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念2017

我國古代，素來有士農工商的分類等級，商人的地位很低，再加上古代以農為本，所以，做商人的就遠遠不如種田的人多。人多，就容易拉起一批人造反，人少，也就沒有實力造反。

商人的人數少，不只是因為地位低和以農為本，還因為古代貿易不如現代發達，根本不需要那麼多商人。從最早的時候，人們通過以物易物進行商品買賣，到後來有了商業，只需要為數不多的商人就能滿足大眾需求了。

因為在封建社會，人們對商品貿易的需求本身就低。我們初高中上歷史課的時候，一涉及古代農業，就說封建社會的農業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自給自足就說明了問題，古代社會，以農業為主，吃的穿的用的，農民基本上能自我滿足，也就不需要那麼發達的商品貿易，因而從事商業買賣的商人的數量就不會太多。

比如，我是山東農村長大的，我記得我很小的時候，家裡種的小麥玉米，在村裡就可以打成麵粉，一年四季就吃這個。家裡夏天有菜園子，常見的蔬菜都自己種，茄子，豆角，土豆，辣椒，蔥，蒜，各種青菜應有盡有。冬天地裡種大白菜，蘿蔔。想吃肉了，農村有養豬殺豬的，自己家也養一大堆雞鴨鵝，抓一隻殺了就能大快朵頤一頓，連雞蛋鴨蛋也都是自家的老母雞老母鴨下的。反正吃喝不用花錢買。

再比如穿的，我奶奶我媽都會紡棉花，夏天種了棉花秋天收，然後他們她就紡成綿，再用家裡的織布機織成布，自己染成想要的顏色，最後找村裡的裁縫做成衣服。還要留一部分綿花，冬天做棉襖棉褲。穿的鞋子，都是老人婦女納的千層底。這都不需要經過商人的買賣。

唯一需要買賣的，需要從商人那裡獲取的，也就是一些農機設備，家用電器之類的，比如手電筒。哈哈。

這還是九十年代的現代社會，回到古代封建社會，城市不發達，大部分人是種田的農民，只要是好年景，就完全可以自給自足，連農具以及耕牛驢子都能自己造自己養，根本不需要買賣。

古代也就大一點的城市鄉鎮上的商人多一點，農村走街串巷賣東西的，本身也是農民。這麼一看，我感覺商人佔古代社會總人口的比例簡直太低了。

就這麼稀稀拉拉的，不成氣候的一些人，很難聚到一起造反，更別說經商的人，頭腦靈活，到哪都能掙口飯吃，這裡被盤剝的狠了，就轉移陣地，到另一個地方去。反正，無論到哪裡，都能找到客戶。

至於種田的人，賴以生存的物質基礎是一畝三分地，如果被賦稅盤剝太狠，就生存不下去了，甚至有的種田的人，田也被地主豪強兼併了，這不就斷了他們的活路了，他們能不造反嗎？

所以古代有太多官逼民反的事例，卻不曾見官逼商反的說法。因為商人太少了，又沒有現代什麼商會組織從中串聯，聚不到一起，成不了氣候。

而且，古代社會，商人多聚集在官府所在的城市中心，跟官府走得近，消息靈通，可以隨時調整自己的經營產品、經營範圍和經營策略，很容易就能趨利避害。甚至官商勾結，一起坑別的老百姓。別看他們地位不如農民，可是過得一般都比農民好太多。也就沒有造反的理由了啊。

