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川（徐胜凯摄影作品）
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时，党中央和国务院对宁夏建区时的政权建设十分重视，为了配备一支高素质、高水平的干部队伍，党中央和国务院对宁夏建区时的政权建设十分重视，从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抽调了一大批精通业务、党性强、素质高的干部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各级领导班子。
为了配备优秀的回族干部队伍，先后将刘格平、甘春雷、马玉槐、李微冬、丁毅民、刘震寰等回族干部调入宁夏，这些回族干部在调入宁夏前都担任重要的领导职务，如刘格平调入前任中央政府民委主任，甘春雷调入前任国家民委副主任，李微冬调入前任中国回族文化协进会副主任。
这些回族干部都是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就入党的老革命，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
由他们组建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领导班子，无疑对宁夏和银川民族地区的建设，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除了回族干部外，还有汪锋、王金璋、吴生秀、刘继曾等一大批汉族干部。
党中央还配备了一大批业务能力强、综合水平高的干部负责自治区的各项事业建设。
如参与自治区计划经济工作的马信、夏似萍等人都在国家计委担任重要领导职务。马信调入前任热河省计委副主任，夏似萍调入前担任国家计委副局长等职。
参加筹建宁夏政法机关队伍建设的有韩幽桐、马钊等人。韩幽桐是1926年参加革命的老革命，调入前担任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副庭长等职。
此外，还有担任宁夏科委主任的鹿鸣，早年留学日本，是党内熟悉科技工作的优秀人才。
这样一大批优秀的干部来到银川，无疑对银川的政权建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使得银川的政权建设迅速得到巩固和发展。
1958年8月7日，中共宁夏工委任命王志强为中共银川市委第一书记、代理市长。
此时宁夏回族自治区即将成立，银川市升格为地级市，中共银川市地委随之撤销。
1958年9月，银川市召开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选举王志强为市长，郭文举、戴月、李振邦为副市长。
银川市领导干部中的大部分是从甘肃、北京等地调入宁夏工作的。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银川工业开始有了发展。
银川市电厂、银川毛纺厂、灵武磁窑堡煤矿、石沟驿煤矿、贺兰县农业机械厂、王太堡农业试验场等就是在这个时期建设起来的。
当时的工业与新中国成立前相比虽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设备和技术还是落后的。
如银川农具厂等几个小厂仅可制造农具、日用金属品以及打浆机、弹花机等简易机器。
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为宁夏工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当时国家和兄弟省市在人、财、物等方面对宁夏给予极大支持，大大加快了宁夏工业建设步伐,使工业也得到较大的发展，并由修理为主转为制造为主。
在“二五”时期的前三年，先后建成了银川机械修理厂、银川电动机厂、新星机械厂、银川拖拉机修理厂，并扩建了银川农具厂等。
这些小企业生产了一些简易工业设备和大量半机械化农具，有力地支援了全区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建设，特别是促进了农牧业的发展。
1959年从沿海城市一些企业抽调部分人员和设备与银川地区一些小厂合并，建成了一批具有一定规模的新企业。
这些企业虽然当时规模还不大，但是生产设备比较先进,产品工艺水平较高。
它们是宁夏工业由制造简易产品向高级产品过渡的转折点。
据中共银川市委1960年3月9日统计的《银川概况》记载，银川“现全市共有市属大小工厂35个(国营34个，合营1个) ，生产生产资料的15个、消费资料 20个。目前除铝厂、墨水厂、啤酒厂等3个单位外，30个单位均投入生产”。
该报告还就工厂职工队伍做了统计。“现有工业职工7662人(回族545人，不包括区属和社办的) ，比1958年增加4640人，较1956年的276人增长26.7倍。现有职工中技术人员较少，仅有工程师1人，技术员24人，技工虽有5439人，很多是二、三级的，六级以上的也很少。徒工1270人，干部511人。有回族工人344人，回族技术员6人，回族女职工191人”。
1959年1月10日,《宁夏日报》报道，由上海、南京等地迁来支援宁夏建设而组建的银川被服厂、银川五金厂、银川电料厂、康乐木器厂等15个工厂，短期内纷纷投产，产品上市。
1959年12月，银川机械修配厂试制成功了一台重达150吨的大型球磨机。
