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講的是新發現的關乎我命運的老故事。說它老，因為它發生在40多年前我當戰士和排長的時候；說是新發現，因為過去從來沒人告訴我，這幾年在與人閒聊中才知道。
2011年7月某日，我突然接到一個電話，是我當兵時的一位老副營長打來的，說他到了北京，住在某賓館，讓我中午過去聚聚。分別近40年了，接到他的電話自然喜出望外，我立馬停下手頭工作，坐車去看他。他還約了幾位老部隊的熟人，大家一起敘舊，好不痛快。中午自然要喝幾杯，大家邊喝邊聊，我問起曾經當過我連長的×××，希望他到北京來玩。他說，“他也許不好意思找你。”不好意思？啥意思？
“你還不知道呀？1969年，他堅持要你退伍。要不是團裡孫樹傑主任反對，你早脫軍裝了。”
他的話讓我有點發蒙。1969年底，我在團報道組當戰士報道員，但編制還在連隊。搞退伍教育時，沒有人通知我退伍呀？
“你還記得退伍教育前，我們團是從山西襄汾縣拉練到河南葉縣的嗎？”
“當然記得。開始坐汽車，後面步行，走了一個多星期。”
“你和誰一起行軍？”
“孫主任呀！”
“想沒想過孫主任為啥讓你與他一起走？”
這個，我真沒想過。只記得拉練前，孫主任讓我跟著他走，可一出發他就讓我走在他前面，到宿營地後，他還會派我下去了解情況，回來向他彙報，然後寫行軍簡報。晚上，我和他加上警衛員在一間房子裡睡覺。
“看來你真是不知道。那次，孫主任是要考核你的腿。”考核我的腿？我瞪大眼睛看著他，他告訴我：“你們連長要你退伍，孫主任問他有什麼理由，他用右手指著右腿，一拐一拐地走給孫主任看，說你腿不行，坐骨神經痛。孫主任說：‘我沒發現他腿有問題呀！’你們連長說：‘平時看不出來，一長途行軍就有問題。’‘好！’孫主任說，‘那就在長途行軍中看看。’這一趟走下來後，孫主任把你們連長尅了一頓，說他胡說八道，謊報情況。”
原來如此！怪不得連隊曾傳說我退伍分配到江漢油田，後來卻沒影了。
其實連長說我有坐骨神經痛沒錯，只是不該誇張罷了。
我陷入回憶。老副營長說：“要不是孫主任，哪有你後面的記者、作家、將軍……”大家不由一陣感嘆，說：“那時候的領導真好，幫了人還不讓人知道。”
我與孫主任接觸也就半年時間，從1969年8月至1970年1月。坦白地說，我對他只有畏懼而沒有親近。他一次也沒有表揚過我，常常是板起臉批評。有天晚上放露天電影，刮北風，有點冷，我穿著大衣去了。到場一看，全場就我一個穿大衣的。散場後，他把我好一陣臭訓：“一個新兵，不按規定著裝，自由散漫，吊兒郎當，像個兵嗎？”我寫的材料和稿件給他審，每次他都會挑出一堆毛病，批你一通。記得團隊在山西執行任務時，有次我從一營採訪回來，稿件中寫到二連一名戰士因在石灰池邊工作，受有害蒸汽傷害，眉毛都掉光了。他指著這句話說：“太玄乎了！你是親眼看到的，還是聽人說的？”我說是聽副教導員說的，他要我重新核實。我打電話問副教導員，他說沒問題。“他說沒問題就沒問題嗎？二連離營部幾十裡，他到二連去看了嗎？你馬上去二連核實，要見到戰士本人。”
從團部到一營部可以坐火車，下火車到二連因沒有公交車，就只能坐“招手牌”了，攔到什麼車坐什麼車。我很不情願地上路了，覺得孫主任簡直是吹毛求疵，沒事找事。可到二連一看，乖乖！那個戰士的眉毛根本就沒掉，只是在生石灰倒進石灰池見水後，沸騰的池水中跳出一小塊渣子打在他的眉骨上，傷及皮膚和眉毛。他眉骨上留下了一個小疤，眉毛少了幾根，但不仔細看看不出來。這件事不知怎麼傳成眉毛掉光了。我回去彙報後，他對我說：“寫材料、搞報道，不能有一句假話。登不登報無所謂，但如果說假話就要處分你！“我感謝他讓我避免了一次失實，但對“說假話”的批評感到很委屈。
孫主任改變了我的命運，而我卻茫然不知，連一句感謝的話也沒有說，還對他的嚴厲屢有微詞，我拍了一下腦袋，說：“我真渾！”問：“他現在哪裡？”大家都不知道，只聽說他早就轉業到了西安。算起來他應該90 歲了，不知他是否還健在？我們的心情都沉重起來……
