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淡廬：隱蔽戰線的無名英雄
回顧波瀾壯闊的中國革命史，我們既要謳歌那些馳騁疆場、壯懷激烈的將士，也應銘記一些默默無聞卻充滿艱險的隱蔽英雄的歷史功績。20世紀80年代中葉，筆者經劉人壽（潘漢年情報系統的一位負責人）介紹，專程前往北京西苑拜望徐淡廬，並和他有過多次訪談，從而對這位隱蔽戰線的無名英雄充滿傳奇色彩的一生有了更深刻的瞭解。
徐淡廬，四川省江北縣沙坪鄉人（今重慶市渝北區沙坪鎮），1917年出生於一戶殷實人家，他在兄弟中排行老三，大哥徐笛秋為四川軍閥潘文華的連襟和少將軍需處長。徐淡廬自幼聰敏好學，1932年考入川東師範，後就讀於重慶明誠中學、南開中學。1935年“一二·九”學生運動爆發，他投身抗日救亡活動，翌年7月經丁雪松介紹，參加救國會，1938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1941年至1942年，他在成都從事軍事統戰工作。1942年秋遵照黨組織指示回到重慶，向中共南方局軍事組負責人薛子正彙報在國民黨軍隊中統戰工作的情況。1943年至1946年他在重慶新聞界工作，任《商務日報》經理。1946年春，組織調他到上海吳克堅情報系統。
從此以後，徐淡廬一直在黨的隱蔽戰線工作，並作出了重要貢獻。其中最令人難忘的是：1949年5月，在爭取湖南程潛和陳明仁起義時，他負責運送的秘密電臺，在關鍵時刻與黨中央直接聯絡；1950年至1955年，他在任西藏軍區聯絡部部長期間與達賴喇嘛的交往；1965年，他在駐瑞士大使館為爭取李宗仁秘密回國做前期準備工作。
緊急使命，為長沙起義運送電臺
1949年上半年，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結束，全國解放戰爭勝利大局已定。這時，國民黨內部嫡系與非嫡系的衝突公開爆發，特別是早有宿怨的蔣介石同桂系的矛盾急劇加深。李宗仁、白崇禧假和平談判，向蔣介石“逼宮”，蔣被迫下野，黯然潛回溪口老家，搖搖欲墜的國民黨政府則由李宗仁代理總統。
未幾，蔣介石重返寶座。在國民黨政權風雨飄搖之際，蔣將南京政府遷往廣州，仍想穩住西南，作最後頑抗，但又怕桂系挖他牆角。蔣先派程潛任國民黨長沙綏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目的是鉗制桂系。但蔣對程並不信任，又委派李默庵等來掌握湖南的實權。程潛作為老同盟會會員，早年追隨孫中山，是國民黨的元老之一。但大革命失敗後，程一直反共，抗戰勝利後，有所轉變。1948年7月，程回湖南之後，藉機附和桂系的和平呼籲，在湖南倡導局部和平。鑑於這種情況，中共中央果斷指示上海吳克堅情報系統迅速派周竹安（吳克堅助手、曾任我駐保加利亞大使）去長沙，策動程潛起義並建立秘密電臺與中共中央直接聯絡。同時，吳克堅派徐淡廬負責運送電臺。
1949年4月10日上午，吳克堅約徐淡廬在上海中央路9號接頭，交給他運送電臺的緊急任務。吳克堅要徐先去漢口見吳化之（吳克堅情報系統武漢站負責人），派交通員陪徐將電臺運到長沙交給周竹安。隨後，徐淡廬再去香港，通過華潤公司（我黨在海外建立的第一個外貿機構）找到潘漢年，將一位從中共東北局社會部調來的電臺報務員送到長沙。
徐淡廬接到任務第一件事就是購買飛機票，但此時上海購買飛機票必須有特殊關係，徐找到任國防部少將高參的四川闊少爺郭大中（川軍潘文華部的郭軍長之子），佯稱有急事要乘飛機去漢口。郭一口答應，冒充蔣介石侍衛室人員，駕著凱迪拉克轎車來到航空公司，弄到了飛機票。
