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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靳永愛
自2016年初中國實行全面二孩政策後，社會各界都非常關心有多少人想生二孩的問題。政府部門關心這個問題，出生人口數量的多少關係到社會資源配置和配套政策實施；商界關心這個問題，出生人口數量的變動可能帶來一個潛在的、巨大的嬰幼兒產品市場；學界關心這個問題，政策的變動為生育領域研究提供了一個黃金時期；千千萬萬家庭也關心這個問題，關心自己的孩子是不是可能遇上“嬰兒潮”，何時生育可以錯過“嬰兒潮”……
今天的文章，將根據最新的調查數據，介紹生不生二孩的影響因素，希望能夠在政策上做一些倡導，促進建立生育友好的環境。
多少人想生二孩？
來自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的課題組分別在2016年中旬和2017年初組織了包括遼寧、山東、四川、湖北、浙江、廣東、北京、河南、陝西在內的9個省份、18個城市的生育意願調查，調查對象為9400戶家庭中的20-44歲在婚女性，其中6000戶還對應調查了丈夫的生育意願和態度情況。調查結果顯示，在城市地區已育一孩的女性中，有二孩生育計劃的平均比例僅在30%左右，其中北京、河南、陝西三個省市城市地區計劃生育第二個孩子的女性佔比僅為26.1%。當然，區域差異非常大，廣東的二孩生育意願最高，達到了44.4%，湖北最低，僅為16.8%。出乎意料的是，北京的二孩生育意願不是最低的，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家庭女性計劃生育第二個孩子。
在全面二孩政策實施以前，也有很多生育意願調查，調查結果都一致偏低，儘管我們的調查結果高於以往的研究結果，但意願生育二孩比例的絕對值並不高。從人口長遠發展和穩定發展角度，一對夫婦平均生育2.1個孩子才能實現代際更替，然而，按照目前的實際情況，一對夫婦平均生育的孩子數距更替水平還有相當大的差距，期待通過全面放開二孩政策而解決的人口問題很可能難以達到理想結果。
為什麼大多數人望而卻步？
目前，中國的家庭政策不成體系，甚至有些政策處於缺位狀態，配套政策不足，很多家庭想生但不敢生。
根據我們的調查，生育養育孩子的經濟壓力和照料負擔是目前阻礙家庭生育二孩的兩大現實性限制因素。在不想生第二個孩子的女性中，超過三分之一的人表示“經濟條件不允許”。城市不斷攀升的房價、越來越高的養育費用讓家庭“生不起”、“不敢生”。
“沒人幫忙照顧孩子” 是影響城市女性不想再生孩子的第二大因素。現階段中國托幼服務體系尚不完善，孩子照料壓力完全由家庭承擔，目前的主流養育模式是夫妻自力更生、由父母幫忙輔助照顧。在調查城市的已育一孩女性中，超過70%有父母幫助照顧過第一個孩子，一半以上的人報告如果再生一個孩子父母可以幫忙照料。
實際上，也有學者從理論角度解釋生育意願低、生育水平低的現象 。澳大利亞學者 Peter McDonald 提出性別平等理論，在該理論中，他認為生育率的下降是跟性別平等的發展歷程相關的。McDonald將性別平等分為兩個部門的性別平等：一是家庭導向型的性別平等，即家庭內部的性別分工狀況；二是個體導向型部門的性別平等，即家庭外部市場部門中的性別不平等（見下圖）。
隨著社會發展，外部市場機構性別平等程度快速提高，比如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勞動參與率提升、收入提高、在工作中與男性同等競爭；但與此同時，社會文化並未適應外部市場這種性別角色的快速變化，導致家庭內部仍然處於不平等狀態， “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家庭分工模式演變成了女性既需要“主外”又需要“主內”的局面，女性仍然是家務勞動、照料子女的主要承擔者。面臨工作、家庭平衡困境，女性生育的機會成本非常高，為了調和這樣的矛盾，女性的生育意願降低，生育孩子數減少。於是，低生育率就出現了。
圖片來源：McDonald P.2000. Gender Equity in Theories of Fertility Transiti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6(3):427-439.
