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本書，《大調平器：從石器時代到21世紀的暴力和不平等史》，主要講的是為什麼平均財富的夢想，在現實中很難實現？
如果把擁有全世界一半人口財富的富豪聚在一起，需要多大的空間？你可能會覺得，怎麼也得幾個足球場吧。那你就錯了。2017年年初，一家調研機構給出的答案是，只需要一輛大一點的商務車，就能把全球最富的八個富豪裝下，他們的身家加起來超過4000億美元，相當於世界一半人口的財富總和。要知道，在2015年，僅僅是3年前，要把擁有全球一半財富的富豪聚在一起，還得需要一輛超級大客車，大概有62位富豪。再往前推，同樣的財富，需要的富豪人數就更多了。2014年需要85位富豪，怎麼也得一輛雙層巴士才能擠下。再往前推到2010年，則需要388個人，一架波音777客機才能全部塞下他們。
曬出這一組數字，並不是為了炫富，而是這些數字指出了一個令人擔憂的發展方向——最近十年，財富聚集在越來越少的人手中，全球的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問題是，這種貧富差距的拉大是歷史的必然麼？我們能不能從歷史中學到什麼好的辦法，能讓收入和財富的分配變得更平均？這就是這本書《大調平器》希望解答的問題。
《大調平器》的作者是斯坦福大學的歷史學家沃爾特·沙伊德爾。這本書梳理了從遠古到當下的歷史中，到底有哪些事件和哪些政策能夠減少財富的不平等。《自滿階級》的作者科文評價說，這本書是“研究不平等歷史最棒的一本書”。
《論語》裡，孔子曾經說過“不患寡而患不均”，也就是說不擔心物產不夠豐富，但是擔心分配不夠公平。這裡的均並不完全是我們現在所理解的平均的意思，而是各得其份，也就是在公正的分配製度下得到自己應得的份額。孔子的這句話也是對社會的警示：如果貧富差距過於懸殊，社會就可能分崩離析。如何不讓貧富差距拉得過大，如何更好地進行收入分配，讓社會和諧，可以說是古今中外志士賢人都在思索的大問題。沙伊德爾的《大調平器》可以說是切題之作。最近幾年歐美出現的民粹思潮和反全球化運動，其實也是對貧富差距過大的一種反彈。借鑑歷史上解決不平等問題的經驗，就變成了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
下面我們就來說說書中觀點，歷史上有哪些做法能夠縮小貧富差距？
沙伊德爾在書中花了很大的篇幅去梳理，到底歷史上有些什麼做法能有效縮小貧富差距，結果只得出了兩個結論，其中一個是大規模的暴力，另一個是瘟疫。
歷史上大規模的暴力有兩種主要的表現形式，一種是戰爭，另一種是國家崩潰。這兩種形式不管是發生在近現代，還是發生在古代，從根本上說都是因為暴力產生社會動盪，富人的財富在此期間更容易被掠奪或者遭到損失，結果自然是社會財富變得更平均了。最常見的暴力形式莫過於戰爭。戰爭一是要消耗鉅額社會財富，二是會帶來大量的破壞，兩者都會讓富人受到更大的損失。沙伊德爾特別強調近現代大規模戰爭帶來的平均效果。這裡的大規模戰爭，指的是現代國家產生之後全民動員的戰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上世紀發生的兩次世界大戰。
兩次世界大戰都是巨大的調平器，因為大規模動員的戰爭要求全面動員參戰各國的全部資源，並要求所有人都做出犧牲，這為“劫富”提供了異常有力的理由。兩次大戰帶來的損失是驚人的。各國的工業全部轉型投入軍工生產。為了支付軍費，各國都大幅提高稅收，美國在二戰結束把最高所得稅稅率提高到了94%，財產稅則提升到77%。戰後，一些國家出現了惡性通貨膨脹，讓老百姓的存款成為廢紙。比如一戰結束不久，德國的一個麵包賣到了一萬億馬克，這個價格放在今天很難想象。全球貿易和資本流動也因為世界大戰而停滯。精英和上層的財富因此被重新分配，整個社會的財富因此變得趨向平均。
暴力的另一種表現形式，也是古代能夠大規模平均財富的主要方式，則是國家崩潰。國家崩潰，不是歷史上簡單的改朝換代，而是專指非常激烈的社會動盪，導致整個社會制度的崩潰和瓦解。比如中國歷史上的晚唐時期，國家四分五裂，軍閥割據，演變成五代十國這樣的大混亂。古代很少有現代國家的制度制衡，造成貧富分化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少數權貴利用手中的權力謀求私利，賄賂公行，腐敗滔天。
比如在2000年前的古羅馬，最富的執政官與普羅大眾的財富差別，和今天美國首富比爾·蓋茨與普通美國人的差距一樣。不過與蓋茨依靠商業致富不同,古羅馬的執政官是隻有鉅富階層才能擔任,任職之後繼續搜刮人民的財富，變得更為富有，是一種典型的權力和財富交織的形式。其實，古代的富人離國家權力更近，更需要得到權力的保護。因此當國家崩潰時，包括權貴和富人的損失更大，也就縮小了貧富差距，變相達到了“劫富濟貧”的效果。
前面講了，沙伊德爾分析了歷史上縮小貧富差距只有兩種辦法，一種是暴力，另一種就是瘟疫，也就是大規模傳染病。但是瘟疫會帶來大量的死亡，為什麼會產生縮小貧富差距的效果呢？讓我們拿歐洲中世紀那場令人色變的黑死病來舉個例子吧。十四世紀，歐洲和中東暴發鼠疫，俗稱黑死病。在短短几年內，總人口從一億銳減到八千萬，兩千多萬人死亡，其中大部分的是勞動力，給歐洲經濟帶來重創。
大量勞動力死亡讓勞動力變得極度供不應求，徹底顛覆了地主與勞動者之間的平衡。因為土地在當時是最重要的資產，勞資之間平衡被打破，存活下來的勞動者有了更多的話語權。地主想要耕種土地，不得不滿足農民提高待遇的要求。因此黑死病結束之後的一段時間，歐洲農民生活條件大為改善，每天可以有一頓飯吃上鹹肉喝上啤酒，地主的收益卻大大降低了。你看，大規模瘟疫帶來了一個意想不到的結果，就是財富分配得更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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