4月12日，徐淡廬飛抵漢口找到吳化之，但吳告訴他，交通員梁宜蘇（潛伏在國民黨空軍的中共情報人員）未能及時趕到。徐想周竹安要同黨中央聯絡急需電臺，刻不容緩。於是他不按吳克堅規定，決定親自攜帶電臺去長沙。徐通過關係，搞到國防部駐武漢第二兵站的過關免檢證件和一套呢軍服，偽裝成國民黨軍官。15日晨，徐手提內藏電臺的褐色皮箱上了火車，到達長沙又順利出了站。初到長沙，徐想到在上海經常住宿的青年會旅館，就乘坐黃包車直奔長沙青年會。
到達目的地，他按照吳克堅交代的地點--長沙建業銀行，通過某職員找周竹安接頭，誰知對方一見他的這身打扮，頓時驚慌失措。徐見他神色慌張，也迅速離開了接頭地點。
徐淡廬回到青年會旅館，徹夜難眠，他想起吳克堅曾再三交代：一切以安全為重，情報工作的接頭環節，最易發生危險。你萬一接不上頭，就立即返回上海，也算你完成任務。但徐又想到周竹安急需電臺要同黨中央聯絡，事關重大！不能就此返回上海，必須儘快向吳克堅請示下一步的行動方案，但一時又沒有同吳直接聯絡的方法。
徐苦思冥想，不禁想起在上海掛牌做律師的中共秘密黨員閔剛侯和夫人柏心慧（國民黨元老柏文蔚將軍之女），閔與吳克堅有直接聯繫。徐雖去過他家，但未記住確切地址。徐靈機一動，去郵局發了一份電報給上海八仙橋協大祥布店閔總經理（閔總經理叫閔祥麟，徐只知道他的姓）轉柏心慧，這位閔總經理即閔剛侯的兄長。電文埋怨說：你們硬要我到長沙跑一趟單幫生意，結果貨物不對路，很難脫手，怎麼辦？並且硬著頭皮將真實住址和姓名都寫上了。閔總經理收到電報後意識到此事可能與其弟有關，馬上將電報轉給閔剛侯，閔剛侯看了徐的電報後心領神會，立刻交給了吳克堅。
周竹安同徐淡廬沒接上頭，焦急萬分，特意火速趕到上海。當時，周竹安正與吳克堅商量對策，忽然收到閔剛侯轉來的電報，欣喜之極。他們經過一番商議，決定也採用公開電報回覆：要徐“將貨物交給去的人設法出售”。
最後，交通員梁宜蘇趕到長沙，到青年會旅館同徐接上了頭。至此，徐才將電臺安全交到梁手中，但此前的一番周折，足足耽誤了大半個月的時間。
徐淡廬馬不停蹄趕到香港，在華潤公司找到聯絡人老周。4月29日上午通過老周見到潘漢年夫人董慧，晚上董慧帶他到九龍雄雞飯店見到了潘漢年。潘漢年因不瞭解運送電臺的種種曲折，他責備道：“報務員到香港快一個月時間了，這麼久才來聯繫。”5月初，徐帶報務員乘飛機到廣州，再送到長沙。
值得一提的是，在長沙起義的關鍵時刻，電臺所起作用至關重要。程潛在仍握有重兵並佔據大西南的白崇禧壓力之下思想極度動搖，始終未能下定起義的決心。周竹安見機決定向程潛亮出身份，告訴程可以通過他領導的秘密電臺同毛澤東聯繫。中共中央7月2日的電報，極大地穩定了程的情緒，堅定了程走起義道路的決心。8月4日，程潛和陳明仁宣佈起義，長沙和平解放。
接受重任，赴西藏任軍區聯絡部部長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6月，徐淡廬調到中央軍委聯絡部，準備接受新的任務。當時大西南尚在蔣介石統治之下，為了配合第二野戰軍進軍西南，組織上決定派他回故鄉--重慶進行情報工作。臨行前，廖志高（中共中央組織部幹部處處長）知道派往重慶的是徐淡廬，便認為不妥，廖說徐淡廬同1948年叛變的原中共重慶市委書記劉國定熟識，派徐去重慶肯定會發生問題。後來李克農（中央軍委情報部部長）知道後，斬釘截鐵地取消了這次派遣任務。
1950年1月，毛澤東主席確定由中共西南局承擔進軍西藏和管理西藏的任務，併成立中共西藏工作委員會，任命張國華（第十八軍軍長）為書記、譚冠三（第十八軍政委）為副書記。1950年10月，西南軍政委員會和西南軍區聯合發佈了《解放西藏公約十章》；1951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全權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全權代表簽訂了《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條協議》，中央收回主權，管理國防與外交，西藏地方的其他一切事務均由西藏方面管理。當時對西藏的政教體制基本沒變動，這種完全尊重西藏高度自治的政策，為達賴喇嘛所接受。
