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中華民族十二萬分的不幸是有了這樣一位“芳鄰”，而遭受著空前的洗劫。我們無數的同胞，無數的文化業績，都在這浩劫中毀滅了，並且還在繼續毀滅著。我們是成為了文明逆用者的犧牲。
——郭沫若《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序》
自1937年12月13日日軍攻入南京城，並開始在南京及其近郊進行有計劃、有預謀的大規模屠殺之後，南京就淪為了一座孤城、一個人間地獄。派駐南京的西方媒體記者被要求在12月15日前撤離，日本方面一方面在本國媒體上刊發粉飾太平的假新聞――12月14日，日本《朝日新聞》刊發來自南京的報道《婦女從公用防空洞裡爬出來》，並配發大幅照片，報道南京婦女獲得皇軍“解放”後“欣喜與感激”的場面：一方面控制中國的輿論，要求自12月15日之後，上海所有的中文報紙發行前必須送審，不經檢查的新聞一概不準登載，目的就在於掩蓋日軍在南京人神共怒的罪行。
但真相很快通過西方媒體公諸全世界：12月15口，在美軍開往上海的瓦胡號炮艦上，《芝加哥每日新聞》記者司迪爾將題為“日軍殺人盈萬”的報道發回了美國，並在當天刊出，使得《芝加哥每日新聞》成為第一家報道南京大屠殺的西方媒體。但要論影響力，還數《紐約時報》，12月18日的《紐約時報》在頭版顯著位置刊發該報記者德丁發自上海的報道《關於南京大屠殺的報道》：俘虜全遭殺害，日軍在南京的暴行擴大，一般平民亦遭屠戮，美國大使館遭襲擊》，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強烈關注。德丁在報道中指出：“日軍似乎想把恐怖儘可能長時間地延續下去，以便使中國人有一個深刻的印象。如果抵抗日軍，就會有這樣可怕的結果。”
而在中國，反應最快的是不受送審制度制約的上海英文報紙。不過這些報紙的報道多半援引自西方媒體，刊出報道也已經是大屠殺發生十多天後。12月25日《字林西報》刊發題為“日軍在華、在南京已失去了極大的聲譽”的報道，已經算是比較早的了。要到1938年1月以後，以《大公報》、《新華日報》、《中央日報》為代表的國內媒體才開始集中報道南京大屠殺，使中國民眾得以瞭解真相。
真相!真相!
儘管西方媒體記者在12月15日就被迫撤離，但他們在大屠殺頭兩天的所見所聞，已經駭人聽聞。德丁在《紐約時報》12月18日的報道中寫道：“記者在登上開赴上海的輪船的前一刻，在江邊馬路上看到兩百個男子被屠殺。屠殺只花了十分鐘。日本兵使男人們在牆壁前排成一列，加以槍殺，然後許多拿著手槍的日本兵，亂七八糟地在中國人屍體周圍毫不在乎地用腳踢，如果手腳還有動的，就再給一槍。”“很多人在發現的現場就被殺死了，其中也有與軍人毫無關係的人，有傷兵和普通市民。15日，記者在12個小時中，就三次目擊集體屠殺俘虜。有一次是在交通部附近防空壕那裡，用坦克炮對準一百餘中國士兵開炮屠殺。”
同樣是12月18日，《泰晤士報》刊發路透社記者史密斯發自上海的報道，題為《南京的恐怖》，報道說：“城內無辜居民的屍體鋪滿了街道。靠近江邊的城門口，屍體堆成山，高及一米。汽車和載重汽車來來往往在屍體上碾過。”而美聯社記者麥克丹尼爾在《芝加哥論壇報》刊發的報道中寫道：“我對南京的最後的記憶就是——垂死的中國人，垂死的中國人，垂死的中國人。”
日本方面則極力掩飾真相：12月20日，《東京朝日新聞》以半版的篇幅刊出四幅照片，分別題為《士兵買東西》、《皇軍進城後，在城外安心耕種的農民》、《得到皇軍保護的一群難民》、《和藹可親的理髮師》。12月21日，《東京朝日新聞》刊發特派記者守山的報道，報道稱南京市民過去一見日本人就躲，而現在完全變了，同日本兵交上了朋友，笑嘻嘻地接近他們。日本特務機關直接創辦和控制的上海《新申報》(日本《大陸新聞》中文版)更是編造假新聞的箇中好手，該報12月22日編造了一則日軍在南京救護中國傷病軍人的消息，並稱這些中國軍人願意為日本而戰。後來該報刊發的一篇題為“日本軍親切關懷難民，南京充滿和睦氣氛”更是堪稱假新聞的巔峰之作。
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總幹事、美籍牧師費奇在日記中指出：“如果不是在南京發生的這些事不是如此悲慘，我們會被這些謊言逗得大笑。”
西方人的作用
留守南京的西方友好人士組成的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以及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委員會、南京金陵大學非常委員會等組織，除了盡力救治中國難民，其成員還通過日記、影像、照片等各種手段記錄親身見聞。在南京淪為孤城的背景下，這些記錄彌足珍貴。