1960年11月，银川车辆厂成立，主要生产力车配件并开始生产成套力车。
1962年1月，银川市轴承厂成立，主要产品是 轴承和力车钢珠。
银川起重机器厂始建于1958年，从银川机器修理厂分出后厂址选在新城区永青东街。
伴随着移民的迁入和工业厂矿的兴起，银川市的城市布局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银川老城区以西，以包兰铁路两侧和原银川新满城为中心，建起了银川市的新城区。
银川市新的工矿企业大多集中在这里，原来的荒滩和不毛之地变成了绿洲和工业区。
银川毛纺厂、银川通用机械厂等一批工业企业在铁路东西两侧陆续建立，并创办了宁夏第一所高等学府---宁夏大学。
新城区人口迅速增长，1964年达到36657人，占银川市人口的 19.71%，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833人，此后新城地区开始了工业大发展时期。
随着自治区的成立，大量移民的迁入，大批工厂企业的兴建，使得银川市的经济发展迈上了新的台阶。
自治区成立前的1957年，银川市总人口只有28.41万人，国内生产总值9495万元，工业总产值2024万元，农业总产值5511万元，粮食产量9.98万吨，油料产量2160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515万元，地方财政收入总额691万元。
到了1960年，银川市人口达到40.63万人，实现国内生产总值2.26亿元，工业总产值8681万元，农业总产值5080万元，粮食产量8.57万吨，油料产量1463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6152万元，地方财政收入总额达到1925万元。
这些成就的取得都与移民密不可分。
移民文化对银川当地的民风民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特别是回族、汉族的民风民俗有了一定程度的融合和共存。
饮食上，汉族人几乎习惯了回族人的餐饮。
银川境内的饮食种类多样，如四川火锅、新疆羊肉串、云南过桥米线、东北水饺等东南西北饮食方式无所不有。
银川饮食文化在接受外来饮食文化的同时也进行创新，如四川火锅的辣味被大大降低，汤料中又加入了宁夏的红宝枸杞、黄宝甘草和盐池的羊肉，既迎合了银川人的口味，又增加了营养成分。
迁入型的人口必然带来民族成分的增加。1949年，银川只有回、汉等6个民族，1957年增加到13个，到1965年，增加到23个。
自治区成立时，国家从京、津、沪等地调迁人员，支援宁夏建设，银川市接受了许多来自天南地北的移民，银川的移民居住相对分散，与银川本地居民杂居，加之银川地理环境相对开放，所以银川的各地移民的方言受到同化的程度较大。
根据对银川市移民家庭的调查发现，第一代移民仍然使用来源地的方言，但语音有不同程度的变化。
第二代移民（第一代移民间或同本地人通婚的后代）的语言状况有两种：
一是他们既能流利地讲银川话,也能够讲父母的方言；二是只能讲银川话，已经不能讲父母的方言了，但能听懂父母的话。
对于第一种情况的家庭,家庭成员间的交流，第二代移民有时候会使用父母的方言。
第二种情况的家庭，家庭成员间的交流，第二代移民已经完全不能讲父母的方言了。
调查结果说明，在银川，移民语言的同化在第二代人中就基本完成。
同化速度最快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与上面提到的移民的分散居住有关，另外还与第二代移民的生理、心理发展过程有关。
移民经历了从早期对本土文化的被动接受，到后期对本土文化的主动输入的过渡，第二代移民的生理、心理发展过程则天然地伴随着这种文化接受和输入，并最终实现了文化上的多元选择。
移民引起的语言文化扩散的结果除了表现为移民的语言受到本土语言的同化外，还表现为本土语言受到移民语言的异化。
所谓异化就是指由于移民的影响，银川本地人的语言使用、语言态度等变得和以前有所不同。
首先是“宁大话”（宁大指宁夏大学）的出现，继而银川人又普遍使用普通话。
“宁大话”是银川地方方言在向普通话靠拢的过程中曾经出现的一个过渡性的语言流派，是银川话的变异。
“宁大话”的形成与自治区成立时的人口大迁徙有着密切的联系。
这些移民带着他们的乡音，与银川方言发生了碰撞，必然对银川方言产生一些影响。
由于这些移民大多来自经济文化相对先进的大城市，他们在银川人眼中是先进文化的代表。
由于交际的需要，使说银川话的银川本地人与文化上占优势的移民发生直接或间接的接触，银川人有意无意地吸收了先进文化，在银川方言基础上学说普通话。
由于移民文化的影响,又形成当今银川亲属称谓有“同一关系、多个称谓”的现象。
根据《银川方言志》的记载，老派银川人使用亲属称谓是一种关系与一个称谓词对应，现在银川亲属称谓发生了变化，有“同一关系，多个称谓”的现象。
比如称呼“外祖母”，有“奶奶、外奶奶、姥姥、外婆”;“岳父、岳母”的称谓，有“外父、老丈人、外母、丈母娘”；“父亲”的称谓,有“爹、爸爸、大、大大”等等。
这些亲属称谓词的变化，就是受到了移民语言的影响，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移民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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