西堤君

嚴嵩這句話很經典。作為一位25歲進士、且被選為庶吉士，柄政長達20年的大明王朝首輔，他對天下的一切還是洞若觀火的。

在學界有個詞就是“造反約束”，具體而言就是防止災民、難民造反，政府需要承擔社會職能。

（嚴嵩）

1、造反的種田人

造反為什麼是種田人多呢？第一、農業社會絕大多數是農民；第二、農業破產形成流民，如果救濟不利，只能造反。

吃不飽肚子可以出去討飯，出去討飯的多次就是就食，朱元璋、李自成、張獻忠都是這麼起來的。

天災、政策、官員執行、經濟發展都有可能使農民破產，破產就會產生動亂。

在“改稻為桑”政策推行出了錯誤後，兩縣幾十萬災民嗷嗷待哺，朝廷需要讓商人去買地，嚴嵩在田價中選擇了要高，並不是要照顧農民的利益，只是為了防止造反。

2、經商的人

在今天的一些研究中，會把古代商人的地位提的很好，依據一些保留下來的文書，有的把徽商吹上了天。

其實徽商的大頭都是政府特許權扶起來的商人，晉商也是這樣。他們可以暴富、可以貨通天下，但在王權主義的中華帝國他們需要隨時為帝國做貢獻。

至於小的商人就更無所謂了，帝國要的是天下安定與恢弘大氣，只要不違背這兩條，都是可以犧牲的。在農民生存與商人發展之間，註定選擇犧牲商人，畢竟不能財政掏錢吧。

當透過現象去抓住歷史本質的時候，發現歷史並沒有那麼複雜，政權可做的選擇也不多，甚至近乎明牌。只是具體表現會有多種形式，形式本身就是一種表演。

熟悉這句話的閱史、閱世水平顯然超過一般人，是時代的佼佼者。嚴嵩的另一句話也很經典“你爹不只是殺人、關人、罷人，也在用人，用對了人，才是幹大事的第一要義。”

參考文獻：

郝煜. 中國的長期社會流動性,1645-2010:姓氏方法[J]. 經濟資料譯叢,2013(02):57-65.

郝煜. 中華帝國晚期的一個政治經濟學框架[J]. 經濟資料譯叢,2016(03):49-67.

郝煜. 火耗歸公與黃宗羲定律:一個實證研究[J]. 讀書,2018(04):108-117.

一枚明粉

這個必須說嚴嵩說錯了，中國歷史上許多的農民起義，其領導人並不是農民。

什麼人容易造反呢？

一是落榜的書生，比如唐末年間的黃巢，他當年曾經參加科舉，數次名落孫山，一怒之下寫下了：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後百花殺。沖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

此外，黃巢還是一個商人，他們家裡是經營私鹽，搞走私的。他的帶頭大哥王仙芝也是一個鹽販。

而太平天國的洪秀全也是一個落榜秀才，落榜之後，發現了一本講基督的小冊子，又大病了一場，醒來後，就感覺自己是天父之子，出屋就起義了。

可見，成功的鹽販子，失敗的讀書人，都是喜歡造反的。黃巢是兼兩者於一身。

除了這兩種人，還有一種人，就是失意的吏。

我們看梁山好漢的成員，發現他們都有在政府工作的經驗。

宋江是個押司，武松打虎之後，出任過縣裡的公安局刑偵大隊長。武都頭，柴進算是大宋政協的，他們家祖上是後周皇族，禪讓皇位之後，在大宋地位超然。大刀關勝，出任過巡檢官，屬檢察院系統。林沖，八十萬禁軍教頭；神行太保戴宗，監獄長；玉麒麟盧俊義，人稱員外，大宋的儲備幹部；智多星吳用，大宋鄉辦學校教師；花和尚魯智深，經略府提轄，邊防軍中尉；美髯公朱仝，馬軍都頭；插翅虎雷橫，步兵都頭，病關索楊雄，監獄行刑員；鎮三山黃信，青州都監；鐵面孔目裴宣，孔目官，就是縣辦公室秘書……