1938年1月29日，費奇牧師獲准離開南京，他秘密帶走了馬吉牧師在安全區和鼓樓醫院拍下的記錄日軍暴行的影片。1938年5月16日出版的美國《生活》雜誌從中選取了10幅圖片，首次在世界範圍內以圖片報道的方式報道南京大屠殺。
根據南京大屠殺研究學者、江蘇省社科院研究員孫宅巍的統計，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將日軍自12月13日侵佔南京起至1938年二三月間暴行的一部分，作了文字記錄，先後向日本大使館提出交涉和抗議20餘次，共列出暴行400餘件。
此外，國際委員會委員、金陵大學非常委員會主席貝德士博士根據國際委員會主席拉貝的建議，單獨用打字稿，幾乎每天向日本大使館提出一份報告，反映日軍在安全區內最大的收容所金陵大學校園內的犯罪事實：日軍一般武裝士兵非法進入金陵大學1720次，為進行強制勞動而提走647人，凌辱婦女290人，以及60餘起殺傷事件。而拉貝本人當時的日記在1996年經張純如的努力公諸於眾，成為研究者們倚重的一手史料。
英國《曼徹斯特導報》駐上海記者田伯烈主要根據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公函、報告，及其成員的信件、日記內容，於1938年3月編著了《戰爭意味著什麼?――日本軍在華暴行》一書，第一次完整地向全世界報道南京大屠殺的事實。該節中譯本《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於1938年7月出版，郭沫若作序。1939年，《南京安全區檔案》在香港出版。
田伯烈曾要求赴南京採訪，遭到拒絕，於是他根據上海、南京等地的調查材料擬成報道電稿，“據可靠觀察家稱，在長江下游一帶，被日軍殘殺之中國平民達30萬人”。這是相關報道中較早提及大屠殺死難人數的，但該電稿被日方扣壓。就在田伯烈電稿被扣壓的次日，即1938年1月17日，美國情報中心截獲了以日本外相廣田弘毅的名義從東京發給日本駐美國大使館的一份密電，密電中提及，“據可靠的目擊者的直接計算及可信度極高的一些人的信函，可以提供充分的證明”，“不少於30萬的中國平民遭殺戮，很多是極其殘暴血腥的屠殺”，該密電於1994年解密，據華裔學者楊大慶考證，密電中所描述的直接見證人應該就是田伯烈。
中國人的聲音
因為無法進入南京，中國媒體在報道南京大屠殺的時效性上不及西方媒體，目前所能看到的最早的報道，是1937年12月22日中央社發出的電訊：“日軍入城聽任軍隊從事有組織的劫掠，並任意強姦婦女，繼復大事屠殺，四日中被殺者約五萬人。日軍並侵入難民區，而將所有壯丁藉口謂系中國士兵，悉數加以槍決，目前屍骸，堆積如山。”
1938年1月23日，漢口《大公報》刊發《恐怖中之南京暴敵焚掠未已――拒絕外記者往觀察》；剛創刊不久的《新華日報》刊出《恐怖的南京城大火三十九日未熄》。《新華日報》在1938年1月至5月間，刊發了十多篇關於南京大屠殺的報道，其中3月9日的報道以“日寇在南京獸行”為題，系統揭露了日軍在南京殺、燒、淫、掠的野蠻行徑。報道稱：“13日晨，敵大部入城，全市悲慘黯淡，頓陷恐怖狀態，初則任性燒殺，繼則到處奸掠。”“綜計旬日之間，死者六七萬眾。”
時效性不足，但中國媒體的報道多以從南京逃出來的目擊者、倖存者為報道對象，個案式獨家報道更為真實可信。1938年7月，漢口《大公報》連載南京某文化機關職員李克痕的《淪京五月記》；8月，西安《西京平報》連載中央軍官學校教導總隊營長郭歧的《陷都血淚錄》；幾乎在同時，《宇宙風》雜誌刊出記者林娜的報道《血淚話金陵》。林娜在報道中寫道：“從日本兵進城起到我離開止——5月20日，掩埋屍骸的工作從未停止，其實埋也埋不了，一批被埋掉，馬上又有一批新的來補充。”南京守城部隊軍醫蔣公穀的《陷京三月記》則於1938年7月在武漢出版。
需要注意的是，因為中國媒體的不在場，僅憑難民的敘述，無法完整統計死難者的人數，於是在報道中就出現了死者“約五萬”、“六七萬”等不確切的描述。旅日工程師薩蘇在一篇文章中提及，因為1938年3月9日的《大公報》稱死亡人數約六七萬，日本方面至今有些人仍認為這就是實際的死亡人數。隨著時間的推移，物證、人證得以補充，到了1939年3月30日汪偽“國民政府”在南京成立，重慶《大公報》當天所發表的評論中提及“敵人在那裡屠殺我們的同胞，僅經紅十字會掩埋的屍體就有23萬具”，1946年2月17日上海《大公報》刊載的題為“南京大屠殺首期調查工作結束慘死同胞約三十萬”的報道內明確指出，南京大屠殺中國遇難同胞人數為295884人(1947年中國軍事法庭確認南京大屠殺死難者總數為30萬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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