1950年初，組織上決定派徐淡廬率機要人員帶電臺隨同第十八軍進軍西藏，先在四川的藏族地區上層人士中做統戰工作。1951年5月西藏和平解放，他隨第十八軍到達拉薩，擔任西藏軍區政治部聯絡部部長。
到西藏後，張國華對統戰聯絡工作非常重視，為了支持徐淡廬的工作，為聯絡部購置了當地較好的房屋，還為他配備了專用汽車。達賴也瞭解徐淡廬的背景，知道徐是一個“通天”人物，因為聯絡部的電臺可直通中央，所以噶廈（清朝政府規定的西藏地方政府）的譯倉（秘書處）官員，見到徐都非常熱情。1953年，徐淡廬曾陪同有達賴的姐姐參加的西藏參觀團到內地參觀訪問，參觀團給毛主席等中央領導帶去了禮物。參觀團返回西藏時，毛主席也回贈禮物。回到拉薩，徐淡廬向達賴送上禮物清單，達賴接見徐淡廬時破例請他並排而坐，給予極高的禮遇。拜訪結束，達賴送徐出門，還在園子裡合影留念。徐淡廬在西藏工作期間，與達賴姐姐、姐夫等西藏上層人士建立了友誼，從而為他開展統戰聯絡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光陰荏苒，一晃到了第五個年頭。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將於1954年9月召開，中共中央指示西藏工委要盡一切可能爭取達賴、班禪同時來京出席本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共中央特別指示張經武（中央人民政府駐西藏代表）要與達賴同行，妥加照護，要保證絕對安全；還指示立即部署交通等準備工作，並要求達賴等在9月1日前到達北京。為此，西藏工委成立了專門工作組，張經武任組長，範明（西藏軍區副政委）任副組長，徐淡廬、梁選賢（中共日喀則分工委書記）等為組員。之後，經張經武、徐淡廬等做了大量工作，達賴同意赴京。
7月11日，達賴等從拉薩出發，沿康藏公路路線，經波密、昌都到雅安。張經武陪同達賴騎馬同行，一路曉行夜宿、餐風露宿，經過30多天的長途跋涉，在8月14日到達康藏公路終點。再經康定到雅安抵達成都，乘飛機到西安與班禪會合，然後再一同乘專列進京。在達賴赴京途中，徐淡廬的工作極為繁忙。他是開路先行官，達賴所到之處的迎送、接待、食宿、交通等工作，都要他一一具體落實。他每到一地，就馬上會同當地政府將接待工作安排妥當，然後又匆匆趕往下一站，佈置下一個接待地點的任務。
達賴、班禪9月4日到達北京，11日，就接到通知說毛主席等黨和政府領導人要接見他們。接見當天在中南海勤政殿，有兩個人最為忙碌：一個是公安部部長羅瑞卿，另一個便是西藏軍區聯絡部部長徐淡廬了，他倆負責安保工作。
由於接見時達賴一行其他人員也參加，因而情況較為複雜，羅瑞卿在佈置好警力後，仍不放心。他特地徵詢徐淡廬的看法，徐從在西藏與達賴的隨從交往中所掌握的情況來分析，估計應該不會出問題；但他認為在毛主席接見前，可相機摸一下隨從的情況，以確保萬無一失。很快，達賴、班禪到了，接著達賴的隨從也到了。徐淡廬靈機一動，迎上去和達賴的隨從一一握手，並半開玩笑地說：“你們來到北京就見到毛主席，在過去就是晉見皇上，見皇上還有好多規矩。”徐話裡有話，這些隨從也心領神會，都說：“徐部長，這規矩我們都懂，什麼東西都沒有帶。”有的還怕徐淡廬不放心，要他檢查一下。徐說：“不用了，你們是毛主席的客人，請進，請進。”客人進去之後，羅瑞卿才放下心來，羅與徐兩人相視一笑。達賴自1954年9月4日到京，到第二年的3月14日離京，又去外地參觀訪問，到4月下旬回到成都。中央的陪同人員送到成都為止，然後由徐淡廬負責將達賴安全護送到拉薩。到達成都時，恰逢周恩來總理、陳毅副總理開完亞非國際會議，飛機經停成都。周總理、陳毅副總理特地到招待所看望了達賴。