可見，梁山好漢很多官吏，但都是低級官吏，屬於沒有前途的成員，所以容易造反。

除了官吏，梁山好漢還有開酒店生意的，如孫二孃，還有大地主，比如晁蓋。還有落榜的書生，比如王倫。有漁民，如阮家兄弟，唯一一點，就是沒有農民。

這是小說，其實歷史中也有類似的情況，比如吏造反的，最有名的是亭長劉邦，他帶的團隊，全是低級官吏，如蕭何等人。還有李自成，大明官辦快遞公司的下崗員工。

當然還有經商的。比如項羽家其實就是開喪葬服務公司的，王小波是四川的茶商。

造反的還有門道會成員，比如漢末的張角蒼天已死，快來領藥；太平天國的洪秀全；元末的韓山童是白蓮教教主，天理教三百人攻打紫禁城。

還有流民，比如朱元璋同志。

所以，中國歷史上造反的大哥，沒有一個正兒八經的農民。

那為什麼叫農民起義呢？

因為領導不是農民，但主體成員還是農民。中國歷史上就是一個大農村，主體人員就是農民嘛。

腦洞歷史觀

《大明王朝1566》作為一部現象級的歷史劇，可謂口碑爆棚，在豆瓣裡評分接近滿分。這部劇吸引觀眾的除了緊湊的故事情節，演員的精湛演技外，當然還有精彩的臺詞！
嚴嵩，做為嘉靖皇帝最寵信的臣子，能夠執掌中樞內閣幾十年，一直置身於大明帝國的權力中心，必定有他的過人之處，不是單單能拍拍馬屁、寫寫青詞就可以的！讓我們回到這句臺詞，就一語點中要害！

體壇大蜀暑

因為商人在本質上依然是和統治階級站在一邊的。

要知道，嚴嵩口中的“商人”，並不是我們老百姓理解的小商小販，而是那些能夠吞併幾萬畝災民田地的大財主，擱到今天，他們就是上市公司的老總，或者福布斯排行榜的成員，是那些大富翁。

的確如嚴嵩所言，這個階級的人，從來沒有給中國的統治者們造成過威脅。

原因有三。

第一，很少有大商人會被逼上絕路。

人，尤其是中國人，只要有一絲活下去的希望，都不會去冒著生命危險造反。因為造反是個風險極高的事情。那些大財主，朝廷只想要他們的錢，卻並不想要他們的命。人只要沒有性命之憂，何必冒著殺頭滅族的風險去爭財產呢？更何況朝廷只要抄家的時候給他們留下仨瓜倆棗的，也夠他們活一輩子的了。

比如曹雪芹他們家，雖然曹家不是商人，但是江寧織造這個官也跟國企老總差不多。曹家被抄家之後，皇帝和接管他們家的同僚還給曹家的幾口人留下了北京繁華地段的十七間半的房子，這比很多人一輩子的財富都多的多。

另外，就算是真有商人被朝廷滅了，比如沈一石這種，也是個別現象，他想造反，誰會跟著他呢？

自古造反的都是災荒地區的農民，天災來了某個地區幾十萬百姓誰都活不下去，大家一起造反。可是你一個商人被抄家，跟百姓有個屁的關係？難不成花錢僱人陪你造反？

第二：商人的階級利益和朝廷是相同的。

因為商人需要的是商業運作，而商業的最基本保障就是社會穩定。

兵荒馬亂的，怎麼做生意？

更何況，商人可以在和平年代賄賂官員，迎合朝廷，取得很多特權，犯得著跟朝廷玩命嗎？而且商人一般是消息最靈通的人，只要朝廷有個風吹草動，第一個趨利避害的肯定是他們。

中國自古以來的大商人，幾乎都是在權力的滋養下發家的，沒聽說過誰能夠擺脫政治影響獨立發展起來。呂不韋、范蠡、胡雪巖、盛宣懷，哪個不是“官商”？有的乾脆就是朝廷高官，幹著商人的事情而已。

第三，朝廷對商人，下不了狠手。

商人是這社會上少有的可以合法擁有大量財產的人。

很多官員雖然有錢，但錢不是正道上來的，可以寄存在商人那裡，甚至利息生利息，拿商人當提款機用。商人要發財，必然也要給朝廷和朝廷裡的官員們上供。這樣就成了一個“朝廷放權——商人盈利——官員分成”的循環體系。

比如劇中的沈一石，大家都以為他多有錢，結果一抄家才發現，他的財產已經被掏空了，因為全部用作賄賂浙江和中央的官員了。像這種商人，只不過是官員們在外面的一個代理人而已，沈一石自己也說：“有多少張織機，不也是給各位大人們開的？”。

