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刑罚之一，又称极刑、处决、生命刑，指行刑者基于法律所赋予的权力，结束一个犯人的生命。
一般而言，死刑能起到多种作用：剥夺犯罪者再次犯罪的能力，震慑社会上的潜在犯罪人，安抚被害人及家属，满足社会报应思想，肯定守法者的守法行为，等等。
面对一个罪大恶极的杀人犯，你是否支持判处其死刑？
每当社会上出现恶性案件，这一问题都会引发网友的广泛讨论。网友的观点代表民意，而民意每次都出奇地统一：
死刑！立即执行！
这和法律界公认的“废除死刑”趋势完全相反。法律界也有自己的苦衷，由于中国是世界上执行死刑最多的国家，因此常年被已经废除死刑的发达国家以人权为由施加压力。
作为对废死思潮的反弹，民间“反对废死”的呼声同样高涨，两种声音长期共存，谁也说服不了谁。
有些时候，民意可以得到满足。今年2月9日，“绿城保姆纵火案”凶手莫焕晶被判处死刑。3月20日，“白银连环杀人案”凶手高承勇被判处死刑。8月23日，“上海杀妻藏尸冰箱案”凶手朱晓东被判处死刑。网友纷纷表示大快人心，当然说“死刑都便宜他了”的也大有人在。
还有些时候，法律令民众感到无力。比如最近微博上热议的“13岁少女肢解同窗案”：2012年，广西一名未满13岁的小学六年级少女，因不满同班同学比自己长得漂亮，将同学杀害并肢解。因作案时未满十四岁，依法不追究刑事责任，仅收容教养三年。
简单算一算，2015年的时候她就已经回归社会了，可能就生活在你我身边，令人不寒而栗。于是网友表示：
网上流传着这么一句话：你可以给犯罪者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但谁能给被害人一个复生的机会呢？这正是一般人对死刑的想法。
大家的逻辑很简单：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在死刑这个问题上，东野圭吾比我们走得更远。他并不是单纯地支持或者反对死刑，而是在两部社会派推理作品中，站在两边的立场上，探讨了死刑的必要性和法律的无力性。
2004年，东野圭吾在《彷徨之刃》一书中，讲述了一位父亲亲眼见到女儿被蹂躏惨死的录像后，决定以极端的方式亲自手刃未成年凶手的故事，矛头直指保护少年犯而忽视被害者立场的日本《少年法》（类似我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
韩版《彷徨之刃》电影剧照
2014年，东野圭吾又交出了一份更有针对性的答卷，即《虚无的十字架》。在十年之后的这本书中，东野常常借人物之口，记录下对“是否支持死刑”的正反两方观点的思考。
让我们来看一看东野的回答。
01 被害者家属的救赎之路
走出伤痛的第一步
案件发生之前，中原和小夜子原本是一对幸福的年轻夫妻。他们育有一个8岁的独生女儿，一家人过着宁静的生活。
那一天，中原在上班，小夜子需要去一趟超市，便把女儿一个人留在家里。没想到，就在短短几十分钟内，孩子被入室抢劫的罪犯杀害了。
这便是《虚无的十字架》开篇的沉重故事。
东野圭吾 《虚无的十字架》这是读书猫介绍的第190本书
失去爱女的悲痛已经使他们无法承受，刑警的侦查工作更是雪上加霜。警察需要调查幼儿是否死于父母的故意或过失，但这样的调查却在无意中加剧了中原和小夜子的痛苦、内疚和自责。
被害者家属，从案件一开始，就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折磨。
爱女死后，中原和小夜子夫妻陷入巨大的悲痛，好像人生都失去了意义。不久，凶手被捕，他们终于找到了具体的憎恨对象。“等待凶手被判死刑”，成了他们活着的唯一目标。
而等到凶手真正被判处死刑后，支撑着他们的目标实现了，两个人又陷入巨大的失落和空虚。因为死刑判决并不能让死者复生，也不能真正为他们带来救赎。
为了忘掉这段伤痛，中原和小夜子离了婚，换了职业，走上了漫长的自我救赎之路。一个家庭就此毁掉，两个人的人生再也回不到从前。
被害者家属失去的不止是一位亲人，还有他们原本可以幸福美好的未来。
我们可以从故事中感受到东野对被害者家属深切的同情和悲悯。站在被害者家属的立场上，东野认为，立法者在立法时普遍没有考虑到被害者家属的心情和感受。
比如，在日本，一般要杀害多人或手段极其残忍才会被判死刑。这种法律设置自然有其道理，因为如果不论轻重，只要害死了人便一律判死刑，那么犯罪者会产生这样一种心理：“杀一个也是死，不如多杀几个”，更不利于社会安全。
但是，这种法律逻辑，被害者家属如何能接受？在《虚无的十字架》中，东野写道：“说什么只杀了一个人，不会判死刑，这也未免太奇怪。”《彷徨之刃》中，他说：“让误入歧途的少年改过自新固然重要，但是有谁来医治无辜被害人心理所受的伤害呢？”
每一件犯罪，落到一个家庭头上就是100%的痛苦。
离婚后的小夜子最终选择成为了一名记者，专门报道刑事案件。她在报道中这么写道：
遗族绝对无法从死刑判决中得到任何救赎，对他们来说，凶手的死是理所当然的事。对遗族来说，凶手的死根本不是‘偿还’，只是走出伤痛这条漫漫长路上的某一站而已。……但如果连这种为数不多的歇脚站也被夺走，遗族到底该怎么办?在这段论述中，东野刻画出了被害者家属微妙的心理变化：虽然死刑判决不能让死者复生，但却是帮助被害者家属走出伤痛，内心得到疗愈这个过程的重要一环。
