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上，農業是中國古代社會的基礎，國家活動幾乎方方面面都是圍繞著的農業展開的。比如：中國的歷法就是為中國的農業生產而制定的；中國的皇帝要每年象徵性的下地幹農活；中國的農民地位在工人和商人之上等等，這都說明中國是以農立國的國家。
也因此，在古代，農業供養了整個帝國，帝國的財政也幾乎百分之百依靠農業，可以說，如此緊密的關係也決定了：帝國對農業及農業生產者相關的稅收必然極端的重視。
但是，中國古代農業又比較脆弱，主要是靠天吃飯，乾旱和洪澇都會導致農民的嚴重損失，可朝廷往往還是按照以前的稅收標準進行徵稅。在這種情況下，歷史上其實很少有官員會請求統治者愛惜民力為老百姓說好話，減輕或者免除老百姓的農業相關稅收。
因為，整個國家往往是一刀切的，中央集權下，執行力往往是統治者最為看重的。況且，古代中國幅員遼闊，對執行和效率更為重視，即便對一部分人有所傷害，這樣能使統治者能更加強有力的掌控整個國家，避免有人用各種特殊情況使國家決策打折扣。
在這種形勢下，若在農民收成很差或者鬧饑荒的時候，有官員替老百姓求情，往往會被統治者懲罰，因為，這種行為在統治者看來屬於損害國家權威、違反法律的行為。而官員作為高高在上的官老爺很少會冒這種風險，但歷史上還是有這種能在關鍵時刻挺身而出的官員。
比如：北宋時期的工部侍郎胡則，他就是這種為民請命的好官員。
史料記載：胡則少果敢有才氣，宋端洪二年，即：公元989年考取進士，為婺州有史以來第一個取得進士功名的文人。他一生做了四十年官，繼任太宗、真宗、仁宗三朝，先後知潯州、睦州、溫州、福州、杭州、陳州，任尚書戶部員外朗、禮部郎中、工部侍郎、兵部侍郎等官職。
事情發生在北宋時期，那一年的天氣十分的反常，向來不缺水的長江流域以及淮河流域竟然出現了十分不常見的乾旱情況。百姓流離失所，餓殍遍野，情況慘不忍睹。當發生這種情況的時候，北宋的仁宗皇帝還有點不大相信，因為，皇帝也是有點常識的，他覺得：那裡應該不會發生那麼大的乾旱，是不是有地方官想少向朝廷交納農業稅。
但是，地方官府在皇帝下達免除稅收的命令之前，卻依然堅決的執行著對稅收的徵繳，此舉則大大激化了當地的矛盾。此時，也有一些知道內情的人源源不斷的向皇帝彙報當地真實情況。宋仁宗也是個比較仁愛的君主，也準備減輕老百姓的負擔，但是，這只是停留在想法層面。這時候，工部侍郎胡則就出場了。他是一個儒家知識分子，有著對天下蒼生強烈的責任感。
為了百姓的利益，他要將災區的真實情況向皇帝陛下稟報，向皇帝說明災區百姓的的困苦現實。本來，宋仁宗已經通過其他渠道得到了災區情況的一些信息，再聽到這麼一位高級官員慷慨陳詞，描述了當地乾旱的嚴峻情況：土地乾旱的裂縫都能伸進去手指頭，很多人為了躲避稅收都背井離鄉，甚至，淪為乞丐，而當地官方只一味的執行原來的稅收標準，簡直到了百姓要揭竿而起的地步。
所以，為了當地的社會穩定和恢復當地老百姓的元氣，胡則建議宋仁宗：免除農業勞動者的人頭稅（按人計算稅額）。對於胡則個人來說，在沒有得知宋仁宗真實想法的前提下，他的這個行為是具有相當大的危險性的，因為，這種稅收是國家正常運轉的血液，你要斷掉國家的血液就是要皇帝的命根子。
但我，宋仁宗果然“仁”，對得起他的這個諡號。
他在聽取了胡則的建議，並且，經過仔細計算，更進一步永遠免除了長江、淮河流域這一受災地區的農業勞動者的人頭稅。這種好政策像長了翅膀似的迅速傳到了災區百姓那裡，很多走投無路的老百姓紛紛又回到了故土，準備聚眾起義的貧困老百姓也解散回家，宋仁宗和胡則都成為了老百姓心中的大聖人。
之後，胡則這位清官自然也被當地老百姓記住了，特別是在免稅地區的衢、婺兩州就率先為這位清官建立了神廟，接受當地老百姓們的祭拜，被當地百姓稱為“胡公廟”，香火也是比較鼎盛的。誰說好人沒有好報，胡則做了好事也得到了好報。胡則也在官場上比較順心，後來，七十七歲的時候在文人知識分子都喜歡的杭州去世。
隨著朝代的更替和時間的推移，胡則也被傳頌的越來越廣、越來越神通廣大。明朝的時候，朱元璋為了表示對胡則行為的讚賞，為其又加了一個封號，叫做“顯應正惠忠佑福德齊天大帝”。與中國歷史上真正存在的關公一樣被稱為“帝”，真可謂“生而正直者，死而為神”，胡則成為了民間老百姓心目中的神靈。
相傳，1959年8月，主席在開完廬山會議返京作中路過金華，曾對永康縣說過這麼一段話：“你們永康不是有塊方巖山嗎？方巖山上有個胡公大帝，香火長盛不衰，最是出名了。其實，胡公不是佛，也不是神，而是一個人。他是北宋時期一名清官，他更為人民辦了很多好事，人民紀念他罷了。所以，為官一任，造福一方，這很是重要啊！”
可以說，像胡則這種清官，百姓沒有忘卻他，歷史同樣沒有忘卻他。
『《宋史·仁宗本紀》、《顯應正惠忠佑福德齊天大帝——胡則》、《胡則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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