這樣的商人，這麼好的提款機，朝廷又怎麼好意思滅了他們呢？

小約翰

我覺得這是因為編劇歷史水平不合格造成的。

歷代造反的人還真沒幾個種田的人，不是黑社會老大就是遊民，要不就是走私團伙、邪教份子或者前朝軍人、官吏，真正農民造反者幾乎沒有的。

我簡單為大家梳理一下歷代造反人的出身，從秦朝開始。

陳勝、吳廣：傳統敘事都認為陳勝、吳廣是貧民出身，然而根據《史記》我們可以知道，陳勝、吳廣擔任的是九百更卒的“屯長”，這個屯長可不是隨隨便便什麼人都可以當的；《陳勝傳》注：“人所聚日屯，其為長，帥也。”即一屯之主將或統帥，是秦代軍隊中的下級軍官，屬於秦二十級爵位中的第五級爵位大夫，職棒是二百石，是僅次於縣尉，這樣的高職怎麼可能讓貧民擔任？更何況根據秦律，當官為吏必須有爵位，而秦朝制度，基層官吏是由豪帥擔任的，不會隨隨便便從間左貧民中隨意挑出充任，一般貧民也沒有資格任任何官職。

另外，陳勝有冠還有字，秦末另一個豪傑劉邦，儘管他的家族家產超過了十萬錢，但是他可是沒有字的。

這一切充分說明陳勝、吳廣絕對不是普通貧民，很有可能是土豪。

劉邦：這就更簡單了，劉邦是亭長出身，同樣根據秦律，能擔任亭長這一級別的都不是窮人，能當小吏的，家產最少要有十萬錢；更何況，根據《史記》記載，呂公避禍沛縣，放著老朋友沛縣縣令不求，專門把女兒嫁給劉邦，由此可見劉邦在當地的威望；另外根據學者考證，劉邦曾經做過張耳的門客，在大梁待過很長時間，屬於沛縣很有點辦法的這麼一個人，所以蕭何這些沛縣高級官吏才會主動和劉邦打交道。而且劉邦自己還收攏了一群遊俠、混混，怎麼可能是“種田”的人？

項羽：楚國大貴族出身，八輩子和種田沒有任何關係。

西漢末年大起義裡固然有不少貧民被裹挾，但是劉秀這樣的宗室難道是“種田人”？

東漢末年張角兄弟可是道教早期派別太平道的創始人，他們肯定不是“種田人”。

唐末黃巢起義，黃巢是私鹽販子，在鹽鐵專賣的封建王朝時代，鹽稅是一個王朝朝廷的重要收入，歷朝歷代對販賣私鹽打擊都非常嚴厲，不光主犯殺頭沒跑，動輒還會株連全族，所以在古代，私鹽販子和今天金三角毒販差不多，沒有自己的小型武裝團伙就別販賣私鹽。所以，黃巢更接近劉邦那樣的黑社會老大。

元末朱元璋是和尚出身、明末李自成是驛卒出身，張獻忠是邊軍出身、晚清洪秀全是邪教投資，楊秀清是燒炭工的頭兒。

反而真正“種田人”沒幾個造反的，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劉邦的哥哥，劉太公早前經常辱罵劉邦，原因就是劉邦不像他大兒子一樣老老實實做一箇中小地主，而是遊手好閒；朱元璋的哥哥也是本分種田人，結果元末饑荒寧願餓死也沒敢造反。

明清時期，根據學者統計，四川與江南地區是佃戶最多的地區，但是這兩個地區儘管時不時爆發抗佃風波（佃戶與地主勞資衝突，甚至武力衝突），但是明清兩代接近六百年，幾乎任何一次抗佃衝突中，農民打出了“造反”的旗號，四川和江南地區一直是明清最穩定地區。

那麼為什麼大家一提到起義就覺得是種田人造反呢？

我們這裡不考慮政治敘事的原因，只從歷史事實而言主要因為歷代造反無不裹挾貧民，雖然領頭者多是豪強地主、黑社會頭子、邊軍遊民，但是畢竟最多的還是貧民。

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在自述裡詳細介紹了太平天國是如何裹挾普通貧民的：

“臨行營之時，凡是拜過上帝之人，房屋具〈俱〉要放火燒之。家寒無食之故而隨他也。”