孫主任把我留下來了，1970年元旦後不久，我就被調到師報道組，當年被提幹，下的是排長命令。在師報道組，我逐漸成了挑大樑的人，寫的稿件幾乎都能上省級以上報刊，師裡三個步兵團先後都上過《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署的雖然是集體筆名——陸岩石，但執筆者是我。與成績突出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立功受獎、外出學習等好事都沒我的份。有次《長江日報》編輯來報道組講課，邀請一人去給報社介紹寫小評論的體會。他知道我是主要執筆者，有意於我，領導卻派了一個不會寫評論的人去，而且還要我寫好了發言稿給他帶去唸。領導公開說：“你不能出頭露面。”師裡出了一個機要員典型，領導春節也不讓我過，硬趕我和另一人去他的家鄉採訪，稿件寫完後要送北京，領導卻只帶他去了，結果軍報編輯部要求修改，他們改了兩遍不過關，這才讓我趕往北京。
如此四年多時間，一起調來的戰友有的正式下了政治部幹事的命令，有的下基層提升了，我卻依然還是排長。為什麼會這樣？我隱約聽到了一個嚴重情況：被家鄉人告了！告我的是一個姓謝的幹部（時任公社黨委書記，後任縣司法局長），一口咬定我是打革命領導幹部的組織者和兇手。如果所言為真，至少在部隊是待不下去。為弄清問題，部隊一直在派人調查。直到1974年9月的某日，新任政治部郭主任找我談話，說：“過去我們對你不大放心，經過反覆調查，現在放心了。”他沒有告訴調查的詳情，接著說：“決定你到通信營有線連任副指導員，三個月熟悉一下情況，再改指導員。”就這樣，罩在我頭上的陰霾散去，接下來的4年時間我連升四級，當到了教導員。接受調查的這段經歷讓我後怕，如果領導不下決心查清楚，我就被謝某人告回老家去了。我對老部隊、老首長的深厚感情，就是由這一件件事積累起來的。
幾年前的一個夏天，當年師報道組的一名領導來北京玩，我用年份茅臺酒招待他，感謝老部隊對我的培養和愛護，他也不客氣，說：“那是，對你的愛護可以說無人可比。”他講起了當年的往事：“政治部接到告狀信後，審幹辦公室先後派了三撥人去外調，結果問題一次比一次說得嚴重，準備將你作退伍處理。因為已經外調了三次，大家都不便保你了。關鍵時刻，一個人救了你。你知道是誰嗎？”我搖搖頭，他說：“是張應恩副政委。”我對張副政委一直很尊敬，他調到武漢後，我每次去武漢都去看他，可他從來沒有給我說過這件事呀！“當時，張副政委把保衛科張科長找來，說，關於地方告小江的問題，前面派去的外調人員都不是專業辦案的，人家說啥他就記啥，所以越查問題越大。你派兩個內行去，要像辦案一樣，人證、物證、旁證，都要搞清楚。如果證據確鑿，這個人我們就要處理；如果沒證據，就不能再耽誤人家了。張科長派三團保衛股長帶一名幹事去調查，告狀者謝某什麼證據也拿不出來，盡講一些似是而非的情況，他們按張副政委的指示，一項一項找證據，調查了一個多月，證明謝某所言不實。最後問他為啥要誣告，他說，‘文革中他與我觀點不同，寫過我的大字報，凡是他們那一派的人我必須要他回家種地，參了軍我也要把他告回來種地。’等問題弄清時，張副政委已經調到武漢去了……”
這頓酒喝得很盡興，也很沉重，我老是在想，孫主任和張副政委是改變了我命運的人，可謂恩重如山，而他們卻從不向我和任何人提起，這不就是《老子》所說的“建德若偷”“大象無形”嗎？我當然應該報答他們的恩情，但也許他們最希望得到的報答，是要我像他們那樣做人。在一個人的成長過程中，不知得到過多少人的幫助，但真正幫了你的人是不會掛在嘴上的，而那些自詡如何如何幫了你的人，其實可能一點也沒有幫你，甚至可能還害過你。
作家檔案
江永紅，少將，湖北天門人，解放軍報原副總編輯，戰士出身的著名軍事記者與報告文學作家，其作品多次獲全國、全軍大獎，榮獲全國記者最高個人成就獎——範長江新聞獎、中國人民解放軍專業技術突出貢獻獎。
（軍事故事會·解放軍新聞傳播中心融媒體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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