恰忘記了，所謂負責也是要有資格的(不然為什麼稱官員叫“負責人”呢?)，而他根本不具備這種資格。因此，我懷疑那批署有鄭某人名字的青磚後來根本沒有運往京師，其原因就在於他所犯的“自由化”錯誤。據博物館的同志講，這塊磚是從鄉民的牆基下發現的，這就對了，因為那裡才是他可以負責，也大致可以容許他署名的地方。
其實，即使是窯戶和作頭，他們的名字也不可能進入京師的大殿或地宮，因為在施工前的磨製過程中，他們的名字都要被磨得了無痕跡的。本來嘛，帝王的大院裡要那些名字幹什麼?是樹碑立傳還是邀功請賞?反正都不合適。那裡只容許一個人有名字，而且還只能用代號——“朕”或者“皇上”，其他人都只能合用一個名字——奴才。那麼就統統磨去吧，包括那些州府名稱和年號。但臨清土那固執的堅韌，還有臨清工匠那帶著鹹味和男性氣息的汗漬是永遠磨不去的。當然，磨不去的還有史書上這樣的記載：燒造之事在外，臨清磚廠以供營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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