說回這個不靠譜的問題，硬要解釋的話只能說歷代造反時，商人比農民有錢，消息靈通，所以他們會提前離開高危區域；而普通農民既沒有足夠的財產，也沒有足夠的信息來源渠道，對危機茫然無知，不但沒有跑路的能力，也沒有意識，只能等到“起義軍”放火燒屋後被“起義軍”所裹挾了。

克羅採和春天

當80%的財富集中在20%的人手中，這20%的人一定會盡力維護這個局面，絕不造反；而那80%的人一定想改變這個局面，矛盾一觸即發。當然，對絕大多數大小商人來說，和平才有利可圖，所以他們不喜歡造反，更不會去造反。

嚴嵩這段話雖然出自《大明王朝1566》，卻適用於整個中國歷史。

首先批判所謂"造反的沒有幾個是農民”的說法，歷史上大規模起義的領導者確實往往不是農民出身，但造反軍隊的主力一定是農民，不論是基層幹部劉邦、落地秀才黃巢、和尚乞丐朱元璋、下崗職工李自成、傳教分子洪秀全，沒有農民充當主力軍，根本造不起來反。

其實農民不想造反，他們只想有三畝薄田，養活一家老小，維持溫飽，但很多時候這一點可憐的無數都無法得到滿足，因為老天爺時不時會降下災難，更因為土地兼併的存在。

土地兼併其實就是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是大地主兼併小地主的土地，小地主兼併農民的土地，農民的土地被兼併了，就只能當佃農，當佃農都養活不了自己，就要賣兒賣女，最後沒辦法，只能造反，奪回自己的土地。

土地兼併是任何一個朝代統治者都要抑制的問題，也就是為了防止農民失地造反，但這也是古代無法解決的難題，因為土地兼併的最大主體就是統治集團本身，就是大官僚大地主。

商人就不一樣了，他們的目標就是一個利字，他們精於算計，追求利益最大化，什麼能幫助他們獲利，他們就喜歡做什麼，而商業只有在和平安定的環境下才能得到充分發展，維持秩序對商人最為有利，一旦造反，大地主大商人往往成為起義軍的重點攻擊或掠奪對象，因此商人不僅不會造反，反而堅決反對造反，很多大商人甚至會為官方提供資金，幫助朝廷平反，來維持自己既得利益者的地位。

在古代，農民是最大的社會階層，佔據了80%的人口，他們蘊含著極為可怕的力量。他們可以把皇帝、大官僚、大地主養肥，也可以把皇帝、大官僚、大地主推翻，所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說的就是農民階級的力量，因此歷來帶頭造反的未必是農民，但農民必定是他們爭取的最大力量，否則任何造反都不會成功。

相比來看，商人雖然掌握巨大的財富，卻沒有強大的力量，面對官府的壓榨，他們毫無反抗之力，只能拿錢消災；面對造反者的掠奪，他們更是毫無脾氣，除非組織武裝反抗，因此對商人而言，最現實的就是和官府勾結，官商一體，這是他們最安全的方式。

一旦農民開始大量失去土地，社會就陷入危險，古代重大改革都要解決這個問題，當改革解決不了時，革命就來了，除非你能解決失地農民的就業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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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飛驚

弄清楚商人的含義這才是理解這句話的關鍵。

嚴嵩老謀深算，這句話可以是說出大明王朝高層所有人的心聲。不能夠逼反了底下種田的人，這是朝廷上面所有人的底線。其實不光嚴嵩，甚至公忠體國的胡宗憲、一心為民的海瑞也是類似的看法。當初胡宗憲就這樣說過：

“不願借糧的以囤積居奇問罪！逼他們，總比逼百姓造反好！”