低生育率的問題在亞洲國家尤為明顯，深受儒家文化影響的亞洲地區，結婚是一個帶著很多附加條件的“包裹 (package) ”，這些附加條件包括承擔家務勞動、生孩子和照料孩子，家庭內部家務勞動分工的不平等使得很多女性推遲結婚、生育，在日本、韓國甚至出現很多年輕人不願意走進婚姻的現象（欲知詳情，歡迎閱讀：《韓國的年輕人放棄戀愛了…》）。
哪些因素可能會促進二孩生育？
在我們一系列的生育意願研究中，我們發現，有以下一些因素具有促進二孩生育的作用：
上面提到經濟壓力和照料限制是阻礙因素，那麼反過來，收入提高和可獲得父母的照料支持則是生育二孩的促進因素。收入越高的家庭、有父母幫助照顧孩子的家庭，有二孩生育計劃的可能性也就更高。
還有一個經常被討論的因素，就是性別偏好。雖然男孩偏好已大大減弱，目前主流的性別偏好已經成為兒女雙全偏好，但性別偏好本身對生育行為的影響不可忽視。儘管以往國外的生育研究發現，當夫妻在生育想法上不一致時，比如生不生、什麼時候生，夫妻更傾向於不生孩子來應對夫妻不一致的局面。但最近的研究發現，性別偏好上的不一致並不會降低夫妻有二孩生育計劃的可能性，只要夫妻雙方有一方有性別偏好，夫妻就更可能生育二孩。Qian & Jin 在2018年發表的文章中探討女性生育自主權時也考慮到了性別偏好的作用，她們發現，對於家中丈夫更有實權的夫妻來說，來自丈夫在性別偏好上的壓力會提高女性有二孩生育計劃的可能性（欲知詳情，歡迎閱讀夫人往期文章：《“善爸”甘休，“欲爸”不能？而還是帶的爸爸進化論》），即使女性的理想子女數就是一個孩子。
可能受數據限制，以往經常被忽略的因素是代際影響。我們發現，在21世紀的今天，父母／公婆“想抱孫子”的心理仍然在顯著影響著夫妻小家庭的生育決策。父母在生育數量和性別上的偏好都顯著地影響女性的二孩生育計劃。父母想要2個或更多孫子會顯著提高女性有二孩生育計劃的可能性，如果第一個孩子不符合父母預期，女性有二孩生育計劃的可能性也大大提高。
那麼，是不是家庭的經濟條件越好，父母的影響就減弱了呢？畢竟在社會經濟地位低的家庭中，父輩的權威可能起到更大的作用。我們在今年發表的一篇研究中呈現了詳細的結果，父母所表達的性別偏好在收入水平不同的家庭確實不同，父母的影響不是在收入低的家庭更大，反而是在家庭收入越高的家庭發揮了更強的作用。這一方面說明，無論在什麼樣的家庭，父母的影響是持續、普遍存在的，但另一方面也再次突出了家庭經濟水平的作用，當家庭擺脫了經濟水平限制時，更有可能實現父母的偏好。
政府可以做什麼？
生育雖說是家庭的私事，但也是社會大事，政府有責任提供和創造一種友好的生育環境。生不生是家庭或個體的事兒，但客觀條件帶來的對生育的限制需要國家和政府來幫助克服和應對。最後簡要地總結幾點政策倡議：
◇ 建立以政府為主導、以社區為基礎、以社會為補充的0-3歲嬰幼兒公共托幼體系，幫助家庭解決照料難題。
◇ 建立一套系統的家庭發展支持政策體系，提高家庭福利水平。通過生育補貼、稅收優惠、兒童津貼、家庭補貼、住房保障等形式，減輕家庭生養子女的經濟壓力。
◇ 家庭政策應納入性別平等視角，公共部門應創造促進社會性別平等的政策環境。應該通過政策促進男性分擔家務，特別是積極參與孩子的生育和養育過程，比如建立配套的男性陪產假、育兒假制度；提倡家庭內部平等分工，逐步改變傳統“女主內”的文化。
◇ 設立常設機構，統籌家庭政策。實現管理模式的創新，應設立統籌家庭政策專門機構，整合衛生、計生、教育、民政、稅收等部門的職能和資源，將家庭福利政策落到實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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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McDonald P.2000. Gender Equity in Theories of Fertility Transiti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6(3):427-439.
Qian Yue and Yongai Jin.2018. Women’s Fertility Autonomy in Urban China: The Role of Couple Dynamics Under the Universal Two-Child Policy.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1: 1-35.
靳永愛、宋健、陳衛.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中國城市女性的生育偏好與生育計劃.人口研究，2016第6期.
靳永愛、趙夢晗、宋健. 父母如何影響女性的二孩生育計劃？來自中國城市的證據.人口研究，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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