1955年5月5日，達賴離開成都回拉薩，周總理、陳毅副總理又到招待所送別達賴。會見結束後，周總理親切地長時間地握著徐淡廬的手，叮囑他說：“一定要將達賴喇嘛平安送回拉薩，然後立即打電報向中央報告。”徐強忍著眼淚激動地對周總理保證，表示如完不成任務願打屁股。周總理告誡他說：“不是打屁股的問題，而是必須保證安全送到。”於是，徐淡廬護送達賴一路風雨兼程，最後安全抵達了拉薩。
出使海外，任駐瑞士大使館政務參贊
1955年徐淡廬結束了在西藏的五年半的工作，調回北京中共中央調查部，隨之去中共中央高級黨校學習一年。學習結束便任李克農的辦公室主任，當時李克農兼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徐又是副總參謀長辦公室主任。另外還擔任中共中央對臺工作辦公室副主任，兼任中共中央統戰部辦公室副主任。1957年，著名報人曹聚仁為了實現兩岸和平統一，充當海峽兩岸的使者從香港回到國內，徐淡廬曾陪同曹聚仁、鄧珂雲夫婦去東北及南方各地訪問、參觀。
1964年，徐淡廬任調查部第二局副局長。不久，他接到新的任務，調到中國駐瑞士大使館工作。之前，我駐瑞士大使馮鉉離任回國，任中共中央調查部副部長；大使館政務參贊賴亞力亦調離。由李清泉新任駐瑞士大使，徐淡廬任使館政務參贊。這期間，中國現代史上發生了一件震驚世界的大事。時值原國民黨代總統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潔從美國到達瑞士，醞釀返回祖國。徐淡廬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協助李清泉大使，為李宗仁夫婦回國做了前期準備工作。
事情要從1949年12月說起。當年，經程思遠安排李宗仁由香港赴美。1955年美國與臺灣當局簽定了《共同防禦條約》，李宗仁認為：這是美國干涉中國的內政，意在製造“兩個中國”，他作為一箇中國人必須旗幟鮮明地表達自己的立場。同年4月，周恩來在印尼萬隆亞非會議上表態，願意採用和平方式解決臺灣問題，此言給了在美國的李宗仁很大的啟發。
1956年至1965年，在香港的程思遠曾應邀五次赴京。1956年，周恩來在宴請程時說：“我們一貫主張全民族團結，一致對外。為了我們偉大祖國和人民的利益，共產黨和國民黨在北伐、抗日中有過兩次合作。今天，雖然彼此處境不同，只要大家以民族和祖國利益為重，國共兩黨可以爭取第三次合作，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周恩來又說，希望臺灣當局派人來大陸考察，還提到請李宗仁回國看看等。程思遠一回到香港，即將北京之行寫信告訴了李宗仁。
周恩來發出統一信息後，程思遠多次回到祖國大陸。1959年，程思遠應邀來北京參加新中國成立10週年慶祝活動，周恩來接見他時說：“李宗仁目前來到北京的時機尚不成熟，將來請你到歐洲去同他談談再說。”1961年6月，程思遠第四次回國，周恩來對他說，要派他去歐洲同李宗仁先生談談，希望李先生對美國不要存有幻想。1963年，周恩來又要程向李轉達，他回國定居我們表示歡迎，可以回國後再去美國，可以方便的時候再回來，也可以在歐洲居住一個時期再定行程。總之，不強求於他，由他自己來決定。
1965年6月13日，程思遠忽然接到李宗仁來自紐約的電話，說他將離美赴瑞士，程即赴北京彙報。因周恩來出國訪問，由周榮鑫（國務院秘書長）轉達，請他去瑞士接李宗仁回國。他到蘇黎世後，將有我方同志同他聯繫，有問題同徐淡廬商量解決。於是，程於6月28日飛抵瑞士蘇黎世。