為什麼胡宗憲不願意按照嚴世蕃的意思改稻為桑，因為這樣做會弄出了民變，加上倭寇又在入侵，會危及到大明的安定，都頭來誰都脫不開干係。

海瑞為什麼要一心維護治下的老百姓，不惜豁出性命和上面對抗。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海瑞知道這這是維持大明王朝安定的關鍵，並且自己願意踐行。歷史上的海瑞多是維護底下窮人的利益，他治理的時候但凡窮人和富人打官司，他都是偏袒窮人的。他這種做法和後來雍正朝的田文鏡是有點像的。

大明王朝1566中沈一石雖然打著織造局旗號，但是到頭來他還是把自己的糧食用來賑了災。最後，朝廷卻把他的家給抄了，還把他逼死了。當初海瑞得知沈一石被抄家，他也為沈一石抱不平，覺得士農工商都是朝廷的子民，這樣處理沈一石違背法律和天理。但是譚綸一句話立刻讓海剛峰啞口無言了。

“歷來國庫虧空，要麼打老百姓的注意，要麼打商人的主意。”

譚綸這句話和嚴嵩這句話其實有異曲同工之妙。要理解這句話，首先弄清楚嚴嵩是在什麼情況下說出這句話的。

當時嚴世蕃毀堤淹田，希望趁著“天災”去壓低田價，賤買災民的田地，完成改稻為桑，賺得銀子來補朝廷的虧空。裕王身邊的徐高張等人也希望藉著這件事情扳倒嚴嵩等人。沈一石便是因為這件事情而陷入朝廷的鬥爭之中。他在鄭必昌何茂才的逼迫之下，不得不打著織造局的旗號去賤買災民的田地。為此，嚴嵩嚴世蕃被嘉靖罵的狗血淋頭。

改稻為桑肯定是黃了，朝廷自然還是沒了銀子。正如譚綸前面所說的，大明國庫沒有錢，要麼打老百姓的主意，要麼打商人的主意。改稻為桑便是打老百姓的主意，現在老百姓總算是在海瑞王用汲等人的抗爭下保住了，可是沈一石這樣的商人自然就保不住了。

胡宗憲正在前線和倭寇作戰，著急等著銀子來做軍需。所以嚴嵩這些人自然會把這個大明朝的浙江首富家給抄了，用他家的錢來補虧空。這一點，胡宗憲早就事先分析出來。同時，嚴嵩也是怕災民活不下去，便這樣對嚴世蕃說：

“買災民的田不能夠夠買光了，沒受災的縣份也要買。田價不能太低，太低了就會激起民變。”

嚴世蕃反問：

“要是那些買田大戶，不願出這高價怎麼辦？”

“那就讓官方出面去壓呀，歷來造反的都是種田的人，沒聽說商人能鬧翻了天。”

看到沒有，嚴嵩所說的商人和我們所理解的商人是不一樣的。嚴嵩口中的商人是那些買田大戶，像沈一石一樣的浙江首富，能夠一下子買幾十萬畝田地的人。這樣的商人，放到今天，都是能上各種富豪排行榜的。

弄清楚商人的含義這才是理解這句話的關鍵。所以嚴嵩的意思是說歷代造反的都活不下去的窮人，那些有幾十萬畝田地的大戶人家是不會造反的。無論他們是大明的浙江首富，還是大明的首富，朝廷想動他們還是動得了的。大明當時的鉅富沈萬三家族，清朝的胡雪巖家族都是很好的例子。

海瑞也說過類似的話。因為王用汲害怕海瑞劫富濟貧，畢竟王用汲家裡也是有幾百畝田地的人。海瑞這樣說的：

“抑豪強也抑不到你這個幾百畝的小田主身上。”

很多人看到這裡可能會為這些鉅富惋惜，覺得他們的財富也是憑本事積累。說實話，在大明朝，像王用汲這樣幾百畝的小田主可能是因為家人努力，勤儉治家積累的。像沈一石這種，能養活整個大明浙江官場的人，單靠自己的勞動又怎麼可能做到呢？沈一石二十年一共織造了綢緞四百餘萬匹，按照市價至少也有三、四千萬兩的銀子。

裡面有一句臺詞，“官做大了，便沒有書生。”

其實，“生意做大了，便沒有商人。”