02 犯罪者的反省
真正的惩罚在于心灵
在《虚无的十字架》和《彷徨之刃》两部小说中，东野都把凶手塑造成了毫无反悔之意的再犯。
《虚无的十字架》里的凶手蛭川过去已经杀过一个人了。在害死小女孩时，他还在假释期间。庭审过程中，蛭川一开始还积极求生，但随着诉讼程序进展，他逐渐对“死刑”一词变得麻木。到最后，死刑对他来说反而变成一种解脱，到死也没有真正反省。
《彷徨之刃》中，不论是以凌辱少女为乐的少年犯，还是疏于管教、只会替儿子开脱的父母，同样没有认真反省过自己，一心只想着如何逃避追捕、如何脱罪，让读者恨得牙痒痒。
《彷徨之刃》
东野圭吾这么写，正是为了让读者自己体会到：不论是对被害者家属、社会大众，还是对犯罪者自己而言，最重要的，都是让犯罪者真正反省，用尽一生赎罪。
借书中被害者家属之口，东野说：“我们想听求处被告死刑这句话，即使无法如愿，至少希望在法庭上听到‘死刑’这两个字。”“审判并不是决定量刑而已，必须控诉被告的犯罪行为有多么严重，必须让被告知道，他犯下了滔天大罪。”
江歌妈妈江秋莲接受记者采访
但是，在让犯罪者发自内心忏悔这件事上，本该起作用的法律系统，却是失职的。东野调查了日本犯罪者的再犯数据，发现了令人震惊的情况：受刑人在出狱五年以内，再度回到监狱的比例将近五成。如果将范围缩小到杀人，有四成凶手都有过前科。
因此，他在《虚无的十字架》中表示：“把犯人关进监狱根本起不到让犯人改邪归正的作用，更无法预防犯罪，只是单纯从物理上把犯人和社会隔离开。”
东野笔下的少年犯，由于有《少年法》保护，很难受到严厉的处罚；被判处死刑的蛭川因为对生命灰心丧志，至死没有反悔，而他第一次坐牢时，行为和心灵也完全没有得到矫正。那么，究竟应该如何让犯罪者真心悔过呢？这个问题，东野暂时也无法给出答案。
03 东野圭吾、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加缪
东野作为理科出身的畅销作家，在对犯罪和刑罚的论述中体现出了强大的文科素养和深度的人文关怀。他在小说中对人性的深刻反思，反而更贴近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9世纪创作的小说中关于罪与罚的思考，而与20世纪的“废死主义者”加缪相去甚远。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28岁时，曾因参与反对沙皇的革命活动而被捕，被判四年苦役，在西伯利亚鄂木斯克囚堡流放了十年。这十年的服刑经历给他带来了思想上的巨变。186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以自己在苦役营的切身经历为基础，发表了纪实文学《死屋手记》。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
书中，陀氏认为，犯罪和犯罪之间差别巨大，然而刑罚却是相同的。一个为了捍卫自由和生命不得已杀了人的犯罪者，和一个专门杀幼儿、以欣赏被害人恐惧取乐的犯罪者，受到同样的刑罚，这样公平吗？
这和东野圭吾在《虚无的十字架》中借犯罪者辩护律师的口说出的“两起完全不同的事件，但结论都一样，都是一句简单的死刑。我认为，不同的事件，应该有各种不同的、更符合每起事件的结局”有异曲同工之妙。
和东野一样，陀氏也认为，和一次也没有反省过的犯罪者相比，真正有良心、有人性的犯罪者，他对自己内心的审判比最严厉的法律还严酷无情，这已经足以使他痛不欲生。陀氏在1866年发表的小说《罪与罚》便体现了这一思想，书中男主人公拉斯柯里尼科夫在犯罪后，一直在承受良心的煎熬，饱受精神上的折磨。
陀氏在生前最后一部作品《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重申了自己对现有法律的质疑：“虽然犯罪分子被机械地开除了，而且被流放到远方，眼前清静了，但是马上会有另外一名甚至两名罪犯来代替他的位置。”这和东野对监狱制度的反思同样如出一辙。
并不是所有的思想家都使用这种脑回路思考，比如加缪就是坚定的废死主义者。他在1957年写出的《思索死刑》一书中强调，死刑存在误判的可能性，一旦执行便无法挽回。
阿尔贝·加缪
加缪并不是同情死刑犯的那种人道主义者，他和我们一样对犯罪深恶痛绝。但他认为，死刑的威慑力只是一种虚构。并且，当我们面对死刑感到“爽快”时，我们就很容易迈出道德的界限，堕落成和犯罪者一样的人。
东野和陀氏两个人的小说隔了一个多世纪遥相呼应，中间却也存在着加缪这样的声音。可见，犯罪和刑罚是永恒沉重的议题，一旦触及到人性和伦理的基本问题，谁都不敢说自己掌握的就是绝对的正确答案。
我们只能希望，通过不断的思考、讨论、观点碰撞，能够最终推动法律的完善，犯罪率的下降，和人心的救赎。
这是否也是我们这些局外人从对犯罪的恐惧中获得自我解脱的一种方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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