據徐淡廬回憶：1965年5月，李清泉收到國內急電，說李宗仁將於6月12日自紐約飛抵瑞士蘇黎世，國內派程思遠來瑞士看望李宗仁，希望徐淡廬先去會見李宗仁，瞭解清楚李來瑞士的目的。如果他願意回國，應向他表示歡迎。若李有什麼要求提出，可先不表態，但答應李將其要求向國內反映等。6月19日，徐淡廬同使館另一位同志去蘇黎世會見李宗仁，從下午2時開始，足足談了3個小時。在會談中，徐淡廬告訴李宗仁，他回國看看後，可以來去自由。可以選擇再出國，也可以在祖國定居。李當即表示既然返回祖國，就不再出去了。
徐淡廬曾告訴筆者，他第一眼看到李宗仁時，感到他雖年屆七五，但精神瞿爍，談吐甚健，宛然一副軍人姿容。李見到徐時，有力地握著他的手連連說：“慚愧，慚愧！”
又據徐淡廬回憶，他當天從蘇黎世返回伯爾尼大使館，就向國內作了詳細彙報。他在彙報中說，李宗仁因年事已高，越發感到美帝國主義對他無足輕重，不甘心默默終此一生，故選擇返回祖國。但李提出要先在國外舉行記者招待會，此舉也許是想提高身價，因其畢竟是國民政府的第二號人物。至於李選擇何種方式回國，徐淡廬建議：為防止意外，李應秘密回國；待程思遠來到蘇黎世後，李宗仁夫婦、程三人儘快持原護照乘瑞士班機赴巴基斯坦等地旅遊，但在離瑞士時由我駐瑞士大使館發給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李宗仁一行抵達巴基斯坦首都卡拉奇後，由我駐巴基斯坦大使館人員接到使館暫住，然後持新的護照從巴基斯坦出境，乘巴航飛機去廣州。
很快，國內回電同意了徐淡廬等提出的這些計劃。6月27日徐再次前往蘇黎世會見李宗仁，告知了上述回國計劃。同時也告訴他，為了安全，行動應保密，為此不宜在國外舉行記者招待會，回國後再舉行記者招待會等。
7月13日，李宗仁一行乘瑞士班機離開蘇黎世，途經希臘雅典飛抵巴基斯坦卡拉奇機場，丁國鈺（我駐巴基斯坦大使）接李一行到大使館暫住。18日，在丁國鈺護送下，李一行持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乘巴航飛機飛往廣州。在廣州稍稍休息後，李等又乘飛機於上午11時飛抵上海虹橋國際機場，受到周恩來、陳毅及陳丕顯（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等的迎接。李宗仁受此高規格禮遇，感動之極。9月26日，李宗仁在北京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聲明返回祖國定居，要求實現祖國和平統一。這個消息，震動了世界，在海峽兩岸引起劇烈的反響。周恩來讚揚說：“公安部和調查部辦了兩件大事。公安部改造了一個末代皇帝，調查部爭取了一個國民黨代總統。”
從歷史事實看，實現李宗仁回國，隱蔽戰線的徐淡廬功不可沒，但他作為秘密的情報英雄卻一直湮沒在歷史的煙塵之中。然而，令人感到惋惜的是，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他竟然受到造反派的陷害，身陷囹圄長達7年之久，身心受到嚴重摧殘，以致晚年疾病纏身。“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徐終於得到平反，重回國家安全部工作。2006年12月6日，徐老因病在北京西苑醫院逝世，享年89歲。筆者當時在莫斯科俄羅斯科學院遠東所訪問，連弔唁的機會也沒有，至今難以釋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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