大家牽制在大明的官場之中，不能說鬥爭失敗了就覺得自己委屈。花錢、置地、買女人的時候為什麼就沒有這樣想過？

對此問題你有什麼不同的見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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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是什麼

《大明王朝1566》這部劇，隱喻深刻，是現實主義的歷史劇。凡事都沒有表面看起來那麼簡單！

嚴嵩說：“歷代造反的都是種田人，沒幾個經商的去造反。”表面聽起來很合理。

的確，在農耕文明裡，土地是第一生產資料！歷代王朝的最終崩潰都與”土地兼併”有關！而失地的農民最終成為流民。最後為了口吃的，鋌而走險！成功之後自己又變成一個新的”地主”，開始著繼續兼併土地的生意。

但是這看似合理的言論背後，卻混淆了一個客觀事實。

那就是農民為什麼要造反？嚴嵩在這裡的商人是現實意義中的那種走街串巷的下九流商人麼？其實是指的是織造局這樣的官商。在農耕文明裡這樣官商所扮演的究竟是什麼角色？

嘉靖同意嚴嵩的”改稻為桑”，根本原因並不在於大明重農抑商，國庫收支無法平衡。而在於他希望通過嚴黨的”大貪”實現自己內帑的富足，令其有銀子去修道煉丹！

而所謂的“改稻為桑”從表面看起來，那簡直就是國家資本主義，另一種形式的“羊吃人”運動，雖然骯髒，但是那就是進步啊。

但“改稻為桑”假設了一個前提，那就是海外有個一千萬兩白銀的穩定市場。現在所需要的是浙江每年能產出穩定的絲綢供應。而且這個供應條件是必須由官辦的絲綢公司來負責生產供應，以達到海外市場對絲綢的要求。

嚴嵩很明白只要能撈到嘉靖心中額外得100萬兩，這事就能輕鬆過關。而其餘數以百萬計的銀子則可以都撈進嚴黨的口袋。

原來“改稻為桑”只不過是個幌子，看起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經濟模式其實就是一個幌子，本質還是通過兼併土地來賺錢。

所以再回到嚴嵩那句話，你還覺得合理嗎？種田人為什麼要造反？那是因為失地沒法活了才挺而走險。而土地去哪了？正是被嚴嵩嘴裡這種以“商人”之名，兼併老百姓土地的人侵佔去了。“改稻為桑”是典型的假借從商之名，去侵害農民利益的巨大陰謀！

炒米視角

那我們就以明朝為例看看為什麼造反的永遠都是種田的。

明朝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文官集團所代表的大地主大商人階級擁有著海量的土地以及財富，但是卻不用交稅，在帝國財政困難時，就加派農業稅，本來就貧困的自耕農還要承擔整個帝國的運轉，再加上明末天災不斷，直接就逼反了農民，可以說農民造反完全就是文官集團逼的！當然文官集團也自食惡果，被李自成抄家滅族的不知凡幾，再後來滿清入關更是把他們數百年的財富擄掠一空。

明朝後期也出現了所有封建王朝末期的特徵，土地高度集中。大量土地掌握在地主階級以及大商人手中，而在明朝大地主其實也就是大商人。其中以東林黨為代表，他們擁有讀書資源，很多門生通過科舉進入朝廷為官，因此也肯定會維護他們的利益，一旦皇帝要加派商業稅他們就誓死不從，橫加阻攔。他們擁有著海量的土地以及財富，但是自耕農卻幾乎沒有任何土地，飢寒交迫之下於是就被地主變成了佃戶，一年到頭來辛苦勞作，卻僅僅能得到勉強餬口的口糧，這種不滿的情緒積累到一定程度便會爆發。

而且明末紅薯等高產作物其實已經傳入中國，我們也不排除是地主階級限制了紅薯的傳播，因為這樣的高產糧食會使得自耕農可以養活自己，他們也就無法將自耕農變為自己的佃戶。

可以說，文官集團的自私毀滅了帝國，也毀滅了自己。這和今天很多戲子逃稅有異曲同工之妙，我們只有牢記，以史為鑑，可以知興衰。

關鍵字: 遠遠不如 歷史 明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